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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节

逝去的大学-第2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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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认为,北方需要传播革命思想,像蔡元培这样的老同志,应当去帝王思想和官僚习气笼罩下的北京,主持带有全国性的教育,主张他去。所以国民党把他看作是“隐伏在北方的文化教育界的极其重要的革命棋子”。这些说法未免把蔡元培出长北大的动机狭隘化了,其实从蔡元培的思想境界看,从他以后在北大的作为看,他的目光要远比这宏大得多,早已不是“传播革命思想”这样简单化的政治目标可以涵盖的。 
  当年北洋军阀的手伸得还不是太长,他们还懂得有所敬畏,并不是直接插足他们所不熟悉的教育文化领域,教育基本上还是教育家们的事。他们不可能不知道蔡元培的信仰,但他们选择的只是一个有经验、有学问的蔡元培,让他来办大学,和他的政治态度没有太大的关系。   
  三个大学校长(2)   
  众所周知,蔡元培的办学方针是“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八个字,一方面他聘请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沈伊默等一批新文化运动的健将,一方面北大教师中又包括了一些学术上有造诣但政治上保守(甚至主张君主制)的学者,如辜鸿铭、刘师培、黄侃等等。他认为大学就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此大学之所以为大也”。大学应该广揽人才,容纳各种学术、思想,让其自由发展。他聘用辜、刘等是因为他们的学问可为人师,是尊重讲学自由和一切学术讨论的自由。筹安会发起人刘师培在北大讲《三 
  礼》、《尚书》、训诂,从没宣讲一句帝制;辜鸿铭拖着长辫教英诗,也从未利用讲台讲复辟帝制。他曾对攻击刘、辜的学生说:“我希望你们学辜先生的英文和刘先生的国学,并不要你们也去拥护复辟或君主立宪。”在中国这个自古以来习惯专制、好同恶异的社会里,蔡先生这种容纳异己的民主作风、尊重学术思想自由的卓见开创了一代新风。他的北大是真正兼容并包的北大,各种思想、各种声音都可以并存,是一个多元、开放、宽容、民主的大学,超越了单纯的党派观念和“革命棋子”的狭隘性,不仅造就了傅斯年、罗家伦,也培养了高君宇、张国焘等人。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蔡元培先生重塑了北大,也奠定了20世纪前半叶中国大学的基本面貌。 
  在他眼里,“大学是包容各种学问的机关”,他用人不分信仰、党派、学术见解,他主持下的北大因此能超越当时的军阀政权之外、各种社会势力之外。他有大胸襟、大气魄,是大手笔,前无古人。如果把北大看作中国民主的摇篮,蔡先生则是中国民主的奠基者,他一生最为伟大的功绩正是给北大这一民主摇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一点“五四运动”以来20世纪的编年史已经可以作出充分的证明。 
  他鼓励学术研究,提倡社团活动,其中新潮社、国民社等在“五四运动”中起过重要作用的学生社团都产生于1918年下半年,得到了他这位校长的支持。为培养学术自由精神和自治能力,他批准每月由北大的经费中拨出2000元来给傅斯年、罗家伦他们的新潮社办《新潮》杂志(当时北大每月的全部经费不过4万元),并由学校负责印刷发行。 
  在大学领导体制上他第一次实行民主办校、教授治校,设立评议会作为全校最高立法机构,评议员包括各科学长、主任教员、各科本预科教授各2人,由教授互选,任期1年,期满得再被选。组织各学科(系)教授会,规划各学科的教学工作。各教授会设主任1人,由教授互选,任期2年,并由各科教授主任组成全校统一的教务处,负责主持全校的教学工作。教务长由各教授会主任推选,任期1年。 
