知堂书话-第14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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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具有高度的东亚共通性，特别在文艺方面为多，使中国人容易能够了解
与接收，其阻隔只在言语一层上，若有妙手为之沟通，此事即可成就。稻孙
先生此选，以谨严的汉文之笔，达日本文的情意，能使读之如诵中国古诗，
无论文情哀乐如何，总之因此引起其感兴，多得知人情之味，此正是所谓胜
业，亦复功不唐捐者也。西儒有言，文学的最高贵的是在于拭去种种的界限
与距离，岂不信哉。我不知诗，岂能谈译诗，今但于诗之上下四旁言之，写
得数十行，聊作跋语，以表示对于译诗者之敬意云尔。
□1941 年4 月3 日刊《新中国报》，署名知堂
□未收入自编文集
骆驼祥子日译本序
中国新文学之兴起，于今才二十馀年，时间还很短，成绩自然也就不能
很好。大抵在多少有传统的根基存在的地方，新的成就也比较的明显，例如
散文作品、小说与随笔都还相当的发达，比起诗歌戏曲来，在量与质上似均
较优。这里边当然有好些原因，但是语言问题恐怕是其中重要的一个。文学
中的事与理，即内容尽可随时变更，只要有“诚”存在便好，可是表现的形
式假如不称心，缺少了“达”，那就不能令人领解其佳处了。小说与随笔之
发达较快，并不在于内容上有传统可守，不，在这上边其实倒很有些变更了，
它们的便宜乃是由于从前的文字语言可以应用，不像诗歌戏曲之须要更多的
改造。中国用白话写小说已有四五百年的历史，由言文一致渐进而为纯净的
语体，在清朝后半成功的两部大作可为代表，即《红楼梦》与《儿女英雄传》。
现代的小说意思尽管翻新，用语有可凭藉，仍向着这一路进行，至老舍出，
更加重北京话的分子，故其著作正可与《红楼》、《儿女》相比，其情形正
同，非是偶然也。竹中先生精通中国文学与世相，近来费其一年馀之光阴，
尽心力以翻译老舍所著的《骆驼样子》，殆亦着眼于此。近日译成付梓，征
序于余，余久不读新文学书，今但就感想所及，写此数行，聊以塞责，若关
于文学批评，则当俟之识者，非鄙人之力所得及也。
中华民国三十一年九月二十五日于北京，周作人识。
□1942 年10 月刊《万人文库》，署名周作人
□未收入自编文集
诗经新注
数年前买得《日本古典丛书》本《万叶集品物图绘》二册，是《毛诗名
物图说》一流书，第二册卷首解题追记中说及此外还有山本溪愚的《万叶古
今动植正名》，就《万叶集》《古今和歌集》中所有名物加以考订，也是很
有价值的书。我便留意搜求，不久也收得一册，乃是著者死后二十三年纪念
出板，全书不分卷，但分列草竹木鸟兽鱼虫等十部，共计二百五十二品，附
绘图二十九幅。
山本溪愚世为儒医，精通本草学，善绘画，所图画动植凡千四百幅三千
馀种，皆极精美，又能诗文，著有《对竹斋诗集》及七经解，俞曲园先生见
之，曾贻书称其能诠明古学，真有志之士也云。动植图惜未得见，惟寒斋有
《蠕蠕集》二册，一为《百虫诗》五十五首，由本鸿堂著，即溪愚之犹子，
二为《百虫画》，自蚕至蚯蚓凡六十六图，竹山氏模写溪愚原画，本板着色，
其他各种虽云将续刻，似未实现，故遍觅不可得。
经解只有《诗经新注》一种三卷，铅印三册，明治癸卯出板，著者是时
年七十七，即以是年卒。真下氏跋言先生兼精于本草，鸟兽虫鱼草木之名无
所不识，辨识名物诚为新注之一特色，其说诗亦时有新意，如绪言末条云，
盖尝论之，诗之三体，颂不及雅，雅不及风，以其益文而远于质也。卷端有
拟小序，以《野有死麋》《静女》《桑中》《采葛》《大年》《丘中有麻》
《山有扶苏》《褰裳》《丰》《东门之。。》《溱洧》《东门之枌》《东门之
杨》为淫诗，云孔子所尝删去，再入选中者，盖淫哇之诗常存于口碑，如“玉
树后庭花”在盛唐犹存是也。于《静女》注中又云，此盖秦火散佚之馀，学
