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十日谈-一个上海知青在缅泰的奇遇 作者: 吴越-第1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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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是个农业国家，大米出口，占世界第一，玉米、黄麻出口量也不少。此外，造船用的柚木，做高级家具用的花梨紫檀，都是出口的大宗。泰国的交通，汽车运输业不太发达，几条铁路干线，还都是近百年前荷兰人建造的窄轨火车。但是内河航运和远洋航运却很发达。特别是沿海的几个深水码头，出口物资，主要从这里起运。但是码头的机械化装卸设备，却还很落后，一包一包的大米，几乎全是靠人工从码头上背进船舱里去的。因此码头上装卸工人数量众多，形成帮派，也不奇怪。
一般说来，码头帮下面的各派各系，根据历史渊源和各自的势力范围，都有其固定的作业码头，并不会发生“抢码头”之类的争执。但是日占期间，有一些码头被日军强划为军用，原有的装卸工人，或被轰出码头，流离失所，或被迫给日军当劳工，生活悲惨。日军这条强龙，愣是用枪杆子把码头帮这条地头蛇给震住了。
1945年日寇投降，部分被占军用码头恢复民用。消息快的帮派，立刻抢先进驻，等到原来本码头的帮派得到消息，码头已经被别的帮派所占领。于是两派为了争夺一个码头，争端迭起，酿成了多起血案。
1946年，曼谷的一个海运码头，也因为上述原因，发生了一起争执。先下手为强的，声称自己是从日军手中夺得，来晚了的，则说此码头日占之前，本属我的作业范围。双方各执己见，相持不下，最后两方的头目坐下来“赌亡命徒”，哪一方“怕死”的，哪一方退出码头。
“赌亡命徒”的“比赛”，场面十分残酷，而且逐步升级，残酷到对方看了感到害怕，不敢再赌为止。
“比赛”的场地，就设在码头上，正北放两张桌子，分左右坐着两派的大头目，两翼雁翅儿站着双方的小头目，两翼的中间，就是比赛的场地。比赛公开进行，有胆子来看的，敬请参观，以图“英名”广泛远播。
最“初级”的“比赛”，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由双方各派出一个人来，坐在地上，自己搬起一块大石头来砸断自己的脚。先砸左脚脚面，后砸小腿，再砸大腿，一节一节往上砸。甲方砸一节，乙方跟着砸一节。砸完了左脚，接着砸右脚。谁不敢砸了，谁就算输。
如果双方势均力敌，“比赛”升为“中级”：油锅里捞钱。
一个铁锅里注满了油，烧开，甲方扔进一枚银币去，由乙方出一人伸手从滚开的油锅里把银币捞上来；乙方再扔一枚银币，由甲方出一人以同样方式捞上来。谁不敢捞，或捞而捞不上来，就算输了。
如果双方依旧势均力敌，“比赛”还要升为“最高级”：跳油锅。
换一口八尺大铁锅，也注满了油，架猛火烧开，在锅边搭一块跳板，甲方往油锅里跳进一个人，乙方也得往油锅里面跳进一个人。一个一个接着往里跳，直到哪一方不敢再跳为止。
凡是被选中做牺牲的人，都是帮中最讲“义气”的人。或主动挺身而出，或点上香烛在祖师爷面前抽签决定。每一个牺牲者的身后，都由帮会负责供养其家属。砸断脚骨的，延请名医把骨头接上；烧烂了一只手的，把这只手锯掉；至于跳进油锅里的，必然炸得焦头烂额，活不成了。
“比赛”固然残酷到不能想象，但是为了一帮一派的利益，特别是抽到了签的，也不得不硬硬头皮，明知道前面就是死亡，而且是极为残酷的死亡，也只能闭着眼睛咬着牙往下跳。