  蔡元培领导的北大不仅为现代中国大学教育树立了一个崭新的楷模,也促进了思想界、知识界的转变。在他的大力支持下,在陈独秀、胡适等的热情倡导下,青年学生掀起了追求民主、科学的浪潮,终于使北大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有人说蔡元培对北大的改造和陈独秀办《新青年》对“五四运动”具有同样重大的意义。傅斯年1943年说过一番话:“犹忆‘五四’以后有人说,北洋政府请蔡先生到它的首都去办学,无异猪八戒肚子中吞了一个孙悟空。‘五四’之后,南至广州,北至北平,显露出一种新动向……激动了青年的内心,没落了北洋的气焰,动荡了社会上死的寂静。”由蔡元培创造的思想自由、民主精神已经成为北大绵延不绝的火种、传统。 
  蒋梦麟:“谨守蔡校长余绪” 
  1919年以后,蒋梦麟主持北大达17年之久,北大之所以能成为一所现代性的大学,与他的努力也是分不开的。 
  这位出生在浙江余姚一个小村庄的教育家,从少年时代起所接受的大部分都是西式教育,先后在绍兴中西学堂及上海、余姚的教会学校求学,进入浙江高等学堂时他已能够读英文原版的世界史。1903年,他19岁那年考中秀才,1904年考入上海南洋公学。在急剧变动的大时代,在新与旧、中学与西学、维新与革命之间,他“尚未成熟的心灵”终于看清楚了——“西化的潮流已经无法抗拒”。1908年,他考取官费留美资格,留美近十年,成为杜威的学生,1917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及教育学博士学位。 
  回国之初,蒋梦麟曾办过《新教育》月刊,提倡新的教育思想,强调教育要按照学生的要求设计,目标是“养成健全之个人,创造进化的社会”,仅仅6个月发行量就达到1万份。由于这个刊物与北大师生“知识上的密切关系”,1919年初,他被聘为北大教育系教授。 
  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后,蔡元培离京南下。7月23日,蒋梦麟受蔡先生托付代理北大校务,这时他不过30岁出头。在北大学生欢迎会上,他第一次发表了有关他办学思想的演说。他指出:国家民族的地位是由历代文化积聚起来的,不是朝夕所能成。“故救国之要道,在从事增进文化的基础工作,而以自己的学问功夫为立脚点。”这些观点成为蒋梦麟以后一直遵循的办学方针。 
  除了三度代行校长职权,蒋梦麟长期担任北大总务长,主持日常事务,是蔡元培治校的得力助手,他们共同把北大引上了现代大学的轨道。在他们主持下,“学术自由、教授治校,以及无畏地追求真理”成为北大的三项治校准则。同时,他还认为学生自治会应该受到鼓励,“以实现民主精神”。他在1923年写的《北大之精神》一文中把北大精神概括为两点,一是大度包容,二是思想自由。 
  他代理校长期间,也就是“五四”以后的7年,面对连绵不断的军阀混战,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而且始终为经费问题所困扰。如果没有高度负责的精神,没有勇挑重担的态度,要在政治风云变幻莫测的年头,要使北大能始终稳步发展是难以想象的。“为着本校的维持,我仍旧愿负这责任,虽生死以之可也。”就是他当年对全体教师说的话,他的道德威望、他的人格风范虽然无法与蔡元培相比,但他是一个有担当、能负责的人,一个做事的人。他曾感叹:那时当大学校长真伤透脑筋。政府只有偶然发点经费,往往一欠就是一两年。学生要求更多的行动自由,政府则要求维持秩序,严守纪律。出了事,不论在校内校外,校长都得负责。发生游行、示威时,大家马上找到校长,不是要他阻止这一边,就是要他帮助那一边。日夜奔忙的惟一报酬,就是他两鬓迅速增加的白发。这些感慨,无疑是蒋梦麟代理北大校长期间的切身体会。 
  作为职业教育家,他对无休止的罢课很不以为然。1920年5月4日,他曾和胡适联名发表《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态度很明白。他们表示学生运动是变态的社会国家里,政府太腐败卑劣,又缺乏正式的纠正机关所致。但他们认为单靠罢课作武器是下下策,希望学生注重学问的生活、团体的生活、社会服务的生活。一句话,就是希望学生以学业为重。   
  三个大学校长(3)   
  1926年,北京发生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北大有三位学生惨遭杀戮,蒋梦麟悲愤欲绝。3月24日,他在北大全体师生参加的追悼大会上沉痛地说:“在我代理校长任内,学生举行爱国运动,不幸有此次之大牺牲,李、黄、张三生之死,就其各人之家庭言,均损失一贤子孙,其家属接此种凶耗,不知如何痛心;就国家社会言,损失如许求专门知识之良好学生,此种学生之培植,由小学而大学,殊不易易,将来即少如许有用之材;就同学方面言,大家亦损失许多互相切磋琢磨之朋友。任就一方面言之,均损失不小。我任校长,使人家 
