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十日谈-一个上海知青在缅泰的奇遇 作者: 吴越-第3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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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建立以后，如果宣布土地国有，限制地权，所有耕地由国家收买，然后分给、租给或卖给农民，这个政策一定行得通，不会引起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矛盾加剧。
我到了香港，后来又到过台湾，还特地到台湾农村去参观过，才知道台湾的土地改革采取的是“赎买政策”，限制地主拥有土地量，多余部分由农民按国家规定的低价向地主购买，分十年付清。这样，农民与地主之间不发生矛盾，不产生冤仇。农民的土地是经过自己的劳动付出代价买进来的，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对产业也更加爱惜。不像大陆的一些懒汉，分到了土地，也不想花力气经营。只等着农村经济往两极分化，进行第二次土地改革，再一次“从天上掉下馅儿饼来”。
第三，阶级斗争虽然是客观存在的，但也只限于前一个历史时期，对于像我这样“在新中国出生，在红旗下长大，在党的哺育下成长”的青年，即便出生在地主、资产阶级家庭，也不应该再以前一个历史阶段的阶级成份分敌我。特别是新中国出生的地主子女，没吃过一天剥削饭，生活比贫下中农子女更苦，政治上受歧视，不但入不了党团，连少年先锋队都不许参加，有些地方的土政策，还规定这些孩子小学毕业以后不许上中学，实在冤枉。之所以造成这种局面，对当局来说，是错误地过高估计了家庭的影响和作用，而过低估计了党团社会教育的效果，把可以成为己方力量的青年推向了敌对的一方去了。对这些被称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来说，无法解释自己何以会低人一等，只能埋怨自己出世的时候投错了胎！
我作为一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尽管我是拥护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但我是个“前娘”生的儿子，共产党这个“后娘”并不爱我，处处地方歧视我，限制我，打击我。我也曾经像我父亲一样立志不参与政治斗争，好好儿学一门本事，做一个“有利于国家民族的人”。但是连这样最低的要求都不让我达到，不许我实现。我才二十岁，至少还有四五十年的生命。我活在大陆，连做一个普通公民都不能够，还有什么意思呢？裴多菲和罗兰夫人都说过：“不自由，勿宁死。”我并没有向共产党要求额外的非份的自由，我只要求作为一个自然人和普通公民所应该有的、一视同仁的自由。而这种自由对我来说已经变成了不可能得到的奢望与苛求了，那么，我应该怎么办呢？
如果真按“不自由勿宁死”的信念行动，我应该像小菁一样去自杀才对。但是我认为自杀的人太懦弱了。如果是个人恩怨，我至少先要把仇人杀了，然后再自杀，或同归于尽，绝不自己愤而自尽。现在的问题是国家、政府、政党的错误决策在为难我，而我又没有力量来推翻这个政府或改变这种错误的政策。如果我不想拿自己的生命作粪土，从我个人的解脱出发，我只有外逃一条路可走了。外逃，有可能被抓回来，甚至有可能在国境线上被击毙，但也有可能逃亡成功。我听说过：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就有大批傣族人成群结伙儿地逃到了缅甸、泰国和老挝去。尽管七二年跟五八年的政治气候大不一样，边防的松紧也大不一样，生死二字，总归只有一个可能性。人生难得几回搏，到了这生死存亡的关头，我只能拼死一搏了。
做好逃亡的思想准备，我就积极地做逃亡的物质准备。
