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去的大学-第3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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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综合性大学，那些单纯的技术性院校的建立，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大学，正如柏林大学的创办人。纽曼所说：“实用的知识乃是不足称道的”。　
　　二、中国传统的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男女同校的意义就显得特别重大。男女不同校的大学，很难说得上是现代意义上的大学。　
　　三、稳定的科系设制，特别是学院和系的建立成为一种基本体制。　
　　四、各类研究机构的制度化。　
　　五、选课制的设立。　
　　六、大学出版社和相关学术杂志的定期出版。　
　　七、教授和学生的自治程度较高。　
　　八、大学中普遍的体育运动。　
　　以上这些条件也只是一个大概的说法，比较起来，当年的清华大学较为接近这个标准。现代大学的观念有很多，但对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发生转化的国家来说，以上那些条件是较为重要的。因为中国现代意义上大学的出现，并不单纯是一个国家在技术上的进步。在中国，大学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在它的人文意义上。　
　　中国现代意义上大学的出现，是20世纪20年代初的事情。但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却表现出了很强的后来居上的特点。从整体上说，中国现代大学从建立到初具规模，其中特别优秀的像清华、北大、中央大学等，可以说只用了大约10年的时间，就已成为世界著名的大学。抗战爆发时，中国现代大学建立的时间也就是10年左右，但那时像北大、清华都可以说已经是世界一流大学了。为什么中国现代大学能够有此成功呢？关键是大学的制度设计。　
　　中国现代大学教育虽然起步较晚，但现在大家公认，它的起点不低，而且很快能和西方大学接轨，须知这一切都是在当时政治未上轨道的局面下完成的。这个成果应当归功于本世纪初那一代传统的读书人，他们的基础教育是在封闭的环境中完成的，但他们又是能开眼看世界的中国读书人，本世纪初，中国办大学的那些人，都很开明，他们出去一走，就能敏感地把握住世界的潮流，这是中国大学教育的幸运。也许是中国有私人讲学和书院制度的传统，所以在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的转型中呈现出很强的适应性，这是中西文化融合过程中，较少障碍的一种转型，是中国现代大学教育能够迅速发展的基本前提。　
　　研究中国大学教育的人可能都会注意到这样一种现象，就是本世纪初，最早承担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变职责的，是一批传统的士子，如北大校长蔡元培、南开的创始人严修、南洋大学堂校长唐文治、交通大学校长叶恭绰和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等，都是进士或举人出身，如果是个别人，也许是特例，但现代大学教育史向我们显示，这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叶恭绰在做交通大学校长的时候，1921年他在交通大学开学时有一个演讲，他说：“诸君皆学问中人，请先言学问之事。鄙人前自欧美归来，目击其新潮，颇有思感。尝以为诸君修学当以三事为准衡：第一，研究学术，当以学术本身为前提，不受外力支配以达于学术独立境界。第二，人类生存世界贵有贡献，必能尽力致用方不负一生岁月。第三，学术独立斯不难应用，学术愈精，应用愈广，试申言之。夫学术之事，自有其精神与范围，非以外力逼迫而得善果者。我国积习以衡文为进取之阶，于是百艺均废惟儒术仅存。虽科举之制为其历阶，亦由学者不察，不能辨科名学术为两事也。美国工艺之盛甲于世界，然说者谓其偏重出品之量及成功利益，以致学术之精神不敌欧陆，此又不辨利禄与学术为两事，是故求学术造诣之深，必先以学术为独立之事，不受外界之利诱，而后读书真乐，此所谓学术独立非必与致用分离。”然后又说：“交通大学自成立以来，积极改良已为有目共见，虽因出世甚晚，较之欧美先进相形见绌，然退而言之，彼之秘密我得窥见，彼之失败我未身尝，倘以最新最后之方法猛晋追求，未必无同趋一轨之日，是在我大学同仁之努力矣。”从叶恭绰的这番话中，可以大致看出本世纪初那些办大学教育的人的眼光。　