  之子弟,社会国家之人才,同学之朋友,如此牺牲,而又无法避免与挽救,此心诚不知如何悲痛!”说到这里他“潸然泪下”。接着,他对政府的暴行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说:“处此人权旁落,豺狼当道之时,民众与政府相搏,不啻与虎狼相斗,终必为虎狼所噬。古人谓苛政猛于虎,有慨乎其言矣!”话未说完,他“不禁放声大哭,台下致祭者亦有相对痛哭者,一时全场顿成惨淡悲哀景象”。 
  3月26日,他发出布告:“本校定本月30日开学,因此次同学惨死,开学后停课一星期,以志哀悼。” 
  这是一贯不赞成学生从事政治活动的校长,面对政府杀害自己学生时的态度,有了这些真实、生动的历史记录,我想其他的话都是多余的了。 
  1930年12月,蒋梦麟正式出任北大校长。他延聘大批留学生来校任教,并按照美国的大学教育制度,对旧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制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实行教授专任,推行学分制,要求毕业生撰写论文并授予学位,追求高等教育的正规化,提出了“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的口号。在他领导下,30年代的北大,教学科研水平都有明显提高。 
  这一时期正是民族危亡之秋,作为校长他不仅要忙于校务,还要花很多时间、精力应付日本方面的骚扰。“九·一八”事变后,日寇步步进逼,迅速向长城以内推进,占领河北北部,成立所谓的“自治政府”,并鼓吹推行华北“自治”。在这一紧急关头,北大教授联名发表宣言,声明誓死反对所谓的华北“自治运动”,他也是签名者之一,甚至差一点被劫持到大连去。宋哲元派人劝他离开北平,但他坚持留在北大负起自己的责任。直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他“一直把握着北大之舵,竭智尽能,希望把这学问之舟平稳渡过中日冲突中的惊涛骇浪。”卢沟桥事变后,北大南迁,与清华、南开合组长沙临时大学,后迁往昆明,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由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组成常委会共同主持校务,历时9年,写下了民族教育史上的辉煌篇章。蒋梦麟回忆:“在动乱时期主持一个大学本来就是头痛的事,在战时主持大学校务自然更难,尤其是要三个个性不同、历史各异的大学共同生活,而且三校各有思想不同的教授们,各人有各人的意见……幸靠同仁们的和衷共济,我们才把这条由混杂水手操纵的危舟渡过惊涛骇浪。”其中当然凝结着他的一份心血、智慧与汗水。 
  从1919年到1945年,蒋梦麟前后在北大工作了20多年,主持校政17年,在北大校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以他的渊博学识和精明干练,在那黑暗而动荡的乱世中国,克服重重困难,坚持办学,使北大的教学与科研水平稳步上升,这一奇迹是与他的办学思想分不开的。他说在北大任职期间,蔡元培先生有关大学教育的主张和学术自由的原则,他始终谨记在心,遵照执行。晚年他在未完成的《新潮》一书中深情回忆:“著者大半光阴,在北京大学度过,在职之年,但知谨守蔡校长余绪,把学术自由的风气,维持不堕。” 
  竺可桢:浙大的“求是”精神 
  浙江本是文物之邦、人杰地灵,南宋以来“尤成为衣冠人文荟萃之邦,学风盛极一时”(竺可桢语)。浙江大学源远流长,其前身求是书院创办于1897年,是中国最早实行近代科学教育的四所高等学府之一,以培养讲求“实学”(即“新学”、“西学”)的人才为宗旨,后改为浙江大学堂、浙江高等学堂,1828年改名为浙江大学。陈独秀早年曾在求是书院求学,邵飘萍、陈布雷、邵力子等都毕业于浙江高等学堂。 
  浙大学生对民主、科学的追求深深植根在“求是”学风之中,“五四”以来的历次学生运动中,他们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1935年,浙大学生最早响应“一二·九”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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