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去的大学-第1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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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落知秋，蔡元培在北大的就职演讲和紧接着的一系列雷厉风行的鄙政改革，让一片乌烟瘴气的北大和教育界感到了山雨欲来之前的暗流涌动，而中国新生代的精英分子们，也在其中嗅到了地火复苏前的滚滚热浪。一批“五四干将”和“新文化运动的先锋”们即将应运而生。
学之大者
一般人认为蔡元培在北大的教育改革最重要的是他的“兼容并包”、“学术自由”、“培养人格”的教育思想。他延揽胡适、陈独秀、李大钊、辜鸿鸣、吴稚晖、钱玄同、刘师培、马叙伦、陈汉章、梁漱溟、黄侃等进入北大，使保守派、维新派和激进派等等诸子百家、三教九流汇聚一堂，“背后拖着长辫，心里眷恋帝制的老先生与思想激进的新人物并坐讨论，同席笑谈”，“都同样有机会争一日之短长”；他“提倡课外的高尚娱乐，组织各种社团，使学生藉其所参加的社团来互相砥砺，顿时呈现出蓬勃的朝气。又在校中倡办各种刊物，从此争奇斗艳，各抒所见”；他对谬种流传的封建教育思想“学而优则仕”进行拨乱反正。使北大成为“五四运动”的始发阵营，“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壁垒和中国文化振兴的缘起之地。凡此种种，都是中国教育史上开天辟地的壮举，都足以让他名垂千古！
但如果仅止于此，那就太小看蔡元培了，蔡元培对中国教育最大的贡献，是他对中国教育体制的改革。蔡元培的教育体制改革理论横批八字可尽：教育独立，教授治校。1912年，蔡元培发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政治家是以谋现世幸福为其目的，而教育家则以人类的‘终极关怀’为其追求；故而前者常常顾及现实，而后者往往虑及久远。”1922年，蔡元培发表的《教育独立议》提出：“教育事业应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1930年蔡元培为《教育大辞书》所写“大学教育”词条称：“近代思想自由之公例，既被公认，能完全实现之者，却惟大学。大学教员所发表之思想，不但不受任何宗教或政党之拘束，亦不受任何著名学者之牵制。苟其确有所见，而言之成理，则虽在一校中，两相反对之学说，不妨同时并行，而一任学生之比较选择，此大学之所以为大也。”
这真是中国几千年黑暗的教育史中第一惊世骇俗的论调。中国的学问向来是以政治为马首，中国的学问家们，也向来是以政客们的脸孔是瞻。这位东方的普罗米修斯，为我们盗来了文明的火种，烧毁了政治在学校大唱傀儡戏的舞台，彻底颠覆了中国腐朽的教育体制。让我们拥有了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可是，他的绝世情怀，他的良苦用心，他的伟大思想，又有几个人能理解呢？爱因斯坦曾评价甘地说：“后世子孙很难相信世界上曾走过这样一位血肉之躯。”而对于这位曾在中国大地上走过的先哲，我们又有谁，能明白他的坚苦和孤独呢？
万世师表
蔡元培是一个真正的长者，他绝不虚言造作，绝不光说不练，他“做给你看”。这位两榜进士、钦点翰林，不会用激烈的言辞去指责别人，他只是用他的身体力行，用他的亲力亲为表达了他对中国士大夫的清高和伪善最大的驳斥。让那些“十指不沾泥”的封疆大吏、党国要员们惭愧难当，让那些空喊进步，却不敢以身作则的钻营之辈汗颜无地，也为后世子孙们留下万古景仰的楷模。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走马上任北大校长，马车驶进北京大学校门时，工友们恭恭敬敬地站在两侧，向这位传奇人物鞠躬致敬。和往常不同的是，新校长竟然走下马车，摘下他的礼帽，向这些杂工们缓缓鞠躬回礼。北大校长贵为内阁大臣，要自甘下流向工友行礼？先生用行动表明自己的态度：“这没什么，我做给你看，你们这些寄生虫们！”
