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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节

逝去的大学-第1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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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落知秋,蔡元培在北大的就职演讲和紧接着的一系列雷厉风行的鄙政改革,让一片乌烟瘴气的北大和教育界感到了山雨欲来之前的暗流涌动,而中国新生代的精英分子们,也在其中嗅到了地火复苏前的滚滚热浪。一批“五四干将”和“新文化运动的先锋”们即将应运而生。 
  学之大者 
  一般人认为蔡元培在北大的教育改革最重要的是他的“兼容并包”、“学术自由”、“培养人格”的教育思想。他延揽胡适、陈独秀、李大钊、辜鸿鸣、吴稚晖、钱玄同、刘师培、马叙伦、陈汉章、梁漱溟、黄侃等进入北大,使保守派、维新派和激进派等等诸子百家、三教九流汇聚一堂,“背后拖着长辫,心里眷恋帝制的老先生与思想激进的新人物并坐讨论,同席笑谈”,“都同样有机会争一日之短长”;他“提倡课外的高尚娱乐,组织各种社团,使学生藉其所参加的社团来互相砥砺,顿时呈现出蓬勃的朝气。又在校中倡办各种刊物,从此争奇斗艳,各抒所见”;他对谬种流传的封建教育思想“学而优则仕”进行拨乱反正。使北大成为“五四运动”的始发阵营,“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壁垒和中国文化振兴的缘起之地。凡此种种,都是中国教育史上开天辟地的壮举,都足以让他名垂千古! 
  但如果仅止于此,那就太小看蔡元培了,蔡元培对中国教育最大的贡献,是他对中国教育体制的改革。蔡元培的教育体制改革理论横批八字可尽:教育独立,教授治校。1912年,蔡元培发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政治家是以谋现世幸福为其目的,而教育家则以人类的‘终极关怀’为其追求;故而前者常常顾及现实,而后者往往虑及久远。”1922年,蔡元培发表的《教育独立议》提出:“教育事业应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1930年蔡元培为《教育大辞书》所写“大学教育”词条称:“近代思想自由之公例,既被公认,能完全实现之者,却惟大学。大学教员所发表之思想,不但不受任何宗教或政党之拘束,亦不受任何著名学者之牵制。苟其确有所见,而言之成理,则虽在一校中,两相反对之学说,不妨同时并行,而一任学生之比较选择,此大学之所以为大也。” 
  这真是中国几千年黑暗的教育史中第一惊世骇俗的论调。中国的学问向来是以政治为马首,中国的学问家们,也向来是以政客们的脸孔是瞻。这位东方的普罗米修斯,为我们盗来了文明的火种,烧毁了政治在学校大唱傀儡戏的舞台,彻底颠覆了中国腐朽的教育体制。让我们拥有了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可是,他的绝世情怀,他的良苦用心,他的伟大思想,又有几个人能理解呢?爱因斯坦曾评价甘地说:“后世子孙很难相信世界上曾走过这样一位血肉之躯。”而对于这位曾在中国大地上走过的先哲,我们又有谁,能明白他的坚苦和孤独呢? 
  万世师表 
  蔡元培是一个真正的长者,他绝不虚言造作,绝不光说不练,他“做给你看”。这位两榜进士、钦点翰林,不会用激烈的言辞去指责别人,他只是用他的身体力行,用他的亲力亲为表达了他对中国士大夫的清高和伪善最大的驳斥。让那些“十指不沾泥”的封疆大吏、党国要员们惭愧难当,让那些空喊进步,却不敢以身作则的钻营之辈汗颜无地,也为后世子孙们留下万古景仰的楷模。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走马上任北大校长,马车驶进北京大学校门时,工友们恭恭敬敬地站在两侧,向这位传奇人物鞠躬致敬。和往常不同的是,新校长竟然走下马车,摘下他的礼帽,向这些杂工们缓缓鞠躬回礼。北大校长贵为内阁大臣,要自甘下流向工友行礼?先生用行动表明自己的态度:“这没什么,我做给你看,你们这些寄生虫们!” 
  蔡元培先生在北大期间,北大学生运动开始萌芽。“五四”期间,学生被捕之后,蔡元培先生找到正在礼堂束手无策的学生,从容地对大家说:“你们今天所做的事情我全都知道了。我寄以相当的同情。我是全校之主,我自当尽营救学生之责。关于善后处理事宜也由我办理,只希望你们听我一句话就好了,从明天起照常上课。”蔡元培担负党国重托,怎能同情反动学生?先生用行动表明自己的态度:“这没什么,我做给你看,你们这些暴君们!”   
