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十日谈-一个上海知青在缅泰的奇遇 作者: 吴越-第3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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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多方面的情报中获悉：这个杨茂良，确实在秘密地制造、走私毒品，打算走罗星汉、坤沙的老路，以毒养军。只是现在我们还没有弄清楚，他究竟是背着彭家声搞的，还是授命于彭家声这样干的。因为彭家声终究是缅甸禁毒委员会的主席呀！
对我们泰国来说，发生在缅甸国内的事情，我们管不着，也不能管。我们的任务，是加强国境线的管理和巡逻，尽量不让任何毒贩子混进泰国这一边来，也不让境内的毒品走私到国外去。
除了毒品走私之外，还有一个最令我们伤脑筋的犯罪团伙就是海盗。可以说，自从有了海上航行，就有了海盗。早在古罗马时代，就有关于海盗在地中海活动的记载。各国的电影和小说中更不乏海盗的描写。
海盗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港口海盗，以偷为主，一是海上海盗，以抢为主。港口海盗是一批组织严密的犯罪团伙，分工极细，以停泊在港口的商船为盗窃目标，只有一小部分人上船“作业”，更多的人则从事转运、隐藏、销赃等“一条龙”行动。海上海盗的老窝儿大都盘踞在某个荒岛上，当然也有占领海边某个偏僻的村寨的。他们出没无常，一般都在公海上对商船和客船进行洗劫。
有些国家不把港口海盗列入海盗范畴之内。因为那是盗窃行为，而且船舶还没有出海，成员与海上海盗也不是一个体系，应该列为陆地的盗窃集团。由于泰国是个多港口国家，在港口发生的盗窃案件特别多，所以把这一类案件也列入海盗作案范畴了。
海上海盗与港口海盗以及陆地的强盗在许多方面都有所不同。他们长期在海上漂流，处境危险，生活枯燥，性格大都孤僻而凶残，嗜酒如命，视杀人为儿戏，见了女人更不要命。许多陆地强盗干不出来的事情，他们都干得出来。越南战争的时候，布尔布特在柬埔寨搞“红色高棉”黑暗统治的时候，大批难民雇了民船企图从海上逃亡到菲律宾去，一旦遇到了海盗，不但所带财物被洗劫一空，所有年轻女子也都被虏到海岛上的匪巢中去，遭到强奸和轮奸，不到奄奄一息，不会放回来。
陆地强盗中，虽然多数是男性，但也不乏骁勇的女强盗。海盗当中，则绝大多数是男性，除了小说中故意为吸引读者而创作的女海盗形象之外，现实世界中确实很少听说有女海盗的。可是这一特殊的荣誉，现在确实已经降临到了泰国。在东南亚的公海中，近来出现了一个莫测高深的女海盗头子，名叫“翁戈”，在海盗世界中占有显赫的位置，据说她就是泰国人。尽管东南亚各国的报纸对她的“业绩”早已经吵得纷纷扬扬，连篇累牍地津津乐道，可是对她的情况，掌握的情报还极少。我们只知道她已经五十多岁，丈夫原来就是个海盗头子，在一次“海上作业”中被警方击毙。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翁戈毅然继承了丈夫的“伟业”，重新组织了力量，疯狂地对海上船只进行报复。她在海盗王国的地位逐日提高，现在已经登上了“海上女皇”的宝座。据说她所用的无声手枪，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价格贵得吓人。她所驾的快艇究竟是什么样子，至今都没人知道。而她的行踪却神出鬼没，今天在曼谷，明天就可能在新加坡，后天更可能在马尼拉，再过一天又有在香港发现她的消息报道。
对于这样一个神通广大的女匪首，泰国当局可是束手无策，一点儿办法也没有。菲律宾和新加坡的警方，曾经想方设法要搞到一张她的照片，但是至今依旧一无所获。据说她的耳目和杀手遍布东南亚各地，手下人谁要是敢向警方提供她的照片，立刻就会被处以十分残酷的极刑。何况她的手下都十分忠实于她，要想从她的手下获得一张她的照片，尚且比登天还难，要想逮住她，当然就更难了。
我父亲在枢密院竭尽全力地工作了三十多年，应该说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不过他自己总觉得要做的事情太多，而他的力量又太小。我既然出生在这样的一个家庭中，对黑社会的帮派自然也比我的同辈人要熟悉得多。我在父亲的鼓励下，也走上了他的道路。我在大学里上的也是政法学院，毕业以后，一直配合父亲做法制改革与建设的工作。近来为了加强泰北边境的查毒禁毒工作，枢密院任命我为清莱府的反毒专员，作为清莱府府尹的副手，配合府尹开展工作。