　　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设计有两个先天的优越性：一、大学制度的设计者是有世界眼光的人，像蔡元培，他是留德的学生，蒋梦麟是留美的学生。二、大学制度的设计者从一开始就居于教育的主导地位。像蔡元培、蒋梦麟都是做过大学校长和教育部长的人。现代大学的萌芽时期，最需有好的设计者，这一点，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大学的幸运。制度的设计在于理念，在于对国家进步的强烈感情，在于对世界文明的诚意。中国早期大学制度的设计者们可以说都是具有这样品格的人。有了好人，才能有好制度，才能有好大学。可以这样说，中国早期大学制度设计得是非常好的，是一个一开始就具有世界胸怀的制度。我们举几点来说。　
　　1929年7月，国民政府制定的《大学组织法》就明文规定，除了国立大学以外，可以设立私立大学。“由私人或私法人设立者，为私立大学。”特别重要的是私立大学的概念里包含了外国人和教会可以在中国办大学，这是一种开放的世界眼光。　
　　1926年10月公布的“私立学校规程”中就明文规定：“凡私人或私法团设立之学校，为私立学校，外国人设立及教会设立之学校均属之。”当时国立东南大学的校长郭秉文曾说过：“从全国范围来评论，有些教会大学已处于中国最好与最有效率的大学之列。而且，由于他们兴办得较早，所以他们就有更大的影响与更多的优势。”对于这些大学，教育部一视同仁。而且对于办得好的私立大学，中央和省市政府都要拨款补助，或者由教育部转商各庚款教育基金委员会拨款补助。在待遇上各种形式的大学地位是平等的。　
　　《大学组织法》还明文规定：大学校长不得由官员兼任：“大学校长一人综理校务，国立、省立、市立大学校长简任，除担任本校教课外，不得兼任他职”。在中国早期大学制度设计者的理念中，教育独立的观念可以说深入人心。1937年，胡适在庐山谈话上就多次说过，教育独立，官吏不能兼任公私立学校校长或董事长。1945年，蒋梦麟做了行政院秘书长后，他的北大朋友就劝他必须辞掉北大校长一职，他们认为，大学校长绝不能由官员兼任。　　　
　　中国现代大学的“制度设计”（2）　　　
　　总起来说，中国现代大学制度是以国立大学（包含省立、市立）、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为主要格局的。这是中国现代大学的全部传统。后来这个传统中断了。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的最终消失，带给中国大学的损失，50年来已经看得很清楚，这用不着多说。现在许多人连什么是私立大学都不清楚了，以为只要不是公家出钱来办大学，那就是私立大学，而不知道真正的私立大学是怎么一回事。　
　　私立大学在大学的地位上和国立大学是平等的，事实上做到做不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办大学的人要有这样的理念，就以文凭来说，不能因为是私立大学，就取消独立发放文凭的权力，教育的最终检验是社会的认可，如果一所私立大学的教育质量得不到社会的认可，那么它自然就没有生源，没有生源，它就维持不下去，自然就要关门，所以我们大可不必为私立大学的前途担忧，也不必对私立大学存有过多的成见。以为教育一旦开放，就会天下大乱。中国是一个具有非常优良教育传统的国家，从古代的私人讲学到现代的私立大学，都可以举出无数的实例，从私立大学到民间教育家，我们本来就有一脉相承的传统，是后来中断了，不是中国人就没有能力办好私立大学。南开大学、厦门大学、复旦大学、光华大学等等，在当年都是完全可以和国立大学比肩的私立大学，而且它们都是综合大学，具有非常优良的人文传统。它们的校长张伯芩、林文庆、马相伯、张寿镛先生，都是永远让人怀念的教育家。现在的问题不是能不能办好私立大学，而是有没有这种诚意，就像当年把土地还给农民一样，现在也要有勇气把办大学的权力还给民间，这才是真正对中华民族负责的态度。　
　　胡适在《谈谈大学》的演讲中曾说过：“记得二十余年前，中日战事没有发生时，从北平到广东，从上海到成都，差不多有一百多所的公私立大学，当时每一个大学的师生都在埋头研究，假如没有日本的侵略，敢说我国在今日世界的学术境域中，一定占着一席重要的地位，可惜过去的一点传统现在全毁了。”胡适认为私立大学有其优点，就是它“比较自由，更少限制”。如果一所私立大学有自由独立的传统，它的前途也就很让人有信心。中国民间和海外有很多对中华民族有热情的人，他们投资教育的实力也非常强大，如果管教育的人能在如今扩大招生的基础上，再把眼光放远，重振私立大学，重新设计现代大学制度，那我们的教育就会让人有全新的感觉。　　　
