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必读的中国帝王史-第9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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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法战争的失败，甲午海战的失败，使人们清醒地意识到清朝已到了非变革、变法不行的地步了，于是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光绪帝的支持下，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热潮，可惜这场变法不仅雷声大，雨点小，而且是昙花一现，流星一闪，仅维持了103天，就在慈禧的铁腕高压下，销声匿迹，毁于一旦了。从光绪二十四年的四月二十三日到同年的八月初六，一共103天，所以又叫“百日维新”。
《马关条约》的签订，引起了中国正直知识分子极大的愤怒，康有为联合在京参加科举考试的举人一千二百多人联名上书，要求变法、拒和、迁都，是为“公车上书”。这次上书，不仅使清廷的顽固大臣感到震惊，还使妄图瓜分中国的帝国主义列强看到了中国人的觉醒，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但因清廷等级森严，“公车上书”的奏章没有送到光绪的手里。康有为等人十分气愤，在二十多天后，又写了一篇万余言的长篇奏章，经过辗转反复，光绪终于看到了这篇奏章。光绪对康有为提出的许多观点十分赞赏，并发出“上谕”，实行改革新政。当然，这种“上谕”的力量实在是太微弱了，如果用来罢一个人的官或是杀一个人的头则可，要想改变积年陈旧的封建官僚体制，实行所谓的新政，那就如清风吹泰山一般地无济于事。
康有为见自己的奏章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就又于1897年愤然上书。康有为想起多次上书一直石沉大海，心中十分愤慨。在这篇奏章中，他措词十分激烈，指出日本国会及报纸天天讨论如何瓜分中国的问题，而中国却无动于衷，再不变法图强，中国亡国有日。但这一奏章又被顽固大臣压住不报，光绪没有看见。后来，奏章传开，在舆论界引起巨大反响，许多报刊杂志都加以介绍摘转，光绪才从报纸上看到这篇奏章，大为感动，要马上召见康有为。
恭亲王奕訢坚决反对召见康有为，理由是祖宗成例，非四品以上官员不得召见。光绪无奈，只得派了翁同龢、李鸿章以及荣禄等人对康有为进行问话，其中翁同龢是光绪的老师，属于主张变法的一派，他把康有为的答辞如实地报告了光绪，光绪再次为康有为的想法和态度所深深打动。他下令收集康有为的著作文章，自己认真阅读，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坚定了变法的信念，并特别下诏，凡康有为的奏章随到随送，不得扣压。
光绪急于变法革新，但实权却操在慈禧的手里，光绪实际上是个徒有虚名的皇帝。为了能够推行新法，他多次向慈禧太后索要权力，甚至有一次说出了这样的话：“太后若不给我权力，让我变法强国，我宁愿不做这个皇帝，也决不做亡国之君。”
当时变法的呼声极为高涨，而朝中的守旧派却紧紧靠在慈禧太后的周围，不愿变“祖宗之法”。为形势所迫，慈禧不能不暂时放一点权力给光绪，让他先变一变法，等变不成功，她再以收拾残局的姿态居高临下地整治光绪。这种做法，要比她死命阻挠变法高明得多。于是，慈禧太后在加以严格限制的前提下，同意光绪试行变法。
光绪和梁启超等人获悉慈禧太后同意变法，惊喜若狂，以为变法就可成功了。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了《定国是诏》，这实质上是变法的宣言书，诏书斥责了顽固守旧的官僚，指出变法图强是救国的必由之路，还对顽固官僚空有救国之言而无救国之实的虚伪情状进行了揭露。