对于您这样一位风流人物，居然扬言要到王塔克去，难怪南邦的贩毒中心要怀疑您是国际禁毒委员会派来的人了。而对我这个真正的反毒专员，他们却轻轻松松地放了过去。像您这样扎眼睛的人，当然我也要怀疑您是走私毒品的大商贩或者是联络员。不过通过他们的这场表演，倒是代我冰释了对您所有的怀疑了。
吴先生，我已经把我的来历和任务无保留地统统都跟您说了。那么，关于您去王塔克的真正目的，您是否也可以无保留地全部告诉我呢？
第三个故事：偷渡客的经历
吴永刚是个从中国大陆逃出来的偷渡客。先到缅甸，后到泰国，最后到达香港。
他当时是怎么越过国境线的呢？到了异国以后，他又是怎么生活、怎么继续旅程，最后到达香港的呢？
原来，他挨过一枪，是三个小姑娘救了他。这里面，有两个既辛酸又动人的爱情故事。
昭维先生是清莱府的府丞，比县长还大的人物，今天能够推心置腹地与我谈论贵国有关黑社会的诸多问题，足证先生对我的信任与看重。我要是不推心置腹地向您和盘托出关于我去王塔克的目的，我就太对不起您的这一片赤诚之心了。
首先我声明：昨天我在车上所讲的关于我自己在西双版纳的故事，完全是真实的，没有任何虚构的成份。我到泰国来，确实是因为业务上与曼谷的一家旅社搞联营，需要进一步商谈一些可行的项目。至于我要到王塔克去，那纯粹是为了借此机会去寻找我的一个朋友。正确地说，是我没举行婚礼的妻子。
让我接着昨天的话茬儿，把故事继续说下去。
那年，我因为多嘴，说了几句《中国共产党党章》上出现的笑话。其实这事儿与我毫不相干，结果不但给自己招来了一顿毒打，还把我初恋的对象也送上了西天。尽管后来没事儿了，法院也不追究我的刑事责任了，可我的心情坏到了极点。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知识分子生性懦弱，以善于忍耐在全世界出名。对于大陆的苛政，他们心里不是不明白，但是逆来顺受惯了，只知道忍气吞声，苟且偷生。我第一不是知识分子，第二少年气盛，第三已经走到了绝路上，反正伸头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只好铤而走险，第四脑子还比较清楚，觉得在这样一帮浑蛋的统治下当老百姓，实在太憋气也太窝囊了。何况当时在云南边境插队的知青不甘心呆在农村受苦，越境外逃的人很多。据事后不完全统计，十年“文革”期间，单是外逃的知青就有十几万，国境线上每天都有上百人通过。因此，我才下决心冒险偷渡国境，逃出了中国大陆。
尽管当时我还不满二十岁，可是要办这样一件大事，也是经过大脑认真反复地多次思考以后，才做出决定的。要知道，当时的中国共产党，认定只有他们执行的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只有中国大陆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外国”，除了阿尔巴尼亚是“欧洲的社会主义明灯”之外，不是帝国主义，就是修正主义，至少也是反动派当政，对“海外”两字视同洪水猛兽，因此执行的是“闭关锁国”政策，把“国门”关得紧紧的，既不许外国人进来，也不许国内人出去，而且用形而上学的认识论认定：凡是偷渡国境的黑五类子女，必然去投靠帝修反，因此用法律的形式把“偷渡国境”解释成“叛国”，不但抓回来要重判，当场打死，也是白死。
所以，我的这一决定，实际上是冒着死亡危险的孤注一掷！
不过在知青的传说中，似乎云南的边境是所有边境中防守最不严密的一个地段。因为云南的外面就是缅甸的东北地区，而当时的缅东北是控制在缅甸人民军也就是缅共手里的。在云南越境的人，大多数都投了缅共。而缅共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坚决支持中共的。只是缅共还没有取得政权，中国政府不能公开地支持他们罢了。大批红卫兵知青越境参加缅共，实际上是对缅共的一种实力支持，因此据说云南边防军看见大批知青越境，并不怎么追究，而只盯着单身偷渡国境线的人，特别是像我这样的黑五类子女，一旦抓回来，不死也要脱层皮。我偷渡的目的是要从缅甸转道去香港，而一时间也没有与我怀有同样目的的大批知青可以同行，所以说，虽然我也在中缅国境线上偷渡，却与人家革命派子女有所不同，依旧存在着很大的危险性。