　　私立教育的反思：传统与现实（1）　　　
　　文/谢志浩　
　　中国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文明史上硕果仅存的文明古国，追本溯源，很大程度上在于中国建立了一个富有弹性的“差序格局”，这个“差序格局”存留了氏族社会的血缘宗亲的遗风，并且成为一种非常深厚的心理积淀，它能够有效地联结家族文化和国家体制。这种联结从文化上看，需要中介组织和中介人。但中国社会并没有很好的中介组织，能够担当中国古　
　　典社会中介的，便是士人。士在中国古典社会有着重大的担当。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的轴心时代，孔子集大成地开创了中国的私学传统，开创中国私学传统的孔子后来居然成为中国文化中的“圣人”，这是非常有趣的。这是否表明中华文化是一种非常注重教化的文明。　
　　我们可以回眸中国哲学史，孔子、孟子、董仲舒、韩愈、朱熹、陆九渊、王阳明、黄宗羲、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鲁迅、胡适、冯友兰、毛泽东……哪一位不是中国教育史上灿烂辉煌的人物呢？所以我们可以说，中华文化是一种教化文化，中国自古就有“中和位育”的理念，这种理念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虽然历经沧桑，但依然有着非常强大的生命力。中国文化是一种向善的文化，“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所以欧洲文化和中国文化是两种文化类型，古希腊文化是一种“知”的文化，他们的哲学理念是“爱智”，西方的贤人认识事物可以完全离开人自身，可以说越抽象越好，最好建构一个庞大的逻辑体系。　
　　中国哲学在路径上就变成向善的。中国哲学毋宁说是教育学。“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规划了中国古典社会的文化结构，并且由于孔子门人和在传弟子的坚忍不拔的努力，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社会的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马克思曾说古典中国社会是一袋马铃薯，当然是一种隔靴搔痒之论。如果中国真是一袋马铃薯的话，那么近代文明的曙光恐怕就会率先在东方升起，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自己的文化中心区域，集中在陕西、山西、山东、河南、河北一带；欧洲文明并没有自己的中心地带，很大程度上这种文明在近代以前并没有吸引力和凝聚力，这倒非常有利于文化间的碰撞、交流、融合。单纯依靠政治和经济的力量，中国古代是不会有那么广大的区域的，所依靠的恰恰是非常具有弹性和凝聚力的教化作用。中国建设和培育现代文明、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需要的是现代的公民，需要的是具有平等、自由、科学、民主理念的公民，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和障碍，这些障碍多数来自古典的文化结构。因为现代社会所需要的是意思自治的“契约”，中国古典社会恰恰是“身份”，由“身份”到“契约”便是中国的现代化。　
　　时贤指出，西方特别是欧洲国家实现现代化有着传统的精神资源，诸如希腊自然法、罗马私法，意思是说，西方的现代化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从这样的理念出发，似乎中国古典社会没有任何促进中国现代化的文化理念和精神资源，其实已经陷入欧洲中心主义的套子里面了。直到现在，2003年4月5日，我在讲选修课的时候，还有一位学生固执地认为欧洲和美国就是现代社会的中心，此种情况绝对不会改变。这位学生中毒之深，可见一斑。现代化并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现代化也绝不会仅有一种模式，完全可以多元一体。再说，中国作为一个具有悠久文明的国家，许多古典文化的资源也不是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