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十日谈-一个上海知青在缅泰的奇遇 作者: 吴越-第2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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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农的女儿或媳妇都接受了他的“教育”，他们全家人这才得到真正的解放，走路也不用低着头了，干活儿也不比别人多、比别人累了。
他的这个秘密也曾经被本村或外村的干部们所得知，也曾经半开玩笑地提醒他“要站稳阶级立场”。他却振振有词地答复：“我怎么没站稳阶级立场？我执行的是‘阶级报复政策’：当年地主奸污了杨白劳的女儿，如今变了天，杨白劳翻身当了主人，玩玩儿他们的姑娘、媳妇儿，还不是应该的吗？即便不合法，至少是合理的嘛！”
干部们哈哈一乐，大家心照不宣。
第二批，是五八年公社化以后，他当上了大队长兼支书，凡是社员要外出做泥瓦木匠的，打小工的，都要大队开证明，不然不但寸步难行，队里还不给分口粮。这张证明，当然要他开，要他盖公章。可是要拿到这张纸，却不是那么容易的。到大队部找他，他总说忙。找了三次，如果还猜不透他的腹内文章，他会暗示你一句：“我白天没空办这些事儿，晚上再说吧。”不懂得暗示的人，如果自己夜里去，他照样有许多理由可以推三阻四，让你把腿跑细了，也拿不到他这张纸；如果心有灵犀一点通，懂得“夜里”两个字的“内涵”，打发女儿、媳妇或自己的老婆去，这证明当夜就能拿回来，最晚不会超过第二天。
第三批，是农村里人口恶性膨胀以后，住房紧张起来了。家家都想盖新房。可是土地收归国有了，要从“国家”的手里也就是他杨支书的手里“批”一块土地出来，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你捧着几条烟、提着几瓶酒登门请求，不铁面无私地把你送的东西扔出来，那才叫怪事儿！
如果知道杨支书的“毛病”，投其所好，其实也简单得很：只要打发女儿、媳妇或自己老婆“夜访”一趟杨支书，尽管当时并不能把“批条”拿回来，可过不了三五天，杨支书自然会亲自登门把条子送来的。
第四批，才轮到了知识青年。
说杨支书“好色”，这话其实是不对的。因为“好色”的人喜欢的是漂亮姑娘。不漂亮的女人，也许送上门来还不要。这个杨支书呢，他是“叫花子吃死蟹──个个好”，只要是女人，不管是姑娘，是媳妇，也不论美丑，更不管大小，比他小二十多岁的固然不错，比他大个十岁八岁的，他也凑合，一律照单全收。反正中国大陆当时性病已经绝迹，艾滋病还没有进口，他大可不必像乌冬那样，非处女不要。因此，当地流传着一句不敢公开说的歇后语，叫做“杨支书玩儿女人──多多益善”。
但是，人的欲望，是随着经济和权势的变化而变化的。就好像吃东西，穷的时候，有猪肉吃就满足；有钱了，就说猪肉这不好那不好，连碰也不碰，讲究吃“天上飞的，水中游的，外国进口的，本地没有的”。杨支书女人玩儿得多了，对本地的乡下妞儿也玩儿腻了，口味高了起来，本地猪肉不想吃，也想尝尝“进口”的罐头是什么滋味了。
正好这时候毛泽东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杨支书这个大队，也来了二十多个知识青年，有本省本县的，还有外省市的。不论来自何方，都是城市来的孩子，模样儿风度，跟农村孩子就是不一样。特别是女孩子，那张脸又白又嫩，简直吹弹得破，个个会唱会跳，说起话儿来，也比本地姑娘好听。最使杨支书惊讶的，是这些姑娘比本地姑娘大方得多：她们住在知青点里，男知青和女知青一个门进出，铺位之间只隔薄薄的一层板；看电影的时候，在大庭广众之中，在众目睽睽之下，居然就敢跟男知青挤得紧紧的，还互相搂着抱着，有说有笑，一点儿也不害羞。杨支书为之神往了。
他曾经多次琢磨，想个什么办法，也尝尝这些“外来妹”的滋味儿呢？
