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去的大学-第3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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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也避免了日伪的控制和教育。
这三所大学相似之处颇多，首先是创办年代（上个世纪一二十年代）、创办地点（上海）以及创办的原因（学潮或者人事纠葛），其次是性质相似，都是私立大学，都有很高的教育自主权。不过，意味深长的还在于它们共同的命运——被解散、取缔、或者并入其他学校。这自然要提起上个世纪50年代的院系调整，“这次院系调整表面的理由是为了加速中国工业人才的培养，或者说速成。但它的深层理由却有意识形态的考虑，也就是说，首先它要打破国民政府高等教育的基本格局，所以在这次院系调整中，原来国民政府高等教育的基本格局完全被打破了，主要标志就是教会大学和私立大学的消失。”（谢泳《从院系调整到大学合并》）本来科学知识的研究、传授本无阶级、帝国主义或社会主义之分，教育同政治也是两个不同的领域。然而，随着解放初期教育改革运动的不断扩大，程度的日益加深，院系调整就成为了新的人民政府要对旧世界的所有一切来一场脱胎换骨的彻底改造的指导思想在教育领域内的具体表现，这样就把教育不加分析地同政治等同了起来，把一些纯属学术方面的问题纳入了政治思想范畴。50年过去了，当我们纷纷质问为什么我国不能产生像哈佛、耶鲁这样著名的大学的时候，我们是否有人记得那些大学一直存在着私学传统，在教育自治上有着绝对的权力？我们是否还能记起在以前，我们也曾有过这样的学校？
听说最近有一个关于促进民办教育的法律要实施，不过我在想：现在我们还有多少私学的传统？面对现在众多如企业一般运作的民办大学，我看不到一丝大学的影子。
清华风物今安在？（1）
文/陈远
历史常常诞生于偶然之间，但是偶然诞生的历史往往又能对后世产生重大的影响，比如说清华大学。清华大学的诞生众所周知是因为国耻，但无论从什么角度看，作为国耻的八国联军侵华事件与清华大学的诞生均无必然之联系。但是历史的诡诞，偏偏让这两件没有必然联系的事件联系在了一起，个中原由，恰可用本文的开端作为解释。
《辛丑条约》签订以后，梁诚有一次往见美国国务卿海约翰，谈话中这位美国的国务卿无意说出了“赔款原属过多”，长于涉外的驻美公使当然不会错过良机。于是，梁诚一方面要求美方带头核减赔款数目，一方面又急报中国政府，建议向美交涉要求美方退还多余的款项。如何使美方把落入口袋中的银子再掏出来返还中国，梁公使想必大费心思。及至1907年12月3日，事情终于有了眉目，美国总统在国会宣布“我国宜实力援助中国厉行教育，使此繁众之国度能渐渐融洽于今世之文化。援助之法，宜将庚子赔款退赠一半，俾中国政府得遣学生来美留学。”翌年12月31日，美国国务卿路提正式通知其驻华公使柔克义：总统于1908年12月28日的实施法令种植事赔款从1909年1月1日开始。这一段曲折，便是被老一代清华人称之为“国耻纪念碑”的“游美学务处”的由来。
今年3月份，我曾到清华校史专家黄延复先生家中与先生进行过一番关于梅贻琦校长的对话，那篇对话最初经我整理，殊不尽人意，后来硬着头皮令黄老审阅，黄老不辞劳苦，又经一番加工，几近重新写过，遂使文章文采斐然，此亦见黄老治学行文的严谨。那篇文章后来发表在我供职的《中国产经新闻》，随后我即因报社操作的不规范而离开报社，赋闲在家。其时，黄老以其多年研究清华校史的大著见赠。《图说老清华》即为其中之一。
赋闲在家，除了抓紧时间另觅饭辙，更免不了读书自遣。黄老的几本大著伴我度过大半无聊的时光。《图说老清华》以清华的校史为纲，借图片描绘老清华的轮廓，对于像我这样一个“爱读书不求甚解”的人来说，在读图的过程中遥想清华的故事，自然是最惬意的事。
