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堂书话-第10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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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ikoi）是也。他们的师父是从古地恩来的什农（Zenon），因为在亚坡
隆庙的画廊（Stoapoikile）间讲学，故得此名。吉地恩属于拘布洛斯，也是
爱神亚孚洛迭德的治下，这位老师却跑到多猫头鹰的雅典去侍奉智慧，实在
是很可佩服的。这派主张顺应自然的生活，而人有理性，有自然的幸福的生
活，即在具备合理的德性，由聪明以及勇敢中庸公平，达到宁静无欲的境地。
忘记是谁了，有一个西洋人说过，古代已有斯多噶派伊壁鸠鲁派那样的高尚
的道德宗教，胜过基督教多矣，可惜后来中绝了。本来我对于希腊之基督化
很有一种偏见，觉得不喜欢，画廊派的神灭论与其坚苦卓绝的风气却很中我
的意，但是老实说他们的消灭也是不可免的，因为他们似乎太是为贤者说法
了，而大众所需要的并不是这些，乃正是他们所反对的烦恼（Pathos），即
一切乐、欲、忧、惧是也。所以无论精舍书院中讲的什么甚深妙义，结果总
只是几个人的言行与几卷书之遗留，大众还是各行其是，举行亚陀尼斯、迭
阿女索斯、耶稣等再生的神之崇拜，各样地演出一部迎春的古悲剧，先号而
后笑。这种事情原也可以理解，而且我再说一遍，这是无可免的，画廊派之
死亦正是自然的吧，不过，这总值得我们时时的想起，他们的思想与生活也
有很多可以佩服的地方。
其次因说到画廊而想起的是张挂着许多字画的那画棚。新近恰好是旧历
乙亥的新年，这二十多天里北平市上很是热闹，正与半夜所放爆仗之多为正
比例，厂甸摆出好多好多的摊，有卖珠宝、古董的，也有卖风筝、空钟、倒
拽气、糖壶卢的，有卖书籍的书摊，又有卖字画的用芦席盖成的大画棚。今
年的芦席棚实在不少，比去年恐怕总要多过一半，可以说从师范大学门口一
直盖到和平门外的铁路边吧。虽然我今年不曾进去窥探，从前却是看过的，
所以知道些里边的情形。老老实实的说，我对于字画的好坏不曾懂得一毫分，
要叫我看了这些硬加批评，这有如遇见没有学过的算学难题，如乱答要比曳
白更为出丑。这怎么办呢？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因为我不懂得，那么除不说
外也实在别无办法。我说知道的只是云里边挂满了字或画而已，里边当然有
些真的，不过我们外行看不出，其假的自然是不很好，反正我总是不想买来
挂，所以也就不大有关系。还有一种不同的画棚，我看了觉得较有兴趣，只
可惜在琉璃厂一带却不曾遇见。这就是卖给平民妇孺们的年画摊。普通的画
都是真迹画，无论水墨或着色，总之是画师亲笔画成，只此一张别无分出，
年画则是木版画，而且大抵都着色，差不多没有用水墨画的，此二种很不相
同之一点也。
世界上所作版面最精好的要算日本。江户时代民众玩弄的浮世绘至今已
经成为珍物，但其画工雕工印工们的伎俩也实在高明，别人不易企及。中国
康熙时的所谓姑苏画制作亦颇精工，本国似已无存。只在黑田氏编的《支那
古板画图录》上见到若干，唯比浮世绘总差一筹耳。日本的民间画师画妓女，
画戏子，画市井风俗，也画山水景色，但绝无抽象或寓意画，这是很特别的
一件事。《古板画图录》的姑苏画里却就有好些寓意画，如五子登科、得胜
封侯等，这与店号喜欢用吉利字样一样，可以说是中国人的一种脾气，也是
文以载道的主义的表现吧？在我们乡间这种年画只叫作“花纸”，制作最好
的是立幅的《大厨美女》，普通都贴在衣厨的门上，故有此称，有时画的颇
有姿媚，虽然那菱角似的小脚看了讨厌，不过此是古已有之，连唐伯虎的画
里也是如此了。但是那些故事画更有生气，如《八大锤》《黄鹤楼》等戏文，
《老鼠嫁女》等童话，幼时看了很有趣，这些印象还是留着。用的纸大约是