第一是路线。从哪条路走，从哪个点突破，是逃亡成败的关键。
我要去的地方是泰国。因为只有到了曼谷，找到了那家与我舅舅联营的旅馆，我才有可能到达香港。但是云南只与缅甸、老挝、越南交界，与泰国并不接壤。要去泰国，必须先经过缅甸或老挝，再第二次偷越国境，才能到达泰国。这可真不容易呀！但是为了活命，为了活得像一个人，我豁出去了。
我在西双版纳已经住了四年，对于哪个路口能够通向缅甸和老挝，多少也知道一些。我听人家说：边防线最松的，是腾冲地区。因为腾冲地区的境外，就是缅甸人民军的势力范围，凡是越境的人，十个中很可能就有有九个是出去参加“国际共产主义革命”的。我不打算投缅共，再说，那里离西双版纳有好几百里路，离缅泰边境也太远。我要去的地方是曼谷，我必须尽可能寻找一条最短的到达曼谷的路线。
那时候，中国政府为了支援老挝的民族解放，派了一支部队到老挝去参加人民军作战，其中三支队和五支队，驻在老挝西北部的会晒省，也就是上湄公省。因此，几乎每天都有军用车队从昆明运送军需物资经过勐腊中老边境出国到老挝。对于军用车队通过，边防站的检查当然比较松，如果能够想办法爬上汽车钻进车蓬里面去藏起来，可以说是一个极妙的方案。但是一者勐腊离西双版纳也有好几百里，距离太远，二者这种车队我在勐养看见过，几乎每辆车上，都有两名荷枪实弹的战士在守卫，要想在众目睽睽之下爬上车去，除非有隐身之术。再说，即便爬上去了，一路上也没被发现，那么在什么地方爬出来呢？怎么在半道儿上跳车呢？
所以说，这个方案虽然理想，却不现实。经过琢磨，只好放弃。
第二个路口是水路。湄公河发源于中国的西藏，流经云南的一段称澜沧江。澜沧江流到中缅边界的橄榄坝①，下游即称湄公河。在橄榄坝那个地方，是中国水路的出境口。橄榄坝离我插队的地方，不足一百华里。我曾经幻想：凭着我能够横渡黄浦江的游泳水平，如果能够口衔通气管，隐藏在一条木船的尾舵附近，就能够混过橄榄坝水关，从这里偷渡。只要一出橄榄坝，湄公河东岸是老挝，西岸是缅甸，管得就不像中国这样紧，被抓的可能就小得多了。
① 橄榄坝──橄榄坝有两个，一个在景洪市西北约一百多里的澜沧江东岸，一个在景洪市东南不足一百里的澜沧江西岸中缅边境。这里指的是后者。
于是，在一个休息日，我以买东西为由，到了景洪，特地到澜沧江边去看了一看，实地侦察了一下。
一到那里，才知道我的想法有多么幼稚：第一，那时候中缅、中老不发展边境贸易，根本就没有国营的商船从橄榄坝出境；第二，即便有几只小木船出去，也是边民探亲或做小买卖的，船底下根本藏不住人；第三，澜沧江水流湍急，江中暗礁极多，即便有大商船出境，即便能在船尾藏住身子，船过险滩的时候，早就粉身碎骨了。
事实证明，此路不通。
第三个路口在打洛，离我插队的村寨不足一百里。从打洛边防站出去，就是缅甸边境。在以打洛为中心的这条中缅边境线上，以南览河为两国的交界。作为国境线的南览河，共长一百多华里，向东注入湄公河。界河南北两岸，居住的大都是傣族，说的是一种语言，风俗习惯也基本一样，不过河对岸的就叫掸族而不叫傣族了。傣族与掸族之间，尽管隔着一条界河作为国境线，可是阻挡不住两岸人民传统的通婚习惯。因此，两国之间走亲戚的乡民，几乎每天都有。
当时的规定，凡是乡民过河探亲，第一必须持有公社以上的通行证，第二必须一律从打洛边防站进出。但是南览河的国境线部分长达一百多华里，尽管打洛地处界河中段，两头的居民要出入一次，先要走五十里路到打洛，验证过关以后，再走五十里路到亲戚家里，这个弯儿可绕得太远了。因此也有许多“不安份守己”的乡民，为了图省事，往往既不到公社去开证明，或者开了证明也不走打洛边防站，而是悄悄儿地从南览河涉渡。他们都是当地人，即便碰见了巡逻的边防军，被抓了回来，因为确实没有政治目的，也不过挨几句批评，写个检讨，最多进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几天，也就算了。
因此，如果能够化装成傣民，从南览河上涉渡过去，成功率是最大的。
经过观察比较，最后我决定从南览河涉渡。
我们在傣族地区插队，与傣族人相处了四年，基本上人人都会说几句傣语。傣族服装也都有一套两套的，赶集的时候好打扮成傣民，以便于自由活动。过了界河，银元还是通用的货币。云南地区，民国初年使用银元，云南王龙云统治时代，又发行过一种银质的“半开”，只要肯出高价，都不难换到。所有这一切，都为我的偷渡提供了有利条件。