偷渡之前的一段时间，看起来，我好像仍旧与过去一样，不言不语的，每天干活儿回来，没事儿了就看书，而且看的都是马恩列斯和毛泽东的著作，让人觉得我在认真刻苦地学习，一心要改造自己那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其实，我是在探索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在我心里萦绕已经不止一日，好像烧着了一团火，这团火，几乎把我自己给烧着了。
我越琢磨越觉得像我这样的人活在大陆太没有意思了。我曾经很客观地问过我自己：我究竟信不信马列主义呢？经过认真的反省，我奇怪我对马克思的理论竟是那样执着地相信。我不敢说我读遍了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但我至少读过《社会发展史》，也相信社会发展史的理论。我坚信：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要进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因为除此之外，我的确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更好的社会制度可以发展。如果我不相信马克思主义，那么我相信什么呢？总不能说我什么都不相信，认为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最理想的制度也是最后的制度吧？
但是对照书本和现实，我也有许多问题想不通。今天咱们虽然不讨论这些问题，不过为了说明我当时的思想，简单举几个例子还是必要的。
第一，毛泽东说：农民起义进行一次，社会生产力就向前飞跃一次。我怎么也想不通。明朝末年，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今天官兵杀过来，明天农民军杀过去的，死的都是老百姓，至少四川的老百姓几乎接近杀光了，后来不得不用强制移民的办法搞什么“湖广填四川”。那是中国历史上人口大减的时候，书上说：全国的总人口只剩下五千万左右了，大片土地荒芜，老百姓饿到了吃人肉的地步，这生产力怎么个飞跃法？
第二，现阶段人类社会中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是客观现实，谁也无法否定。但是阶级斗争是不是像中国大陆所强调的那样普遍、那样尖锐、那样无处不在呢？在阶级社会中，是制造矛盾、促使阶级矛盾尖锐化好呢？还是解决矛盾，促使阶级矛盾趋向缓和好呢？
社会在阶级矛盾中发展，有其自然规律。这是为马克思所阐明了的。列宁天才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定可以在一个国家中首先建成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了这一理论，为了共产主义社会的早日来临，实现跳过资本主义积累时期，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然后迅速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理想，所采取的，就是加深阶级矛盾，以求加快社会发展的策略。
应该说，这种出发点是好的，但是拔苗助长，实践起来，却不一定好。
中国的资产阶级最懦弱，但是资产阶级思想却在人们头脑中顽固地存在。被打倒了的地主阶级，当然也有人心怀不满，总想反攻倒算，总想变天。但也不容否认：多数人是老实的，特别是开明的、有知识的地主，关于“耕者有其田”的理论，应该说从孙中山时代就已经阐明、已经接受了的。
大陆进行土地改革，是不是要搞“残酷斗争”，我怀疑过。是不是要把农村政权交给像杨百了那样既无文化、又无品德、仅仅在土改中积极过一阵子的贫雇农，我也怀疑过。
一个历史时期有一个历史时期的认识标准。封建时代，攒钱买地，出佃收租，不但“合法”，而且天经地义。到了社会主义时代，国家制度规定土地国有，出租土地者为剥削，是违法的。但是这两个历史时代，必须有个明确的分界线。这就叫历史唯物主义。把新中国建立的时期定为分界线，在此之前，一切出租土地、放债求息，都不追究，在此之后，如果还收租放债，就是违法。这样的政策，哪个地主接受不了，再严惩不迟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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