上过矾的连史，颜色很是单纯，特别是那红色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涂在纸上
少微发亮，又有点臭气，我们都称它作猪血，实在恐不尽然。现在的花纸怎
么样了呢，我不知道，恐怕纸改用了洋纸，印也改用了石印了吧，这是改善
还是改恶，我也不很明白，但是我个人总还是喜欢那旧式的花纸的。花纸之
中我又喜欢《老鼠嫁女》，其次才是《八大锤》，至于寓意全然不懂，譬如
松树枝上蹲着一只老活狲，枝下挂着一个大黄蜂窠，我也只当作活狲和黄蜂
窠看罢了，看看又并不觉得有什么好玩。自然，标榜风雅的艺术画在现今当
为志士们所斥弃了，这个本来我也不懂得，然而民间画里那画以载道的画实
在也难以佩服，画固不足观，其所表示者亦都是士大夫的陈腐思想也。
从希腊的画廊派哲人说起，说到琉璃厂的卖字画的席棚，又转到乡下的
花纸，简直是乱跑野马，一点没有头绪，而我所要说的实在又并不是这些，
乃是李洗岑先生的文集《画廊集》耳。洗岑在集子里原有一篇谈年画的文章，
而其坚苦卓绝的生活确也有点画廊派的流风，那么要把上文勾搭过去似亦未
始不可以，反正天地万物没有绝无关系的，总可说得通，只看怎么说法。话
虽如此，我究竟不是在乱扯做策论，上边这趟野马不肯让它白跑，仍旧要骑
了去拜客的。我很主观的觉得洗岑写文章正是画廊派摆画摊，这是一件难事
情。画廊派思想如上边说过太为贤者说法，是不合于一般人的脾胃的，不但
决做不成群众的祭师，便是街头讲道理也难得一个听客。至于年画乃是要主
顾来买的，其制作更大不易，我们即使能为妇孺画《老鼠嫁女》以至《八大
锤》，若挂印封侯、时来福凑这种厌胜画，如何画得好乎？但是画棚里所最
多行销的却正是此厌胜画也，盖文以载道的主义为中国上下所崇奉，咒语与
口号与读经，一也，符篆与标语与文学，二也，画则其图说也。吾见洗岑集
中没有厌胜文，知其不能画此同类的画，画廊的生意岂能发达乎，虽然，洗
岑有那种坚苦卓绝的生活与精神，画或文之生意好与不好亦自不足论也，我
的这篇小文乃不免为徒费的诡辩矣。
民国二十四年二月二十一日，记于北平。
□1935 年3 月刊《水星》1 卷6 期，署名知堂
□收入《苦茶随笔》
现代作家笔名录序
辑录前人别号的书，宋有徐光溥的《自号录》一卷。清葛万里有《别号
录》九卷，却未见到。史梦兰的《异号类编》里第十二十三两卷为自表类，
可以算在里边。近人陈氏编有《室名索引》，已行于世，若袁君之《现代作
家笔名录》，则又别开生面而很有意思者也。
关于别号的发达变迁，说起来也很好玩。《异号类编》上史一经序云：
“别号之兴大抵始于周秦之际。瑰奇之士不得志于时，放浪形骸，兀傲
自喜，假言托喻，用晦其名。然而其人既有著述以自见，则闻于当时，传诸
后世，其名虽晦，其号益彰，鬼谷鹖冠之流盖其著也。”明沈承有《即山集》，
其《赠偶伯瑞序》有云：
“近古有别号者，不过畸人韵士，实实眼界前有此景，胸堂前有此癖，
借湖山云树作美题目以拟话耳。即不然者，亦时人慕其风流，后人追其轶事，
而村墟市巷，两两三三，信口指点，相传以为某子某翁某先生某居士，初非
利齿儿可多啖得也。”
上文所引，前者可以说是宋以前的情形，后者是明以前的情形吧，明清
以来则如即山所说，“未叶浮薄，始成滥觞，而吴侬好事，更饮狂药，”结
果便是：
“每见岁时社腊，杯酒相喧，主宾杂坐，敬拳龋齿，曰桥曰楼，曰松曰
竹，嘈嘈耳根，令人欲呕。”这里所说是市井小儿模拟风雅，而其实在动因
还是在于一般俗文学之发达，自小说戏曲以至俗谣徘文莫不兴盛，作者各署
别号，虽其时本为公开秘密，但人情难免拘于传统，唯正经文字始肯用真姓
名耳。及今研究此类俗文学者对于别号的探讨还是一件难事，没有什么好的
工具可以弄的清楚。到了近来情形又有改变，新闻杂志多了，作者也多起来，
大抵都用别号，或者照新式即称为笔名。这个原因我从前在《谈虎集》里曾
经分作三种：
其一最普通的是怕招怨。古人有言，怨毒之于人甚矣哉，现在更不劳重
复申明。
其二是求变化。有些人担任一种定期刊的编辑，常要做许多文章，倘若