者欲存三百篇之后，所谬混入也。虽孔子删诗之说现已知不可信，惟其解说
亦复新颖可喜。自言三世遵奉朱子之学，然及注经，“其所可疑者不敢回避”，
此种学者态度甚可佩服。余虽非经生，惟四书五经曾经读过，其中对于《诗
经》与《论语》一知半解，时常翻阅，得山本氏《新注》，亦颇有用处。前
日偶从东京得真下氏著溪愚山本章夫先生小传，见所载大樱黄鸡二图及著作
目录，因记寒斋所有诸书，由《动植正名》而归结到《诗经新注》，亦是奇
缘也。
□1943 年9 月刊《古今》30 期，署名周作人
□收入《书房一角》
正仓院考古记序
不佞读大村西崖所著《正仓院志》，始知正仓院及其古物，心向往之，
此已是三十年前事矣。嗣于平子铎岭书中得见二三麈尾图，又在别处见开元
年款制墨影片，皆是正仓院藏物，令人惊且喜，此固是千馀年前古器物，第
其用不仅限于考古，实在可以说是读书常识之一部分，现今学子亦多应知道
者也。我辈谈墨上溯南唐，却亦无人见过，今明皇时墨实物尚存，且在沉香
亭赋诗之前，岂非奇珍，可开眼界。自读《世说新语》，莫不知有麈尾其物，
平常总以为形似拂子，然则王谢家风乃与禅和子无殊耶，正如古德执持现时
如意，争能搔背，都非考查旧物，不能知其本来面目，读书作画亦便处处障
碍也。
夫正仓院御物在日本为国宝，其重要意义所当别论，在异国之人立场自
未免稍异，不佞所最感兴味者，乃在于因诸遗物得以窥见中国过去文化之一
斑，而此种种名物在中国又多已无考，日本独尚有保存，千百年后足供后人
瞻仰赞叹，其为惠实大矣。若日本特殊文化，研究非易，泰西法勒耳翁辈虽
有论列，今未及问津，宁从盖阙。唯古称同种同文，则语本无根，泥古而不
通今，论学大忌，知或以与中国有关之资料为唯一证据，以为日本古文化即
是如此，斯则陷于大谬，无一是处，有如瞽人扪烛以为是日，不但按灭烛光，
抑且将灼其指矣。
傅芸子先生在日本京都讲学有年，特蒙便宜，得至奈良数次参观正仓院，
写成考古记一卷，将以问世，命写序文。傅先生倾倒其该博之学识与经验，
以成是书，记录考证，备极详明，辅以多数图象，有益于吾国学子者极大，
更奚俟不佞赘言，唯见著书主旨大段与鄙意相合，私心窃喜，因不辞固陋，
略述所见，用以塞责云尔。
中华民国廿九年九月三十日。
□1944 年11 月刊《文史》1 期，署名十堂
□未收入自编文集
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序
梁盛志君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治史学，又留学日本，专心于中日文化
交流史迹之研究，历有年所矣。近日更就文学方面，寻求两国相互之关系，
编为一书，携以相示，且属作序。余年来不写文章，又俗务繁冗，亦苦无暇，
唯读梁君之作，不禁有所感触，为书数行。梁君近若干年中始终致力于日本
文化之研究，过去无人注意日本文化，梁君孜孜为此，正是寂寞之工作，现
在几乎尽人皆言日本文化，粱君仍屹然守其故辙，此寂寞恐亦与前此不相下
也。
昔曾有言，在非亲日时或者觉得未免亲日，在亲日时又似乎有点不够客
气了。凡对于日本事情说真实话的，永远难免此难。余读国际文化振兴会征
文集中梁君之文，甚为梁君幸，但心中亦实颇为梁君危。梁君知日本颇深，
而意又甚诚，故所言悉从衷心发出，在现今中国人多以日本人口吻谈日本文
化之时，梁君独真率地发表其中国人的意见，其不被视为谤书者盖几希矣。
乃振兴会独有取焉，审查报告中且有人云，愿得闻诚实的苦言，胜于肤泛的
谀词，此不徒梁君之幸，若稍夸大言之，谓中日相知以至相和之机即基于此，
亦无不可。梁君本此精神，益勉力于交互绍介之工作，为两国造百年和好之
因，实为一大事，此书从文学上说明中日文化交流之事实，正是此工作之一
部分，今得早日出版，大可喜也。
余老而为吏，于文事日以疏远，但得见学问道上仍有安寂寞者矻矻工作，
实为大幸，故写此篇以应其需，若文章之芜杂，则固已审知之矣。