蔡元培先生在北大期间，北大学生运动开始萌芽。“五四”期间，学生被捕之后，蔡元培先生找到正在礼堂束手无策的学生，从容地对大家说：“你们今天所做的事情我全都知道了。我寄以相当的同情。我是全校之主，我自当尽营救学生之责。关于善后处理事宜也由我办理，只希望你们听我一句话就好了，从明天起照常上课。”蔡元培担负党国重托，怎能同情反动学生？先生用行动表明自己的态度：“这没什么，我做给你看，你们这些暴君们！”
蔡元培：魂兮魄兮何日归来（2）
1900年，蔡元培原配夫人王昭去世。此时的蔡元培名播宇内，提亲的自然纷至沓来，但对自己再婚，蔡元培心中早有规矩，他在墙上贴出再娶的条件：1。须天足；2。须有知识；3。男方不娶妾；4。男方死后女方可再嫁；5。双方意见不合可离婚。蔡元培既为人师表，就该负维护礼教之责，怎能标新立异，破坏宗法？先生用行动表明自己的态度：“这没什么，我做给你看，你们这些老顽固们！”
蔡元培以一己之力，为中国的老百姓争取民主、自由和平等，为中国带来新的风气，其立身、立言、立德，足以风世而为万世师，让所有的中国人在一百年以后，还享受着先生的恩惠，他真当得起“万世师表”四个字了！
薪火谁传
1928年，先生挂冠封印，天涯远引，从此再没能回来。而先生离去后的北大，真正能继承先生教育思想的，只有胡适和马寅初。但尽管他们为先生未竟的事业奔走呼号、殚精竭虑，北大却再也不复昔日的风采了。
先生对胡适有知遇之恩，胡适对先生教育独立的思想自然奉为圭臬。早在1922年5月，他在燕京大学座谈时就反复引述《教育独立议》的观点。1932年7月，胡适对国民党当局向大学及教育机构安插党羽，酿成风潮，明确表示反对：“用大学校长的地位作扩张一党或一派势力的方法，结果必致于使学校的风纪扫地，使政府的威信扫地。”1937年抗战之初，胡适参加庐山谈话会，议及教育，他再次申明“教育应该独立”的意见：“其涵义有三：1。现任官吏不得做公、私立大学校长、董事长；更不得滥用政治势力以国家公款津贴所长的学校。2。政治的势力（党派的势力）不得侵入学校。中小学校长的选择与中小学教员的聘任，皆不得受党派势力的影响。3。中央应禁止无知疆吏用他的偏见干涉教育，如提倡小学读经之类。”胡适趁国难时期重申教育独立的思想，认定“文化不亡，则民族终不会亡”。接掌北大之后，胡适更加不遗余力地推行先生的教育理想，他拟订《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呼吁修正现行大学制度，“多多减除行政衙门的干涉，多多增加学术机关的自由和责任”。其用心之苦，可见一斑。但此时“北伐成功，国民党统一中国，开始实行‘党化教育’，教育独立的口号被禁止”，胡适空有一腔热血，徒唤奈何！
马寅初接掌北大，已经是1949年以后，他虽然有心发扬先生的理想，可惜他的人格力量并未足够为当局重视。先生的精神，竟成广陵遗曲，从此绝矣！
蔡元培在黑暗的中国掀起教育体制改革的风潮，独力承担起中国文化复兴的重任，在中国的教育独立、女权平等、平民教育、德育美育等领域都有开山之功，他的教育思想，直到今天，还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理想。一百年来，他的功绩无人可及，他的风采无人可及，他的先知先觉，他的百年孤独，亦无人可及。蔡元培最后病死香港，病死在中国人最耻辱的地方。先生的心情如何，我已不忍去想。如今，旧山河已经还回来了，先生的魂兮魄兮，也该回来了吧！
教育思想家胡适（1）
文/冉云飞
胡适先生因倡导文学革命，年轻即“暴得大名”，识与不识者均以“我的朋友胡适之”作为向人炫耀的资本、攀附主流社会的名刺；众人追慕影从，必然给人好邀众誉之嫌，于是“我的朋友胡适之”便暗藏着许多人的“婉而多讽”，这与“暴得大名”联袂纠结起来向胡适暗示老成耆宿们的不满。博学敏慧的胡适，自然不费力就能看出这是响鼓未用重锤。“暴
