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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节

泰国十日谈-一个上海知青在缅泰的奇遇 作者: 吴越-第2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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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在操纵,是地地道道的黑道当政,是变相的黑社会势力在大陆死灰复燃。中国共产党党内有派,这不是秘密。遗憾的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先进的革命派被打倒了,落后的反动派篡夺了党政大权,把一个革命的政党,几乎变成了封建帮派。他们的统治,其实是黑社会帮派式的统治,他们才是真正的“黑帮”。我这样说的根据:第一,它充满了迷信、落后、愚昧、野蛮、专制和黑暗。所谓革命造反派的头头,有的本身就是地痞流氓,他们完全继承了封建帮主的那一套,其所作所为,包括组织系统、等级制度、家长式统治、独断独行、飞扬跋扈、以强凌弱、打击异己、疯狂报复、残酷的非刑……等等一系列表现,完全是黑社会帮派式的。有许多连黑社会帮派都做不出来的事情,他们都做得出来,甚至公开喊出“红色恐怖万岁”的口号,给黑社会帮派的形式披上一件“革命”的合法外衣,行黑社会帮派体系统治之实。第二,整个“文化大革命”,只有极少数的几个人从中得到好处,而给绝大多数中国人带来的只有痛苦和灾难。第三,它的流毒与恶果,将影响中国两代到三代人的素质与社会风气,今天中国大陆出现了黑社会性质的各种犯罪团伙,正是这些黑帮们的流毒,有的就是他们直接培养扶植起来的。
  这样的论点,当然也只是我一个人的,别人,特别是大陆的人,还没有也不敢有这样尖锐的提法。
  我这样笼统地、抽象地说,对你这个从来没有到过中国的人来说,未免太空洞、太遥远也太难以理解了。还是结合我自己本人的故事,跟你形象地说明吧。
  我祖籍中国江南山区,世代务农。我祖父从小天资聪颖,是吴家唯一的一个读书人。他青年时代,思想进步,暗中参加了孙中山先生发起的同盟会,辛亥革命中组织光复军,参与了江南一些城市的光复。辛亥革命后在当地军政府工作了一个时期,不久就继续上大学念书。二十年代从政法大学毕业后,又参加北伐军,当上了团党代表,一直打到了北京。北伐完成后定居上海,挂牌当律师。抗战军兴,我爷爷自己奔赴抗日前线当军法处处长,让当时正在工学院念书的儿子也就是我爸爸投笔从戎,报考中央军校。为了报效祖国,父子两人几乎同时投军,上了前线。抗战胜利以后,父子二人又先后退伍,我祖父继续当律师,我父亲在一家工厂当技术员。1949年新中国成立,私人开业的律师被取消了。好在我爷爷是民主人士,又是法律界的名人,政府部门组织他学习了一段时间,就被安排在上海市法律顾问处当律师。我爸爸在厂里也有创造发明,升任了工程师。1952年,我在上海出生。我妈妈是个女医生。
  从哪一个角度说,我家都是革命的,进步的。至少不是反动的。
  但是我外公家是地主。其实地也不多,就二十多亩。在中国江南,土地虽然比不上湄南河三角洲,也还是比较肥沃的,每亩地能收租谷500 市斤,合250 公斤。全部租谷,一共五吨,一辆大卡车就运走了。这点儿粮食,对已经从经营土地发展到经营工商业的江南地主来说,不算一回事儿。因为我外公主要靠在县城开布店和织布厂赚钱。
  我还有个舅舅,也是抗战期间投笔从戎的,本来在部队里当军需主任,抗战胜利后在武汉当某军的留守处处处长。是他先认识我爸爸,后来才把他妹妹也就是我妈妈介绍给我爸爸的。1948年5 月,我爸爸和我妈妈在上海结婚。1949年4 月,我舅舅奉命撤退到台湾。后来退伍了,在九龙开了一家饭店。1950年江南开始土地改革,我外公把全部土地都主动交出,被评为“开明地主”,没有受到斗争。他觉得自己年纪已经大了,戴着一顶地主帽子,生意也不好做,儿子在台湾,没有任何消息,女儿在上海,即将生育,正写信来要老伴儿到上海照顾她。于是他干脆把布厂和商店都关了,在1952年带着一些积蓄,到上海来与女儿一起生活。
  一直到1955年,我一家人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辛勤劳动,都平安无事。我外公、外婆照顾着我,他们的户口也都从农村迁来上海了。