这道《定国是诏》既表示了光绪变法革新的坚定信念，也使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势力感到了极大的震惊。从这一时刻开始，光绪帝接连不断地下诏进行变革，慈禧太后则在调兵遣将，准备用武力扼杀革新运动。
光绪于6月16日不顾守旧大臣的阻挠，召见了康有为，破了皇帝不召见四品以下官员的成例，并且长谈达两三个小时。在这次召见以后，光绪不仅对变法更加增强了信心，对变法的内容也有了一定的认识。这样，光绪就坐在他的龙椅之上，大发革新诏书。
在随后的一百多天里，光绪共下诏书一百一十多道，有时一天竟达五、六道之多，内容包括：设立学堂、学习西学、派人出国游历学习；改革科举、废除八股；奖励创办报刊、提倡上书建议；鼓励修铁路、开矿业及农工商业；奖励新发明、新著作；撤驿站、办邮政；裁减官员、精简机构、改订规章条例；改革军队训练、对海陆军用新法操练；改革财政、制订财政预算；准许旗人自谋生路等。
毫无疑问，这些对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领域进行全面改革的措施对于增加中国的国力是大有好处的，但其中许多措施触及了封建守旧派的观念和利益，引起了他们的恐慌和愤怒，他们鼓动慈禧太后坚决消灭改革。
慈禧太后一则对改革本身不同意，她是封建守旧派的代表，根本就没有改革的思想和素质，更重要的是，她绝对不愿意放弃权力，如果光绪的改革继续深入发展下去，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朝野之上赢得了人心，她就再也无法控制朝政了，因此，慈禧太后是决不允许光绪的改革获得成功的。
当时许多守旧大臣也对维新措施阳奉阴违，拒不执行，不仅当面“劝谏”光绪皇帝，还压住诏令不往下传，或是扣住奏章不往上送。一怒之下，光绪就罢了许多人的官。在处理一次扣压奏章不报的事件之中，光绪一下子就罢了6个大臣的官，造成了轰动一时的“罢黜六堂官”事件。
当然，慈禧太后一刻也没有放松对光绪的警惕，她躲在颐和园里，对光绪的一举一动全都清清楚楚。早在下达《定国是诏》的时候，慈禧就连下三道“上谕”，罢了翁同龢的官，使光绪失去了左膀右臂，并命凡二品以上的大官均须到太后面前谢恩，牢牢掌握了人事大权。
“六堂官事件”后，慈禧更是加紧密谋，让掌握军队大权的荣禄调派军队，包围北京。荣禄就把当时清朝最为精锐的几支陆军调到了北京的周围，一是把聂士成的甘军调驻天津，二是把董福祥的武毅军调驻北京西南。慈禧还派亲信重兵严密护卫颐和园。这样，慈禧就有恃无恐了。
相对于慈禧太后的十万雄师，而光绪的改革者只是几个文弱书生。在“百日维新”期间，光绪授予了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等人四品官位，担任军机处章京，做文书工作，人称“军机四卿”，再加上康有为、梁启超，也不过六人。而这些人一点军政实权都没有，只能今天上一个奏章，明天上一个奏章，连光绪的面也见不上。而光绪呢？只是今天一个诏令，明天一个诏令，没考虑能否实行下去。这种变法在思想文化上的影响固然是巨大的，但在实际操作上，无异于小孩过家家。
光绪对于慈禧太后的阴谋一无所知，只是从每日朝见慈禧太后的感觉中，觉察到大势不妙，于是，他写了几道“密诏”，要康有为到上海办报馆，实是要他去避难。等光绪密召杨锐入宫，向他说明紧急情况，要他设法时，杨锐惊慌失措，竟冒出了一句书生气十足的话：“这是陛下的家事，应当同你家里人商量。”至此，光绪已完全绝望，他慌急、焦躁、愤怒，但却一筹莫展。
他是个聪明人，知道自己只能坐以待毙。但他还想作一番努力，当时，袁世凯正在北京，光绪就于九月十六日召见了袁世凯。在光绪看来，袁世凯对维新变法一贯表现得较为积极，他想争取袁世凯的军队，也许会有挽回败局的希望。在与袁世凯面谈时，光绪对他备加称赞，并大升其官。袁世凯先是一惊一喜，随后就恍然大悟，明白了光绪是想利用自己。袁世凯权衡了各方力量之后，立刻跑回天津驻军所在地，向荣禄告密。荣禄得讯，当晚就乘火车从天津赶往颐和园，向慈禧报告。
9月21日，慈禧太后从颐和园回来，光绪慌忙跪地迎接，慈禧太后声色俱厉地把他训斥了一番，以光绪的名义下了两道“上谕”，宣告光绪退位，自己重新训政。慈禧把光绪囚禁起来，又杀掉康广仁、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六人，史称“戊戌六君子”。