那一天，码头帮两派的“比赛”已经开始，围观的市民人山人海。两个人的腿已经砸断，两个人居然也都从油锅里捞出了银币来。两个头目端坐在桌子后面，一人手抓一把酒壶，面不改色，齐声吩咐准备大锅，非得要“比”出一个高低上下来不可。
消息不胫而走。各帮各派，都为这惊心动魄的残酷比赛而惶惶不安。新近刚成立的码头工人协会，更为这工人之间的纷争所付出的惨痛代价而痛心。但是他们只能管协会内部的事情，不是协会会员，他们还无法管。于是只好找到乌冬，要他想办法制止这一自相残杀的惨剧。
乌冬琢磨了一下，独自一人来到码头边的“赛场”上。慑于他的名望，比赛双方的头目都站起来合十问讯，并在中间另设一席，请他坐下观看比赛，聊充“评判”之职。乌冬也不推辞，端然坐下。
这时候，双方负伤的人员，都已经送走。场上正支起八尺大锅，点火烧油。至于跳油锅的牺牲者，双方也都已经掣签选出，正满怀悲愤地或在书写遗嘱，或在与家人诀别。趁这空档中，乌冬发话了：
“你们甲乙双方比赛跳油锅，这样的盛事，在下以前只听说过，可有年头没见演出了。今天能够亲眼一见，眼福可谓不浅。只是不知道双方各准备了多少人往油锅里跳哇？这些英雄们气吞山河的壮举，确实值得称赞，不知道可否请出来大家一见？也让在下敬酒一杯，以示景仰吧！”
这种比赛，据说一向都是甲乙双方一对一地上场，从来没有“双方运动员一起亮相”这一说。今天既然是黑白二道中颇有名望的乌冬先生出面敦请，当然不便拒绝，于是双方的头目都大声吩咐，让准备好了的牺牲者上场来，领乌冬的一杯赏酒。
一片喧哗声中，甲乙双方几乎同时各上来五个膀大腰圆的汉子，赤裸着上身，面色凝重，在自己一方面前站成一排。
乌冬一看，本来手捧着的酒壶，突然往桌子上一放，假装不能理解地问：
“你们一方各出五个人，如果这十个人都跳下去了，怎么分胜负呢？”
双方的头目全都自负地回答：
“我们还有后备，保证胜过对方。哪怕拼到最后一个人，谁要是皱一下眉头的，不算好汉。”
“能不能把后备人员也请出来看看？”
其实，双方各准备了五个人，已经是最大数量了。双方都估计到对方绝没有这样大的勇气，敢于一个个接着往油锅里跳。这种刑罚，第一个人闭着眼睛往下跳，反正下去就是死，痛苦也不过片刻之间的事，人在油锅里挣扎，自己已经不知道，因此畏惧情绪还稍微小些。后跳的人，眼看着这一惨状，往下跳的决心就比较难下了。因此，据说历史上发生这样的比赛，最高记录还没有超过连下五人的。
但是今天乌冬提出这样的问题，比赛双方为了表示自己的力量雄厚，谁也不肯示弱，尽管根本就没有掣过签，居然也有许多硬汉子一拥而上，声称自己就是“后备梯队”。
这第二次上来的人数，当然不可能是双方相等的。乌冬再次装模作样地一一清点，就宣布哪一方少了几个人，看样子这一方要输。而少了几个人的一方，立刻又上来更多的人，在数量上压过了原来人数多的一方。而原来人数多的一方，当然也不肯让对方压过自己去，于是反复递增的结果，场上的人站满了。
乌冬哈哈大笑起来，对在场的所有人说：
“诸位的豪情壮志，实在令人敬佩。你们甲乙两方，为了争得这个码头，肯牺牲自己生命的人，不下一百来个，可真多呀！不过我也有一个疑问：这些兄弟，好像都是在码头上扛大个儿的吧？你们每人都有父母、都有老婆孩子吧？咱们就拿每位兄弟家里有五口人计算，牺牲一百个兄弟，可就是毁了五百人的家呀！这一百多位兄弟，都是干活儿的好手，这五百口人，以后都要大伙儿来养活他们。你们两方加在一起，可就是一千多口子哟！大家想过没有，这可是一件两败俱伤的事情！”
在场的人全都面面相觑。这是明摆着的事情，他们何尝不知道？只是话赶话挤到了这里，下不来台，双方都只好打肿脸充胖子。经乌冬这样一说，全不做声了。乌冬接着说：
