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去的大学-第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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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眸老大学余韵，重温大学精神：逝去的大学 陈远 编 谢泳 等著
何谓大学？这是一个老问题，也是一个常问常新的问题。或许老大学的流风余韵，可作为现代大学的一种借鉴。全书分三辑：第一辑“大学与校长”选取当时名胜一时的大学中最著名的校长，如蔡元培、竺可桢、梅贻琦、张伯苓、司徒雷登、唐文治……或叙述他们创建学校之时的艰辛，或叙述他们在大学生存环境发生转变之际的境遇以及选择。第二辑“大学往事”，选取了圣约翰大学、金陵大学、东吴大学、云南大学等过去少为人提起的大学，看看发生在过去这些校园里的故事，当知大学之所以为大学的所在。第三辑“大学理念”是近年来时贤对于过去大学留下来的资源的一种梳理，可谓是对当下教育的谏言。
同心出版社 出版
第一辑 大学和校长 《逝去的大学》回眸老大学余韵
文/陈远
在一次和清华校史专家黄延复先生的聊天中，我们谈及过去的教育和当下的教育。黄先生感慨地说：“在家有父母，何必靠外人。”黄先生此语是有感而发：1949年以还，在大学结构上曾经有过两次重大的调整，一次是在1952年，史称“院系调整”，另一次大规模变动是上个世纪末的所谓“院校合并”。前者学习苏联，后者看似学习欧美，实则好大喜功。
我想黄先生的意思是说“我们过去的大学本来有很好的传统，何必总是去学习外国呢。”这本书，就是一本关于“过去的大学”的书。
过去的大学，大抵如一个人，时间久了，变形成种种个性，在校则成为校格。过去的大学生，从他的言谈举止就可以判断出他是从哪个学校毕业的，就是因为有校格存焉。校格的养成，有赖于校长，所谓“大海航行靠舵手”。但是过去的大学校长都有一种较高的自觉，那就是在一所大学筚路蓝缕的开创时期发凡起例创建制度之后，将自己置于制度之下而非凌越于制度之上，比如北大的蔡元培、南开的张伯苓、光华的张寿镛。曾经担任过华中师范大学校长又对教育史素有研究的章开沅先生对此体会颇深，在前不久出版的《中国著名大学校长书系》中的序言中他这样写道：“……校长责任重大，不仅其办学理念、谋划决策关系着学校的发展走向，而且其一言一行所体现的品格、作风，也悄然无声地对众多师生产生某些影响。”校格之养成，此之谓乎？
1949年之后，随着环境的改变，过去大学的环境也随之改变，一些大学消失了，如燕京大学、光华大学；一些大学改变了，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过去大学的流风遗韵，只留在曾经在那里读过书的人们残存的记忆或者后人的感念之中。1982年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由钟叔河与朱纯二位先生所编的《过去的大学》，是我看到第一本有“普及意义”的“大学往事”，钟先生乃当代出版大家，编出书来自然有大匠之风，编书这种事，大学者不屑为，小学者不能为，以先生之学识、之地位而编《过去的大学》，其人文关怀，令后生如我者感佩不已。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陈平原先生编出一本《北大旧事》引起一时纸贵，谢泳先生有感于此，倡议编一本《清华旧事》，我不及二位先生的专深，只好把过去存在过的大学笼而统之，编成这本《逝去的大学》。但是在私意中，也确认为中国除了北大与清华两所至今仍受世人瞩目的国立大学之外，一直被冷落的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也有值得感念之处，他们在北大与清华之外，也算是开辟了中国大学的“第三条道路”。