他也曾经故伎重演，找借口把插队女青年叫到大队部来“个别谈话”，但奇怪的是：她们一个个好像都串通了似的，对支书全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坐得离他远远的，除了“嗯嗯”答应之外，多一句话也不说。弄得一向以“高手”自称的杨支书，居然连抛出钓饵、许以好处的机会也没有。
渐渐地杨支书也摸透了这些“鬼丫头”的心思：第一，她们大都各人有各人自己的“对儿”，对杨支书这样的“土包子”，根本就不放在眼儿里。第二，杨支书也实在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吸引她们、要挟她们的。她们大都不缺钱花，不缺吃的。大队里分活茬儿，统一分给知青点，由知青点“点长”进行“再分配”。知青点里的人大都抱团儿抱得很紧，有点儿重活儿，男知青都主动包了。即便大家都干重活儿，男知青们也会干完了自己的活儿以后过来帮着女知青干。所以杨支书插不进手。第三，他也曾经想把女知青中最漂亮的姑娘调到大队部来当会计，以便“近水楼台先得月”。但是此计过于危险。因为大队会计权力很大，知道的秘密很多，必须是大队长和支书的亲信。万一用人不当，泄露了“天机”，这漏子可就大了。何况现任会计跟他配合得很好，他不但无法撤人家的职，即便撤了，还要防人家反咬一口。因此处心积虑地琢磨了许久，眼看着一个个鲜桃似的姑娘就在自己面前晃来晃去，可就是一个也抓不着。
老天不负苦心人，机会终于来了。毛主席“最新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学生从哪里来？由各基层组织从工农兵中选拔推荐。于是全国各地的工厂、公社、部队忙碌了起来，研究指标，分配名额。公社一连开了几次会，把名额落实到大队，并再三强调：基层党组织一定要把最好的知识青年送去上大学，不但功课要好，最主要的是要历史清白，不能有海外关系，不能有黑五类的社会关系，等等。
杨支书拿着这个指标，喜孜孜地回到大队来召集知青们开会动员，宣布：本来指标有限，本大队只有二十几名知青，没有上大学的名额。经本人力争，如今总算争来了一个。要求大家通过自报公议，选出最优秀的知青来，送去上大学。等等。
二十多名知青，来自各个地方。有的才上初中，有的已经是高二甚至是高三的学生了。因为“文化大革命”，不但上不了大学，还要到农村来“修理地球”，多数人心里是不满意的。如今有了这样好的一个机会，谁不想争取？但是二十多个人中间选一个，也确实困难。一对照杨支书传达的几个条件，自认文化水平低、出身成份不纯的，主动放弃了。自以为够条件的，报名，排队，摸底，最后产生了一个候选人，报到了大队部。杨支书一看是个男青年，首先就否定。翻了半天档案袋，终于让他找到一个可以彻底否定的理由：此人有一个表舅，是地主。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亲不亲，阶级分。上大学，是培养无产阶级事业接班人的大事，成份不纯，有可能被阶级异己分子所利用。加以否定，名正言顺。
第一个候选人被基层党组织以“阶级路线”为由否定了，知青点又报上来第二个。这一个倒是女的，长得也不难看，而且翻遍了档案袋，也没发现有海外关系和不好的社会关系。于是找她到大队部来个别谈话，一次，两次，三次，教育，启发，暗示，希望她主动献身。偏偏这个姑娘是个死脑筋，油盐不进。恰好这时候有个女知青找支书汇报，说这个候选人是知识分子干部家庭出身，又是独生闺女，比较骄气，干活儿老是完不成任务，都是男知青帮她干完的。杨支书一听，好，就是这一条：劳动态度不端正，还没过劳动关，再锻炼两年，等下一批吧。
第二个候选人，又被基层党组织借口“劳动态度”否定了。
第三个提名上来的，正是那个向杨支书打“小报告”的女知青。此人三代血统工人家庭出身，没任何不好的社会关系，本人虽然比第二个候选人长得更漂亮，却不骄气，大家一致赞扬她干活儿有一股子狠劲儿、猛劲儿，不亚于男知青。
杨支书经过了解，得知此人的条件，是文化基础比较差些，初中都还没有毕业。不过按“品德第一，学识第二”的要求来衡量，她还是合格的。看起来，这个人如果还不“顺把儿”，就不大好否定了。