  蔡元培:魂兮魄兮何日归来(2)   
  1900年,蔡元培原配夫人王昭去世。此时的蔡元培名播宇内,提亲的自然纷至沓来,但对自己再婚,蔡元培心中早有规矩,他在墙上贴出再娶的条件:1。须天足;2。须有知识;3。男方不娶妾;4。男方死后女方可再嫁;5。双方意见不合可离婚。蔡元培既为人师表,就该负维护礼教之责,怎能标新立异,破坏宗法?先生用行动表明自己的态度:“这没什么,我做给你看,你们这些老顽固们!” 
  蔡元培以一己之力,为中国的老百姓争取民主、自由和平等,为中国带来新的风气,其立身、立言、立德,足以风世而为万世师,让所有的中国人在一百年以后,还享受着先生的恩惠,他真当得起“万世师表”四个字了! 
  薪火谁传 
  1928年,先生挂冠封印,天涯远引,从此再没能回来。而先生离去后的北大,真正能继承先生教育思想的,只有胡适和马寅初。但尽管他们为先生未竟的事业奔走呼号、殚精竭虑,北大却再也不复昔日的风采了。 
  先生对胡适有知遇之恩,胡适对先生教育独立的思想自然奉为圭臬。早在1922年5月,他在燕京大学座谈时就反复引述《教育独立议》的观点。1932年7月,胡适对国民党当局向大学及教育机构安插党羽,酿成风潮,明确表示反对:“用大学校长的地位作扩张一党或一派势力的方法,结果必致于使学校的风纪扫地,使政府的威信扫地。”1937年抗战之初,胡适参加庐山谈话会,议及教育,他再次申明“教育应该独立”的意见:“其涵义有三:1。现任官吏不得做公、私立大学校长、董事长;更不得滥用政治势力以国家公款津贴所长的学校。2。政治的势力(党派的势力)不得侵入学校。中小学校长的选择与中小学教员的聘任,皆不得受党派势力的影响。3。中央应禁止无知疆吏用他的偏见干涉教育,如提倡小学读经之类。”胡适趁国难时期重申教育独立的思想,认定“文化不亡,则民族终不会亡”。接掌北大之后,胡适更加不遗余力地推行先生的教育理想,他拟订《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呼吁修正现行大学制度,“多多减除行政衙门的干涉,多多增加学术机关的自由和责任”。其用心之苦,可见一斑。但此时“北伐成功,国民党统一中国,开始实行‘党化教育’,教育独立的口号被禁止”,胡适空有一腔热血,徒唤奈何! 
  马寅初接掌北大,已经是1949年以后,他虽然有心发扬先生的理想,可惜他的人格力量并未足够为当局重视。先生的精神,竟成广陵遗曲,从此绝矣! 
  蔡元培在黑暗的中国掀起教育体制改革的风潮,独力承担起中国文化复兴的重任,在中国的教育独立、女权平等、平民教育、德育美育等领域都有开山之功,他的教育思想,直到今天,还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理想。一百年来,他的功绩无人可及,他的风采无人可及,他的先知先觉,他的百年孤独,亦无人可及。蔡元培最后病死香港,病死在中国人最耻辱的地方。先生的心情如何,我已不忍去想。如今,旧山河已经还回来了,先生的魂兮魄兮,也该回来了吧!   