本书分三辑：第一辑“大学与校长”选取当时名胜一时的大学中最著名的校长，或叙述他们创建学校之时的艰辛，或叙述他们在大学生存环境发生转变之际的境遇以及选择。不仅记“其迹”，而且记“所以迹”。蔡元培、竺可桢、梅贻琦、张伯苓、司徒雷登、唐文治……这一串名单，可以作为过去大学校长的一个缩影，从中当可窥探出过去大学的发展史。第二辑“大学往事”，选取了圣约翰大学、金陵大学、东吴大学、云南大学等过去少为人提起的大学，这些大学至今多已不复存在，看看发生在过去这些校园里的故事，当知大学之所以为大学的所在。第三辑“大学理念”是近年来时贤对于过去大学留下来的资源的一种梳理，可以看作是对当下教育的谏言。
记得萧乾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过这样一句话：一九四九之后，不作兴把自己的书献给谁了。工作之余，我编了一本这样的书，我也没有想过把它献给谁，如果非要把它献给谁的话，我首先要献给的是我自己。因为在读大学的时候，我总想做个与众不同的人，但是我把自己跟自己的那些同学比较，怎么看怎么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后来我在书上读到大师们的风流遗韵，不由得对养成他们的环境产生兴趣，这也算这本书的由来。如果还要献给谁的话，我想把这本书献给正在大学里读书的莘莘学子以及跟我一样曾经在校园里读过书并且迷惑过的人们，我们不能改变周围的环境，但是我们能够改变自己。
（此文为《逝去的大学》一书序）
《逝去的大学》 陈远 编 谢泳等著 同心出版社出版 2005年3月第一版
司徒雷登：燕京大学的灵魂（1）
文/陈远
司徒雷登，1919年担任新成立的燕京大学的校长，燕京大学的创始人和主要领导者
燕京大学校长的最佳人选
1918年，出生在中国杭州的美国人司徒雷登在南京踌躇满志地度过了他人生中的第42个生日。他有理由踌躇满志，因为从他1905年开始在中国传教以来的活动以及收到的效果，不仅让他所隶属的美国南北长老会对他刮目相看，而且也在中国获得了广泛的声誉。也是在这一年，位于北京的两所教会大学（汇文大学和协和大学）筹划酝酿已久的合并初步达成了一致。司徒雷登从来没有想到，他之后的命运会与这所合并而成的燕京大学紧密相连，甚至可以说是合二为一，彼此之间可以互为代名词。然而，在当时别的人看来，出任这所还是将来时的燕京大学校长的最合适人选，则已经是非司徒雷登莫属了。
当年“学生志愿参加海外传教运动”的领袖罗拨·史庇尔（Robert E。 Speer）认为“司徒雷登深切了解中国，于在华传教人士中对中国青年最具影响力，而且才华与学养出众，思想开朗，中外人士都心仪其人”。因此他“判断”：“司徒雷登是‘北京大学’（后改名燕京大学）校长的最佳人选。”基督教青年会国际协会副总干事布鲁克曼（F。 S。 Brockman）则推荐说：“司徒雷登的才具足以出掌任何教会机构。他出身中国，此为其他同行所望尘莫及。他中文与英文都运用自如，而且深谙中国文学，可称一时无俩。他的心灵也属难得的品质。我相信他举世无仇敌。在未来的‘北京大学’里能调和中外，折衷新旧思想的，我不作第二人想。”
1918年的下半年，美国南北长老会正式向司徒雷登下达了命令，让他去筹办“一所新的综合性大学”。但是司徒雷登本人对于这项任命却并非心甘情愿，在他后来的回忆录中，他说：“……我实在不愿意去。我对金陵神学院的工作十分满意，在教学和研究工作方面已经得心应手，而且正在从事几项写作计划。”他的许多朋友，也认为那几乎是个“无法收拾的烂摊子”，并且劝他不要去。但是他的一位老朋友哈利·卢斯博士（即美国著名的《时代》周刊创办人亨利·卢斯的父亲）却对他表示了支持，但是他同时提醒司徒雷登，在他应聘之前，应当仔细审查经费方面的问题。
我们可以从一位燕京老教师的回忆中体会哈利·卢斯博士的提醒的深意。包贵思女士（她是冰心先生的老师）在她写于1936年的《司徒雷登传略》中回忆：“那时的燕大是一无可取。我们很局促地住在城内，有教员也没有设备……学生不到百人，教员中只有两位中国人（陈在新博士与李荣芳博士）。许多西方教员，不合于大学教授的条件。”更要命的是“常年经费有一半是落空的”。