这下，光绪帝完全成了一个囚徒，被监禁在西苑瀛台，或颐和园的玉澜堂。到过颐和园的都知道，这里完全是一个死院，东西两厢的墙是一个暗墙，不能从窗户跑，皇后住后院也不能到前院来。从光绪24年到34年光绪死，整整十年。
“戊戌变法”是清朝五次历史机遇当中的最后一次，变法的失败使清朝丧失了最后一次改革变法的机会，导致的结果就是清朝的灭亡。
婚姻不幸
光绪皇帝一生政治生活可以做出一个结论是悲剧，但是光绪的家庭生活也是悲剧。光绪只有一后二妃，这在清朝皇帝里面是十分罕见的。
1888年，光绪18岁，已到结婚年龄了。西太后慈禧决定为光绪成亲。慈禧不顾光绪本人的反对，给他物色了一个他并不喜欢的皇后。她就是慈禧亲弟弟佳祥的女儿，比光绪大3岁，时年已21岁。这位皇后长得实在不漂亮，瘦弱驼背，才能也平庸，再仗着有慈禧这层关系，行为做事比较骄横。光绪虽然极为不满，但也无可奈何。
其实，光绪是慈禧亲妹妹的儿子，皇后是慈禧亲弟弟的女儿，他俩是表姐弟关系，属于近亲结婚。然而，慈禧之所以选自己的侄女为皇后，就是想利用皇后来控制和操纵皇帝，继续掌握朝廷大权。
光绪对这桩婚姻从定亲时，就不满意，接踵而来的不幸是择定婚期前一个多月迎娶皇后的必经之门太和门在深夜突然起了大火，吞噬了太和门及其左右的贞度门、昭德门等建筑，不得已，只好清理火场，临时赶制了太和门彩棚，才得以奉迎皇后入宫。
光绪与皇后的婚事也许正应了那场预兆不祥的大火，夫妻两人生活上一辈子不亲、政治上不合。在光绪与慈禧帝后两党之争中。皇后不仅始终站在慈禧一边，而且还起到了忠实帮凶的作用，是慈禧探听、监视皇帝行动的一个忠实耳目。
他俩在生活上也不协调，光绪始终不爱她，两人各闹各的犟脾气，你不迁就我，我更不迁就你，互不让步，只是当着西太后的面或在别人面前，才装成夫妻样，但那是做给别人看的，事实上双方彼此并不说话。据说在光绪临死前的十多天，有一天皇后来请安，光绪当即吩咐皇后“请跪安吧”，意味着请她马上退下。然而，皇后没有及时退下，而是装作没听见。光绪连发两次话，她都不答理。光绪是个易怒的人，他奋起身来拽下皇后的发髻，把皇后的一只玉簪子摔在地上。总之，光绪跟皇后斗气不斗嘴，有她只当没她，干脆把她晾在一边，他俩至死也没有感情，甚至还有解不开的怨仇。皇后事实上守了一辈子活寡。作为家庭生活来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
当时一块随皇后入宫的还有两位妃子瑾妃和珍妃。她二人是亲姐妹，瑾妃相貌一般，性格脆弱；珍妃貌美端庄，性情机敏。
珍妃入宫犹如一块石子投入一潭死水，珍妃性格活泼热情，年龄也小，无忧无虑，喜欢打扮，甚至于女扮男装，经常穿着男人的衣服。她对光绪的同情和体贴，激起了光绪对未来的憧憬和热情，同时，也引发了他要在政治上摆脱束缚有所作为的欲望。大婚后的数年间，他与珍妃共同度过了一生中较为轻松的时光，特别是珍妃与他政治上多有契合，珍妃支持他进行变革、变法。而这一点，是慈禧最不愿看到的。
后来，又发生了一件事，使慈禧对她极端厌恶起来。裕宽想谋一个福州将军的职务，他先托人找李莲英，想走李莲英的后门来谋这个缺，李莲英要价太高，他没有接受，他由于跟珍妃家里有一层关系，就托珍妃来办这个事。结果，被李莲英察觉到了，就报告给了慈禧太后。慈禧太后知道这个事情，非常生气。
光绪二十年，十月二十八这天，光绪循例到慈禧太后那儿请安时，慈禧不搭理他，头不抬，眼不睁，光绪跪了好长时间也不敢起来，也不敢问。最后慈禧甩出一句话来，说你那个珍妃，你不管，我可要管一管了。光绪退出，回到他的宫里不久，一个太监就来跟他报告，非常慌张地说出事了，珍妃遭到了廷杖。
廷杖尽管明朝常用，但在清朝几乎没有用过，有人说慈禧还是实行的褫衣廷杖，就是脱了衣服打板子。这对一个妃子来说，既是肉体上的痛苦，又是精神上的羞辱。这件事正史没有记载，只说这一天御医给珍妃看病，珍妃受到惊吓，浑身肌肉颤动，甚至昏迷不醒，夜里几次紧急召太医到珍妃那儿。从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