清华前期人物，周诒春自然不可不提。周是清华学堂改称学校之后的第一任副校长，在首任校长唐国安卸任之后顺利接任，任职期间，于清华建树颇多：硬件如四大建筑（大礼堂、科学馆、图书馆、体育馆）的兴建，软件如“人格教育”和“三育并举”的倡导，均为可圈可点可歌可泣之事。而尤为不可不提者，则是1916年他呈文外交部，请“逐步扩充学校，设立大学部”，此为清华成为中国独立教育事业之开端，在清华校史上可谓浓墨重彩。周的呈文以行楷书之，洋洋数页，涂抹修改之处颇为不少，可见周校长擘画清华蓝图之心血。据黄老统计，在1959年公布的中科院学部委员中，这一时期的学生达28人之多，其中有曾任浙江大学校长的气象学家竺可桢、曾任北京大学校长的人口学家马寅初、困惑的大匠梁思成以及哲学家金岳霖，等等。早年的甲所与乙所为校长住宅，简陋而古朴，与我现在所居住的小房子几近相同。所不同者，当然是前者宽敞许多。这一时期梅贻琦已学成回国，在清华出任教务长（1926…1928年），不过其时周诒春已离任，当时的校长为曹云祥。
这一时期的教师合影看上去也颇具意味，譬如1921年的教师群体：国文部的梁启超诸人一律长衫马褂，而其他各部则均为西服革履。遥想这一群风流人物行走于清华园的情况，令人忍俊不禁。服饰的不同，其实代表了文化取向上的不同，这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那个时代的文化多元性。
国学研究院也是在这一时期得以成立。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4位各具姿态，可谓天作之合。而吴宓则是国学研究院的主任。朱自清这时任教于中文系并兼系主任，刘崇则是历史系的教授和系主任。后来当了云南大学校长的熊庆来先生，当时则是算学系的教授并兼系主任，其他的名师如叶企孙、陈岱孙也都身居要职，他们当时的照片看上去年纪都不大，好像都在30岁左右的样子。于是我就想我怎么就没有早生那么百八十年？就算不能在清华当个教授，去清华当个学生还是可以的吧？后来梅贻琦所说的“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可谓渊源有自。
转眼到了1928年，清华学校鸟枪换炮，改称国立清华大学，光听名字就气派了很多。不过，国立清华大学可不光是名字听起来气派，虽然在此之前的清华学校几经曲折，甚至有几位校长竟然为学生所驱赶，连首任国立清华大学的校长罗家伦也不能逃脱这样的命运。不过平心而论，罗校长气魄极大，于清华之奉献在清华校史上亦有举足轻重之位置。罗校长在接管清华之初即强调师资之重要，他说：“要大学办好，首先要师资好，为青年择师……必须以至公至正之心，凭着学术的标准去执行。”他又说：“研究是大学的灵魂，专教书而不研究，那所教的必定毫无进步。”此可视为后继者梅贻琦“大师论”的滥斛。其在职期间，开放女禁、淘汰冗员、调整学系、兴建土木均有雷厉风行之势。惜乎这位党国新贵作风比较专断，最终为清华师生所不容。罗校长离校之后，大家都认识到清华的校长不太好当，无人再敢轻易接管清华这块烫手的“热山芋”。而梅贻琦“生斯长斯”，虽知前途艰难，但依然临危受命。梅先生有句名言：“为政不在言多，故力行耳。”其人沉默寡言，但却受众望所归，于是清华上下对此均无异议。梅先生为清华校史最为出活的校长，清华教授治校之传统可谓自梅先生始。此传统常为时贤追怀与击赞，非有大气魄大胸襟者不能为。此期间清华不惟大师林立，且英才辈出，如1929级的王昌、沈有鼎、施士元，1930级的李健吾、萧涤非，1931级的余冠英、夏鼐、钱思亮，1933级的吴祖湘、林庚、乔冠华、万家宝、钱锺书等等不一而足。各种学会在此时期空前活跃，诸如中国文学会、史学会、社会学会、哲学会、物理学会等等，少者十余人，多者则达六七十人，譬如化学会。若非此后战乱频仍，清华于学术上的建树实在不可估量。