中华民国三十一年二月十日。
□1944 年11 月刊《文史》1 期，署名十堂
□未收入自编文集
白川集序
我认识傅芸子君已有十年，现在北京图书馆及北大文学院任职，更朝夕
可相见，但是提及傅君，总即令人想到北白川，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
傅君客日本京都甚久，居于白川之滨，我们平时通讯写熟了这地名，现
在傅君结集居东所作文章，题曰《白川集》，觉得这名字是再适切也没有的
了。傅君为人敦厚温雅，日本语所谓美也比远，此可云都人士也。其在日本
京都与在中国北京同样的相宜，其所研究者为两国之艺文文物，又特注重于
相互之关系，如俗语有之，此宁非宝剑赠与钟馗耶。
今人盛唱文化交流，此诚为当务之急，唯文化交流其实是古已有之，其
年月固甚长远，其成绩因之亦更广大，非后人所能企及。近世中国之注意日
本事情者，固亦大有人赞叹其固有之美，然大半对于过去两国间之文化交际
特致其留连欣慕之意，实例至多，即傅君此集，其用意盖与《正仓院考古记》
相同，亦正可为最近的一好例子也。
窃意异民族间文化相通，自亦各有其饱和之度，今言中日文化交流，似
不重在互为炫售，第一当谋情意之交通，如是则言昔年相互之关系，或今日
各自之殊异，其用处均极大，学术艺文之书而有外交政治之用，谅当为东亚
国士所许可欤。
我愿傅君或继此而更有《北海集》之作，以北京为中心，为乡土研究之
探讨，此于傅君亦是极适切之胜业，且与以前工作相合正如鸟之两翼。古人
有言，得陇而望蜀，此殆人之常情，幸傅君勿笑也。
三十一年十月十八日。
□1944 年11 月刊《文史》1 期，署名十堂
□收入自编文集
茶之书序
方纪生君译冈仓氏所著《茶之书》为汉文，属写小序。余曾读《茶之书》
英文原本，嗣又得见村冈氏日本文译本，心颇欢喜，喤引之役亦所甚愿，但
是如何写法呢。关于人与书之解释，虽然是十分的想用心力，一定是挂一漏
万，不能讨好，唯有藏拙乃是上策，所以就搁下来了。
近日得方君电信，知稿已付印，又来催序文，觉得不能再推托了，只好
设法来写，这回却改换了方法，将那古旧的不切题法来应用，似乎可以希望
对付过去。我把冈仓氏的关系书类都收了起来，书几上只摆着一部陆羽的《茶
经》，陆廷灿的《续茶经》，以及刘源长的《茶史》。我将这些书本胡乱的
翻了一阵之后，忽然的似有所悟。这自然并不真是什么的悟，只是想到了一
件事，茶事起于中国，有这么一部《茶经》，却是不曾发生茶道，正如虽有
《瓶史》而不曾发生花道一样。这是什么缘故呢。中国人不大热心于道，因
为他缺少宗教情绪，这恐怕是真的，但是因此对于道教与禅也就不容易有甚
深了解了罢。
这里我想起中国平民的吃茶来。吃茶的地方普通有茶楼茶园等名称，此
只是说村市的茶店，盖茶楼等处大抵是苏杭式的吃茶点的所在，茶店则但有
清茶可吃而已。茹敦和《越言释》中店字条下云：
古所谓坫者，盖垒土为之，以代今人卓子之用。北方山桥野市，凡卖酒浆不托者，
大都不设卓子而有站，因而酒日酒店，饭日饭店。即今京师自高粱桥以至圆明园一带，盖
犹见古俗，是店为之店，实因坫得名。
吾乡多树木，店头不设坫而用板桌长凳，但其素朴亦不相上下，茶具则一盖
碗，不必带托，中泡清茶，吃之历时颇长，曰坐茶店，为平民悦乐之一。士
大夫摆架子不肯去，则在家泡茶而吃之，虽独乐之趣有殊，而非以疗渴，又
与外国人蔗糖牛乳如吃点心然者异，殆亦意在赏其苦甘味外之味欤。
红茶加糖，可谓俗已。茶道有宗教气，超越矣，其源盖本出于禅僧。中
国的吃茶是凡人法，殆可称为儒家的，《茶经》云，啜苦咽甘，茶也。此语
尽之。中国昔有四民之目，实则只是一团，无甚分别，摚鹬浞炊嗨孜铮�
可为实例。日本旧日阶级俨然，风雅所寄多在僧侣以及武士，此中同异正大
有考索之价值。中国人未尝不嗜饮茶，而茶道独发生于日本，窃意禅与武士
之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