得大名，不祥”，曾被胡适作为评骘北大喜稗贩新潮的断语，同样他在1923年6月《一师毒案感言》中说社会对名人是“期望愈大，愈容易失望；失望愈大，责备也就愈严重。所以享大名的人，跌倒下来，受的责备比常人更多更大。”这就是名人之所以成为名人，必须付出的社会学意义上的代价和经济学意义上的成本。简言之，“率性”的胡适是可爱可亲而文学的胡适，“做圣”的胡适是中规中矩而教育的胡适，二者如影随形，互为表里，两相交汇，成就了一个言人人殊的胡适。顺带而言，50年代海峡两岸尤其是大陆知识分子猛烈炮轰他，固有专制高压的现实、可悲可耻之士风作祟，然亦有他早年种因而得的果。民初人物纷起，众声喧哗，大多“暴起一时，小成即堕”（章太炎语），而胡适却能维持其较长的“社会领袖”地位，因素固多，除了他君子善假于物的过人本领外，恐怕与他的教育思想在民国教育界发挥的特殊影响有关。
一
胡适关注教育之早，足以证其天才早慧。17岁在中国公学读书时，他主编的《竞业旬报》的第一宗旨便是“振兴教育”，比如他在《竞业旬报》第26期撰文抨击中国家庭教育的霉腐不可靠，其要点内核置诸现代，仍不失为先锋的吼号，“要改良家庭教育，第一步便要广开女学堂”，因为“这女学堂便是制造好母亲的大制造厂”。后来他进一步申引其见地，撰《大学开女禁的问题》一文，从更深广的社会意义来续其说。尤其是他留美时所写的《非留学篇》，应算是中国现代留学教育的重要文献。
留学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重要的一环，是最终开创自家的新文明，以便与国际交通的有效利器。但中国的现代化需求，非主动自变，而是被动开门。他人的扰攘、别国的侵略与我们落后挨打的现实，使得我们在开门时，有一种屈辱扭曲的心态，此种矛盾，此种变态，洵非外人能解。英人丘吉尔曾说，世上有两件事最难：爱一个自己不爱的人，爬上一堵倒向自己的墙。而像义和团那种“爬上一堵倒向自己的墙”的可笑的壮烈，胡适这样的天才先进，自是虽可理解但不能苟同。强盗猛捶我们的门，我们便不得不开，开了过后，便要寻思与他较量乃至合作，谋得自己的利益。但这种过程对惯于以泱泱大国自居的国民，自是难以承受、屈辱以致敏感，至今已成我们民族的集体无意识，胡适也不免。因此他激愤地说：“留学者，吾国之大耻也！留学者，过渡之舟楫而非敲门之砖也；留学者，废时伤财事倍而功半者也；留学者，救急之计而非久远之图也。”揆诸彼时的实情，面对国家的衰变，胡适的呐喊实在有非常之道理。现今看来，留学之去向，固然多半还是由贫国向强国去学，但究留学之内涵中，实在少不了文化交流学习的成分，不足以“大耻”来耸人。但胡适强调留学不是最终目的，只是开创自己新文明的舟楫，而不仅仅是自牟私利的工具；留学的目的是为了促使我国的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尽快完善起来，否则留学归来会最终无所依凭，留学的意义也就丧失了。“今若专恃留学，而无国内大学以辅之，而留学而归者，仅可为衣食利禄之谋，而无传授之地，又无地可为继续研究高等学业之计，虽则年年遣派留学，至于百年千年来于国内文明无补也，终无与他国教育文明并驾齐驱之一日耳。”
胡适这话，拿在今日，亦深有中弊之效。比如我们现今鼓励留学生来去自由，以吸引更多学子归国，但实际效果却并不理想。虽有可“传授之地”，但教育体制并不好，难以发挥更大的传授之效，个人价值得不到较好的实现；虽可“继续研究高等学业”，但研究条件与水平，自是与国外不可同日而语，何况国内之研究掣肘甚多，研究之外的人际因素使人扰攘不堪。当然更主要的是，随着冷战的结束，国家主义教育观在文明步伐较快的地区日趋式微。当然，与祖国连接的脐带始终是无法割断的，何况海外学子为祖国所作的贡献，无论如何也是不能抹杀的。复次，胡适论及留学界的弊端有三：一曰苟且速成，二曰重实业而轻文科，三曰不讲求祖国之文字学术。一、三两点之弊端在今日似稍好转，可暂时搁置勿论，单说重实业而轻文科。重实业而轻文科，今日留学生的派遣中也深染此弊而未能除。若以1979年为例，实比胡适当时所言之事实更甚。“我国向五大洲32个国家派出留学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