  到了1955年,大陆开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运动”,不是由公安、司法机关办案,而是由各机关、企业、厂矿通过群众提意见的方式来“挖掘”。
  我父亲本来就是个大学生,只因为抗战上了前线,应该说,他不是勇士也是“爱国将士”,而且是尽人皆知的,本来与“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根本就挂不上钩儿。可是群众一“挖掘”,首先把我父亲挖掘出来了。口口声声,只问我父亲为什么不跟蒋介石到台湾去。我父亲说:他是学工的,他的事业在工厂,不在军队,抗战期间当兵打仗是为了抵抗日本侵略者,是爱国行为。积极分子们就问他:“你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在那个年代,知识分子们,特别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们,谁敢说自己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只好承认自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啰。于是积极分子们就用三段论证法来批驳我父亲:“大前提:资产阶级的阶级特性是唯利是图。为了赚钱,他们是连祖宗都可以出卖的。小前提:你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结论:你的阶级特性注定你只能去当汉奸,你是不可能爱国的。再不然,你去当兵,就是为了想当官,好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欺压百姓。因此,很可能你就是一个潜伏的特务。”
  您别笑,像这样的逻辑,在五十年代的中国大陆,不但没人笑,而且被奉为经典的至理名言,被当作唯一标准,可以用来分析一切是非曲直的。
  我父亲据理力争,当然不会有人听他。幸亏经过内查外调,他确实是上着大学去参加抗战的,抗战结束,以上尉副营长的军衔复员,以后继续从事本行业务,没有血债,也没有罪恶。仅仅因为他是个国民党员,是“连以上伪军官”,最后被定了一个“历史反革命”,控制使用。本来因为他有创造发明,技术部门原计划提升他为副总工程师的打算,也因为“控制使用”而取消了。
  好在我爸爸认定自己是“凭本事吃饭”的人,对于这种是非颠倒的“光荣称号”,本来就不太计较,也无法计较,只是苦笑一声,也就算了。
  可是我妈妈却想不通。1957年,大陆又开展“整顿党风”的运动。本来这是共产党内部的事情。但是共产党很诚恳地征求党外人士的意见,我母亲也就很诚恳地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她说:我爸爸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太冤枉了。在抗日战争那个历史时期,只要是抗日的,就都是爱国的,进步的,革命的。好,所谓征求党外人士的意见,本来就是一个“阳谋”,要的就是你这样一条意见。联系到她父亲是地主兼资本家,哥哥是逃到台湾的反动军官,丈夫又有历史问题,认定她是阶级异己分子反攻倒算,经过批判,被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下放到生活最苦的苏北农村劳动改造去了。幸亏她是个医生,没干多久的农活儿,农村人民公社成立,就让她到乡村医院当医生去了。
  从此,我父母被人为地分隔在两个地方,一年也见不了几次面。也因此我母亲没有再生育。而我还没有上小学,就等于失去了母亲,失去了母爱。
  1960年,中国大陆因为天灾人祸,主要是“瞎指挥”和贪大喜功、虚报产量,造成特大浪费,于是出现了特大饥荒,到处饿死人。苏北农村生活本来就苦,一闹饥荒,老百姓连糠都吃不上了。我们在上海,生活比别的地方还好一些,但也是什么东西都买不到。我们一家还不能不节衣缩食,从已经很少的口粮定量中节省出一些来,接济我母亲。
  1965年,我母亲经过八年的劳动锻炼,总算“改造好了”,给她摘了右派帽子,把户口迁回上海。但是还不能让她当医生,只能让她到挂号室当挂号员。
  对我们一家来说,只要她能回来,大家都念阿弥陀佛,关于职务高低、工资多少,都不去计较了。
  1966年暑假,我14岁,刚上初中一年级,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我家从此陷入了分崩离析四分五裂的悲惨境地。