虽然司徒雷登对于这突如其来的任命并不情愿，但是他并不是个畏惧困难的人，同时，作为一个出生在中国并对中国有深厚感情的美国人，他认为创建一所新大学，可以更好地服务于中国，而且这个任务跟他服务于自己的祖国美国也没有什么冲突。司徒雷登接受了聘请，但是同时约定：他不管经费的事情。
为燕京大学寻找新的地址
1919年春天，司徒雷登正式走马上任，出任燕京大学的校长。6月份他到达北京，遭遇了他上任之后的第一次尴尬。那时候，五四运动结束不久，但是学生运动依然还是此起彼伏。在6月2日、3日、4日，学生游行示威的活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前后有一千多名学生遭当局逮捕。按照计划，司徒雷登应于6月8日跟学生们正式见面，算是新校长的就职典礼。不巧的是那一天政府释放了被捕的学生。本来就少得可怜的没有被捕的燕大学生，都满怀热情地跑到大街上去欢迎英雄们的光荣出狱，谁还顾得上这位上任之初的司徒校长？
不过，让司徒雷登头疼的不是这突如其来的尴尬，这种局面对于熟悉中国形势的他来说，也许是意料之中。
虽然一开始曾经约定他不负责经费的问题，但是他一旦坐上校长的位置，这个问题就会来困扰他。在他后来的回忆录里，他回忆到：“当时学校一点现款都没有。”而学校当前的情况却需要更换一个更适合发展的校址，不然燕京则没有办法发展。根据司徒雷登的学生韩迪厚回忆，1919年的秋天，司徒雷登接手的燕京大学是这样的景象：那里有五间课室。一间可容一百学生的饭厅，有时用这间大屋子开会，也有时用来讲道。还有三排宿舍，一间厨房，一间浴室，一间图书室，一间教员办公室。另有网球场和篮球场。此外刚弄到手一座两层的厂房，原是德国人建的，可以改作课堂和实验室。
没有办法，只有自己来。那个不负责经费的约定对于他来说，不过是一纸空文。他开始在老朋友哈利·卢斯博士的帮助下募捐资金。募捐资金难免遭逢尴尬和白眼，但是司徒雷登觉得，即使募捐不成，那么也要和对方交为朋友，以便之后燕京大学的道路能够更加顺利。不过，他内心深处的感受，则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他曾经感叹：“我每次见到乞丐就感到我属于他们一类。”如今美丽的燕园还在，只不过已经更名为北京大学。司徒雷登是怎样找到了这个地方？又是如何把它变为燕京大学的新校址呢？在他的回忆录中，司徒雷登记载了他寻找校址的过程：“我们靠步行，或骑毛驴，或骑自行车转遍了北京四郊也未能找到一块适宜的地产。一天我应一些朋友之约到了清华大学堂，其中一位朋友问道：‘你们怎么不买我们对面的那块地呢？’我看了看，那块地坐落在通往颐和园的公路干线上，离城五公里，由于那里公路好走，实际上比我们察看过的其他地方离城更近，因而十分吸引人。这里靠近那在山坡上到处集簇着中国旧时代一些最美丽的庙宇和殿堂，并因此而著名的西山。”
司徒雷登看上了这个地方，他找到了这块地当时的主人——山西督军陈树藩。在和陈树藩交涉的过程中，司徒雷登显示出一如平常的那种非凡交际能力，结果，这位督军仅以六万大洋的价格把这块地让了出来，不仅如此，他还把其中三分之一的款项捐作为奖学金。但是司徒雷登的本领当然不仅仅表现在募捐上和寻找校址上，否则，他仅仅称得上是燕京大学的一位精明的管家，而不会成为它的灵魂人物。
哈佛燕京学社
过去的大学校长，往往把学校内知名教授的数量看得比什么都要重要。清华大学的校长梅贻琦先生曾经说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有大师之谓也。与之相比，司徒雷登没有说出过这样的名言警句，但是在他心里对于这一点却深以为然。在燕京大学初创时期，他延请到了刘廷芳和洪业两位名师，在他们的协助以及影响之下，一大批学术大师纷纷奔赴燕京，到上个世纪20年代，燕园之内已经是名师云集，国文系有顾随、容庚、郭绍虞、俞平伯、周作人、郑振铎等人，历史系则有陈垣、邓文如、顾颉刚等人，哲学系则有张东荪等名宿……名师出高徒，雷洁琼、冰心、费孝通、侯仁之、王种翰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