永远署一个名字，未免要令诸者觉得单调，所以多用几个别名把它变化一下。
其三是不求闻达。但是现在还得加上一条：
其四是化装。言论不大自由，有些人的名字用不出去，只好时常换，有
如亡命客的化装逃难。也有所谓东瓜咬不着咬瓤子的，政治方面不敢说却来
找文学方面的同行出气，这情形亦可怜悯，但其行径则有如暴客的化装吓人
也。出板物愈多，这种笔名也就加多，而读者读得胡里胡涂，有时须去弄清
楚了作者的本性，才能够了解他的意义。袁君编著笔名录，使读者可以参考，
是极有用处的事，至于供编目者的利用，这在我不在图书馆办事过的人看来
似乎倒还在其次了。
中华民国二十四年三月十八日，记于北平。
□1935 年4 月14 日刊《大公报》，暑名知堂
□收入《苦茶随笔》
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
新文学的散文可以说是始于文学革命。在清末戊戌前后也曾有过白话运
动，但这乃是教育的而非文学的。我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第五讲中这样
说过：
“在这时候曾有一种白话文字出现，如《白话报》、《白话丛书》等，
不过和现在的白话文不同，那不是白话文学，而只是因为想要变法，要使一
般国民都认识些文字，看看报纸，对国家政治都可明瞭一点，所以认为用白
话写文章，可得到较大的效力。因此，我以为，那时候的白话，和现在的白
话文有两点不同。
“第一，现在的白话文是话怎么说便怎么写，那时候却是由古文翻白话。
有一本《女诫注释》，是那时候的《白话丛书》《光绪辛丑出板》之一，序
文的起头是这样：
梅侣做成了《女诫》的注释，请吴芙做序，吴芙就提起笔来写道，从古以来，女人
有名气的极多，要算曹大家第一，曹大家是女人当中的孔夫子，《女诫》是女人最要紧念
的书。。。
“又后序云：
华留芳女史看完了裘梅侣做的曹大家《女诫注释》，叹一口气说道，唉，我如今想
起中国的女子，真没有再比他可怜的了。。。
“这仍然是古文里的格调，可见那时的白话是作者用古文想出之后又翻
作白话写出来的。
“第二，是态度的不同。现在我们作文的态度是一元的，就是无论对什
么人，作什么事，无论是著书或随便的写一张字条儿，一律都用白话。而以
前的态度则是二元的，不是凡文字都用白话写，只是为一般没有学识的平民
和工人才写白话的。因为那时候的目的是改造政治，如一切东西都用古文，
则一般人对报纸仍看不懂，对政府的命令也仍将不知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只
好用白话。但如写正经的文章或著书时，当然还是作古文的。因而我们可以
说，在那时候古文是为老爷用的，而白话是为听差用的。
“总之，那时候的白话是出自政治方面的需求，只是戊戌变法的馀波之
一，和后来的白话文可说是没有多大关系的。”（邓恭三纪录）
话虽如此，那时对于言文问题也有很高明的意见的，如黄遵宪在光绪十
三年（一八八七）著《日本国志》，卷三十二《学术志二》记日本文字，末
云：
泰西论者谓五部洲中以中国文字为最古，学中国文字为最难，亦谓语言文字之不相
合也。然中国自虫鱼云鸟屡变其体，而后为隶书为草书，余乌知夫他日者不又变一字体为
愈趋于简愈趋于便者乎。自《凡将》《训纂》逮夫《广韵》《集韵》，增益之字积世愈多，
则文字出于后人创造者多矣，余又乌知夫他日者不见孽生之字为古所未见今所未闻者乎。
周秦以下文体屡变，逮夫近世，章疏移檄，告谕批判，明白晓畅，务期达意，其文体绝为
古人所无，若小说家言更有直用方言以笔之于书者，则语言文字几乎复合矣，余又乌知夫
他日者不更变一文体为适用于今通行于俗者乎。嗟乎，欲今天下之农工商贾妇女幼稚，皆
能通文字之用，其不得不于此求一简易之法哉。
就是《白话丛书》的编者裘廷梁在代序《论白话为维新之本》（戊戌七月）
中也有这样的话：
使古之君天下者崇白话而废文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