杨支书决定找她谈话。首先抓住她打小报告这一条做点儿文章：“你把人家否定掉，原来是你自己想取而代之呀？这样可不好哇！根据你的表现，我就不能不考虑你的思想动机和思想品德啦？”
这姑娘工人家庭出身，倒不扭扭捏捏，很大方地给自己辩护说：她向党组织反映情况，是她共青团员的责任，是对党对人民负责的表现，当时她还不知道大家会提名选她，所以不存在自己有取而代之的想法。接着话锋一转，又说她们家祖祖辈辈也没出过一个大学生，她自己对于上大学，更是梦寐以求。如果支书能够成全她的大学梦，以后一定好好儿报答他。
杨支书一听有缝儿可钻，笑嘻嘻地拉住了她的手，只说了一句话：“你一上了大学，远走高飞，往后还会到我这个山旮旯里来么？所以‘以后报答’这些话，提也不要提起。你先回去好好儿考虑考虑，我这里还要派人到你老家和你父母亲所在的单位外调，征求一下他们的意见。当然，关键在于你自己的态度和我们基层党组织的意见。推荐你上大学的，终究是我们贫下中农嘛！”
这姑娘回去以后，反复琢磨：前面两个人，都是被支书否定的。看起来，自己能不能上大学，关键真在支书那里。只要他一点头，就什么问题也没有了。但是怎么才能让支书点头呢？她在这里插队好几年，连我外公这样的地主分子都听说过杨支书的风流史了，尽管她是个姑娘，又是外来的，保不齐也听见过一句两句，多少知道点儿支书最喜欢的就是跟别人的老婆、女儿睡觉了。但是自己是个大姑娘，用自己的贞操去换取上大学，合算不合算呢？
这个问题一上心，她可真是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了。想来想去，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能上大学，前途广阔；不能上大学，就只好在农村捋一辈子锄头把儿，两者之间，相去可不是以道里计的呀！都二十世纪了，对于贞操观念，也用不着这样看重。尽管为杨百了这样的人献身似乎太委屈自己点儿，可是权在人家手里，也无可奈何，只好捏着鼻子姑妄忍之吧。
她做出了牺牲一面以赢得另一面的决定以后，就去找支书：“我有心里话要向党组织汇报。白天您太忙，时间也不够。今天晚上，我到大队部找您细说吧？”
杨支书一听，就知道她果然思想通了，连连点头说：“只要你思想搞通了，上大学的事儿，好说，好说！”
当天夜里，她在支书的房间里一聊聊到了半夜过后，才回到知青点，还是好心的支书打着手电筒送她回来的。
第二天晚上，据说支书让她到大队部填写上大学的表格，一填又填到了半夜过后才回来。
第三天，支书就把表格亲自送到公社去了。
一切顺利。那姑娘春风得意，到了大学。入学之后，学校里进行一次例行的体格检查。在妇科检查的时候，女大夫无意中问了一句：“你结过婚了？”她脱口而出：“没有哇。”那大夫也就没有再问。
那时候，由基层推荐上来的工农兵大学生，什么样的年龄段都有，有的结过婚了，有的孩子都生过了。对大夫来说，学生是不是处女，本不是检查的目的，记录上也没有这一项。但是做贼的心虚，自从体检以后，她背上了思想包袱，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老是一个人捂着枕头哭。如果她什么也不在乎，倒是什么事儿也没有的；她这样一折腾，校方明显地看出她有思想问题了。于是通过党团组织的妇女委员一次一次地找她谈话，又是教育、启发，话引话，话勾话，终于把她上大学之前的这一段故事问了个一清二楚。
她虽然幼稚，但是本能促使她没把自己主动送上门去这一节和盘托出，而是说成支书找她个别谈话，明码实价，要上大学，就拿贞操来换。她无可奈何，只好忍痛牺牲了。如此云云。
其实，那年代为了争取上大学，女青年献出贞操的事例，多得数不胜数，这一类案件，作案者大都是有权的头头儿，所以一般都采取“不告不理”的原则。这个姑娘当然不了解当时的“大形势”，还以为天下之大，只有她这一个傻姑娘办了这样一件傻事儿。因此当校方政工干部问她打算如何了结的时候，她梗起了脖子，表示一定要与这样的阶级败类斗争到底。
她写出了详细材料。不仅把自己被奸污的经过写得有声有色，催人泪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