  首先遭殃的是我外公、外婆。革命派说他们是“逃避改造的地主分子”,没收他们的全部存款,把他们押解回原籍,交贫下中农监督改造,还什么也不许带,只准许他们带一床被子和几件替换的衣裳。那一年,我外公、外婆都已经七十多岁了,说起来虽然都是农村出身的人,可一天农活儿也没干过。到了农村,只能参加积肥组干点儿轻活儿,每天所得的“工分儿”,只够喝粥的。天天晚上还要挨批斗,不挨批斗也要陪斗,没有一天消停的日子。没过几年,就这样被活活折磨死了。
  接着遭殃的是我爷爷。当时他虽然年纪已经很大,早就离开了法律顾问处,但仍在市政府的政法研究小组挂一个“组员”的名义,有时候去开开会,讨论一些司法方面的政策性问题。“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革命派”就说他是“反动学术权威”,先贴他的大字报,接着拉出来批斗。他们采用“形而上学”的逻辑,问我爷爷:“你当了一辈子法官,有判错的案子没有?”我爷爷是个很有自知之明的人,知道自己不是圣贤,经手的案子大大小小没有一万件也有几千件,怎敢说连一件也没有判错的?他刚答应了一声“那当然有”,“革命派”就递给他三张纸、一支笔要他写交待:要写出判错的都是什么案子,为什么要错判,被错判的都是什么人。我爷爷说:“说有,那只是估计而言。如果自己明明知道是错判的,还要那样判,岂不是明知故犯了?”他们说我爷爷态度恶劣,抗拒交待,“呸”地一声一口唾沫吐在他的脸上,继续批斗。
  如果我爷爷理直气壮地说“没有”,“革命派们”当然要说他不虚心,不实事求是,结果依旧是继续批斗。
  总之,那时候是只讲一面理,凡是被批判的人,是不许讲理的。这一点,连封建帮会都不会这样干。
  我爷爷一辈子光明磊落,仕途通达,没有受到过任何侮辱,如今当众被乳臭未干的小辈唾面自干,无法忍受,当天夜里一根绳子就上了吊。第二天我们发现的时候,早已经断气了。
  在他的桌上,用整张白纸写了“士可杀不可辱”六个脑袋大的字,这是他的绝笔。
  此外,写给我爸爸、妈妈的遗嘱是:“忍辱负重,度过难关”八个字。写给我的遗嘱最长,是“认真学习,做一个无愧于自己良心的人”。
  我爷爷革命一辈子,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走了。他是上海市第一批自杀的人。幸亏他有先见之明,走得早,不然,等待着他的酷刑和折磨,还不知道有多少呢!
  我爷爷生平最佩服两个人:一个是孙中山,一个是毛泽东。他在上大学的时候,一本《三民主义》读得滚瓜烂熟。他当北伐军团党代表,靠的就是这一本《三民主义》。新中国建立以后,他读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等一系列著作,又对毛泽东崇拜得不得了。四卷《毛泽东选集》读了又读,圈圈点点,眉批脚注,书上几乎没有空白的地方了。这还不算,还写了厚厚的十几本读书笔记,总字数绝对超过了雷锋的笔记。他按照毛泽东的每一句教导实事求是办事,认真到从粮店买回面来,都要过秤,多一两要送回去,少一两必须去补,粮店的人都叫他“老认真”。没有想到的是,最终他还是死在自己最尊敬、最崇拜的人所发动的运动中。
  我爸爸、妈妈当然也逃不掉。好在他们都是“名牌货”,并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运动的矛头,并不针对他们而来,经过象征性的批判、抄家,只要老实、听话,没发现“现行”,无非接受监督,低头认罪而已。他们先后被轰出办公室,在单位里扫院子,扫厕所。比起被打倒了的厂长、院长们,日子似乎还好过一些。
  至于我,在那个形而上学猖獗、是非好坏只凭出身就能决定的年代,尽管我是新中国出生的孩子,但是我有这样的父母、爷爷、外公、外婆、舅舅,我的生死簿上,早就注定我的终身前途了。我在学校里被同学称为“黑五类子弟”。什么叫“黑五类”呢,指的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这五类人。凡是这五类人的子女,只许接受“正面教育”,不许参加当时学生中最叱咤风云、可以随便鞭打老师、可以随意抄别人家的“红卫兵”组织。这五类人中,我家就占了三类,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说心里话,我倒真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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