  教育思想家胡适(1)   
  文/冉云飞 
  胡适先生因倡导文学革命,年轻即“暴得大名”,识与不识者均以“我的朋友胡适之”作为向人炫耀的资本、攀附主流社会的名刺;众人追慕影从,必然给人好邀众誉之嫌,于是“我的朋友胡适之”便暗藏着许多人的“婉而多讽”,这与“暴得大名”联袂纠结起来向胡适暗示老成耆宿们的不满。博学敏慧的胡适,自然不费力就能看出这是响鼓未用重锤。“暴 
  得大名,不祥”,曾被胡适作为评骘北大喜稗贩新潮的断语,同样他在1923年6月《一师毒案感言》中说社会对名人是“期望愈大,愈容易失望;失望愈大,责备也就愈严重。所以享大名的人,跌倒下来,受的责备比常人更多更大。”这就是名人之所以成为名人,必须付出的社会学意义上的代价和经济学意义上的成本。简言之,“率性”的胡适是可爱可亲而文学的胡适,“做圣”的胡适是中规中矩而教育的胡适,二者如影随形,互为表里,两相交汇,成就了一个言人人殊的胡适。顺带而言,50年代海峡两岸尤其是大陆知识分子猛烈炮轰他,固有专制高压的现实、可悲可耻之士风作祟,然亦有他早年种因而得的果。民初人物纷起,众声喧哗,大多“暴起一时,小成即堕”(章太炎语),而胡适却能维持其较长的“社会领袖”地位,因素固多,除了他君子善假于物的过人本领外,恐怕与他的教育思想在民国教育界发挥的特殊影响有关。 
  一 
  胡适关注教育之早,足以证其天才早慧。17岁在中国公学读书时,他主编的《竞业旬报》的第一宗旨便是“振兴教育”,比如他在《竞业旬报》第26期撰文抨击中国家庭教育的霉腐不可靠,其要点内核置诸现代,仍不失为先锋的吼号,“要改良家庭教育,第一步便要广开女学堂”,因为“这女学堂便是制造好母亲的大制造厂”。后来他进一步申引其见地,撰《大学开女禁的问题》一文,从更深广的社会意义来续其说。尤其是他留美时所写的《非留学篇》,应算是中国现代留学教育的重要文献。 
  留学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重要的一环,是最终开创自家的新文明,以便与国际交通的有效利器。但中国的现代化需求,非主动自变,而是被动开门。他人的扰攘、别国的侵略与我们落后挨打的现实,使得我们在开门时,有一种屈辱扭曲的心态,此种矛盾,此种变态,洵非外人能解。英人丘吉尔曾说,世上有两件事最难:爱一个自己不爱的人,爬上一堵倒向自己的墙。而像义和团那种“爬上一堵倒向自己的墙”的可笑的壮烈,胡适这样的天才先进,自是虽可理解但不能苟同。强盗猛捶我们的门,我们便不得不开,开了过后,便要寻思与他较量乃至合作,谋得自己的利益。但这种过程对惯于以泱泱大国自居的国民,自是难以承受、屈辱以致敏感,至今已成我们民族的集体无意识,胡适也不免。因此他激愤地说:“留学者,吾国之大耻也!留学者,过渡之舟楫而非敲门之砖也;留学者,废时伤财事倍而功半者也;留学者,救急之计而非久远之图也。”揆诸彼时的实情,面对国家的衰变,胡适的呐喊实在有非常之道理。现今看来,留学之去向,固然多半还是由贫国向强国去学,但究留学之内涵中,实在少不了文化交流学习的成分,不足以“大耻”来耸人。但胡适强调留学不是最终目的,只是开创自己新文明的舟楫,而不仅仅是自牟私利的工具;留学的目的是为了促使我国的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尽快完善起来,否则留学归来会最终无所依凭,留学的意义也就丧失了。“今若专恃留学,而无国内大学以辅之,而留学而归者,仅可为衣食利禄之谋,而无传授之地,又无地可为继续研究高等学业之计,虽则年年遣派留学,至于百年千年来于国内文明无补也,终无与他国教育文明并驾齐驱之一日耳。” 
  胡适这话,拿在今日,亦深有中弊之效。比如我们现今鼓励留学生来去自由,以吸引更多学子归国,但实际效果却并不理想。虽有可“传授之地”,但教育体制并不好,难以发挥更大的传授之效,个人价值得不到较好的实现;虽可“继续研究高等学业”,但研究条件与水平,自是与国外不可同日而语,何况国内之研究掣肘甚多,研究之外的人际因素使人扰攘不堪。当然更主要的是,随着冷战的结束,国家主义教育观在文明步伐较快的地区日趋式微。当然,与祖国连接的脐带始终是无法割断的,何况海外学子为祖国所作的贡献,无论如何也是不能抹杀的。复次,胡适论及留学界的弊端有三:一曰苟且速成,二曰重实业而轻文科,三曰不讲求祖国之文字学术。一、三两点之弊端在今日似稍好转,可暂时搁置勿论,单说重实业而轻文科。重实业而轻文科,今日留学生的派遣中也深染此弊而未能除。若以1979年为例,实比胡适当时所言之事实更甚。“我国向五大洲32个国家派出留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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