1972年7 月1 日，是中国共产党的生日，公社召集插队知青中的红五类子女开会，却把我们这些“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撇在一边，让我们自由活动，等于放我们一天假。这当然是一个极好的潜逃机会。
一大早，开会的知青们都坐上手扶拖拉机走了。另几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还在睡懒觉。我已经收拾停当，背上一个大鱼篓子，扛一根钓竿，出门钓鱼去了。碰见几个熟人，还扬言：今天要是不钓上满满一大篓鱼，我绝不回来。
其实，我的大鱼篓子里，装的全是我外逃用的“道具”。
我一直向西走去。走了大约三十多里路，离开我插队那个公社的辖区已经很远了。于是我在小河边改装，从大鱼篓里取出一套傣民服装打扮起来：一件白色无领对襟褂子，一条白色肥腿长裤，脖子上用丝线挂着一个毛主席像章①──这个像章，还是小菁送给我的，既是定情物，也是纪念品──肩头背一个绣有孔雀的通巴②，脚穿塑料凉鞋③，头戴一顶草绿色军便帽④，打着一顶当时颇为流行的折叠式黑色小阳伞，打扮成外出赶摆⑤的傣族青年。然后把原来的衣裳装进鱼篓里，再装进几块大石头，沉入河底，继续赶路。
① 傣族人不论男女老少，都要在脖子上挂一个小佛像，作为避邪的护身符，一般都是陶制的，最名贵的，则用金、银、玉、象牙制成。“文化大革命”期间，傣族人虽然没有把家里的佛龛改供毛主席，但有小部分傣族青年为表示对毛主席的热爱，表示革命，把护身符改为毛主席像章。
② 通巴──傣族男青年背的布背包，用彩色棉线或毛线绣上各种美丽的图案。例如孔雀表示吉祥如意，大象表示五谷丰登。
③ 傣族人不论男女，习惯于赤脚。后来塑料凉鞋流行，也有些青年爱穿。吴永刚是上海人，不会打赤脚走路，所以故意穿一双塑料凉鞋。
④ 傣族人原来习惯于用绯红、青色或白色长条布缠头，“文化大革命”中受“红卫兵”的影响，男青年中也流行戴草绿色军便帽。
⑤ 赶摆──外出参加佛事活动。傣族信奉佛教，“文化大革命”期间，为尊重当地民族习惯，仍准许举办佛事活动。
中午时分，我到了离南览河不远一个叫勐津的小村寨，找了一家小饭铺，坐在高脚楼上，用剩余的全部人民币买了几个菜、一瓶酒，一面装作欣赏山光水色注视着河边的动静，一面慢慢儿地吃着在中国大陆的最后一顿饭。
中缅边境，并不如想象中的那样，有若干公里的无人区，而是和普通村寨没什么两样，河边既有庄稼，也有人走动，只是不许随便过河去。河水虽然湍急，看样子并不太深，而且似乎根本就没有岗哨和巡逻兵。
我多存了一个心眼儿，吃过饭，沿南览河顺流而下，尽量离村寨远一些，找了个看上去比较浅的涉渡口，四顾无人，正准备涉渡，忽然听见上游马蹄得得，一队骑兵，大约有十几个人的样子，也顺流巡逻而来。我心里说声：“危险，差点儿让人家堵个正着！”为了避免正面接触，盘问起来麻烦，我拐了个弯儿，向远离河岸的方向走去。
边境巡逻兵只管国境线，对国境之内形迹并不可疑的村民往来，根本就不注意。骑兵是从边防哨所来的，属于例行巡逻，速度很快，转眼间就不见踪影了。巡逻兵刚过去，这时候正是例行巡逻的真空时刻，当然是涉渡的最佳时间。我立刻收起小阳伞，返身快步往河岸奔去。
到了河边，上下一看，依然一个人也没有。我高兴得心里狂跳起来，喊了一声：“天助我也！”顾不得脱衣服卷裤腿儿，也不问河水深浅，就哗哗地向对岸淌去。
我知道，第一，这里的河道，边沿很浅，一到了河心，都有一定的深度；第二，为减小目标，我必须一下河就把整个身子都淹没在水下，因此脱不脱衣裳都一样，反正都要湿透的。以我的水性，再深点儿，也难不住我。
出于我意料之外的是：我还没到河心，背后就传来了一片喊声：
“站住，不许再往前走了！再走就开枪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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