1937年卢沟桥事变，7月29日北平沦陷。清华、北大、南开奉命南迁，始迁长沙，后辗转而入昆明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凝视当时的校舍，不由令人心酸，其时的女生宿舍，竟还不如笔者中学时代所住的集体宿舍，想来教授们的住宿条件也强不到哪里去。无怪乎费正清访华时要惊叹他的老友们是如何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依然保持学术热情的了。联大的三位常委中，张伯苓曾经是梅的业师，蒋梦麟的资格也要比梅贻琦老，当时张蒋二位却有意让梅多担其事，毫无间隙之心。梅处事则事事体现至诚至公，使得三校均无意见，殊为难得。当时的联合大学并非别无分号，但是持续时间较久且成绩卓越者则只此一家。刚才说到教授们的生活条件艰苦，但是这时教授著述的数量却为数不少，文理科的教员均有硕果累累，这可以从存留的照片上看得出来。师生们的民主活动亦是此起彼伏，比较著名的有张奚若和吴晗的演讲，从照片上来看，听者甚众，几达数千人，令人艳羡不已。如今就演讲条件跟以前比起来已经是大为改观，且不必有生命危险，但此情此景则不复见矣。
清华风物今安在？（2）
抗战胜利后梅先生依然掌管清华。远在抗战前夕，以梅为首的清华校当局曾制定过一个“大清华”发展计划。按照这一计划，复员之后的清华有了很大的扩充。但随之而来的，则是频仍的内战和无休无止的学潮。及至1948年梅先生选择去台，清华的历史便从此告一段落。
如今清华的后人中，据我所知，梅贻琦的公子现已80高龄，居北京。年前我曾想到府上拜访，惜乎老人住院，未能成行。如果将来有机会，我一定要当面问问老人：清华风物今安在？想来老人不会笑我迂腐。
云南大学：被遗忘与被损害的（1）
文/周重林
夫大学之重要，不在其存在，而在其学术生命与精神。——熊庆来
随着毕业的日子日益迫近，我渴望对这所大学有更深入的了解，结果令我十分沮丧，这是一所缺乏个性和没有记忆的大学。写这篇文章之前，我在图书馆呆了整整两天，希望找到
有关云大的一些较为系统的书籍，这种期望的结果与若干年前一样，无功而返。已经翻乱了的《东陆春秋》，远远不能满足我的需要，手中搜集的，是散乱、零碎的只言片语。以前我一直相信，会有人写出一本有自己历史与个性书，哪怕是诸如《北大往事》的集子也可以，而不是如《云南大学志》那样流于枯燥资料的堆积。
现在完全可以肯定，随着玉溪校区、“软件学院”的纷纷建立，一个新的云大很快就会出现在我们的眼前。然而在如何表达内心喜悦的问题上，这所学校显得过于无动于衷和缺乏足够的想像力。更大的面积，更多的教学楼与更庞大的人群，是不是一定伴随着更浓厚的文化氛围？
在施蜇存的回忆中，云大美丽而富有气度，是“群贤毕聚”之地。在他的《怀念云南大学》里，记叙了外地学生初到云大时的惊讶：如此一个边陲之隅，竟会有这般富丽堂皇的建筑？法国式的杰阁察楼，希腊式的圆柱和高而宽敞的教室。他说的是会泽院，这是以大学创办人唐继尧的家乡“会泽”命名的。会泽院“纵七丈，横二十三丈四尽，凡二层”，前有石阶95级，使得每一个站在面前的人都会产生登高仰止之感。78年前，唐继尧先生就是在此给青年学生致训词的。他说云南大学旨在“培养优秀人才，伸张正义而发达民治”，并说“……希望诸君以德育为主。今之乱世极矣……欲因挽救，专赖此一般青年”。昔日的青年，在“一二·一”运动中，在“反美扶日”的运动中，在“七·一五”事件中，奉献出他们的青春与热血，为云南乃至中国的自由与发展付出了一切。稍后到来的熊庆来，也住进了会泽院，这位肩负着“为桑梓服务”和延续“学术生命”的中年人，是那样地满怀忧虑：“欲成为有一健全学术生命之大学，距离尚远，因之在精神上之表现，吾人亦未认为满足。”要办出另一个清华，谈何容易，更何况当时国家内忧外患。诚然，如果没有极端困难的环境，也就无法窥到熊公的天才之处。“夫大学之重要，不在其存在，而在其学术重要，不在其存在，而在其学术生命与精神。”吾校同仁及同学，于此意均深为重视，而有卓然之态，故在个人生活极艰苦之时，或学校环境极动荡之际，校内工作每能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