“这个码头，日军占领期间，怎么不见你们哪一方出来跟日本鬼子拼一拼呢？”
这话，也只有他敢说。因为他在日本鬼子占领曼谷期间，年纪轻轻的就曾经火烧飞机场，干过人人都称赞的“英雄事迹”的。
“日占期以前的房屋田产，按王家规定，现在大都归还或折价归还原主了。日本人占据的码头，现在也归还民用了。那么码头工人呢？从道理上说，也应该原来谁在这里干的，依旧在这里干。可是时代变迁，有许多人已经改行，有许多人已经到别的码头上干了，有的已经故去。硬性规定只有以前在这里干过的才能回来干，也不合理。我看，最理想的办法，是大家都参加码头工人协会，大家在一个协会下面，岂不就不存在你我的问题了？具体到谁应该留在这个码头，谁应该换到另一个码头去，由协会出面解决，就不必用这个杀人比赛的方法来决定去留了。大家说，我的话对不对？”
工人们大都同意这个意见。说他们不怕死，那是在无可奈何下被逼的。何况究竟要死多少人，才能把这个码头争到手，谁也说不清楚。再者，多数码头工人都听说过曼谷市也已经有了码头工人协会，能够不死人解决问题，谁又非得去死不可呢？
不太愿意的，只是帮派的头头儿。但是他们一者慑于乌冬的身份和地位，二者心里其实也怕这样拼下去，死人太多，在牺牲者家属面前无法交待。因此，经过反复做工作，第一步先做到双方都偃旗息鼓，退出赛场，第二步再争取愿意组织码头工人协会的人出面挑头，第三步再由码头工人协会出面进行协调，不久就把争端给平息了。
这一场争码头的事端，最后吃亏的，还是帮派的头目。因为工人一参加了协会，就不听帮派头目的话了。
诸如此类的争端，乌冬也不知道解决了多多少少。
就在他的事业最最兴旺发达的时候，他的母亲故去了。他手下的徒子徒孙和全国各地各帮派的帮主、大哥、舵把子们，都主张借此机会大肆张扬一番，为乌冬扬名，实际上也是为黑社会各帮派竖立一杆旗杆。乌冬心里明白，这件事情如果办起来，尽管自己不用花费一个铢，甚至可以大大收入一笔，但是场面之大，一定是空前的。为了心中有底，他特地去拜访市长，征求意见：
“我从小没念过书，靠母亲含辛茹苦扶养长大。自己之所以有今日，都是她的功劳。我的朋友们，都拿她当母亲、当祖母般敬重。如今故去，朋友们从全国各地纷纷赶来吊丧，我也不好意思推拒。朋友一多，场面一大，出殡的时候难免要影响交通。我怕为此招来物议，所以特地来与您商量，这样的事情，办得办不得？”
“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嘛！”市长很痛快地说。“曼谷市三天两头有富贵人家大出殡，简直成了我们曼谷的一景了，旅游者遇上了，都高兴得了不得呢，为什么独独到了你母亲，就不行了？国王提倡忠孝，你为母亲出殡，正是一片孝心嘛，谁敢说这不是好事？至于说怕影响交通，这不成问题。到时候我通知警察局，让他们多派交通警察，给你维持秩序。只要你多打发几个酒钱就行了。”
乌冬得到了市长的准许，胆子一下子大了起来，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广泛散发讣闻，来一个开历史之先河，办一场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场面最最盛大的大出殡。
到了出殡的那一天，那场面之大，别说是市长没有想到，就是乌冬自己，也没有想到。因为吊丧的人是从全国各地甚至外国汇合来的，到底有多少人、多大的场面，他事先并不知道。
总之，出殡的那一天，全城主要干线为之停顿交通达四个多小时。任凭临时增加的一百多名交通警察在沿途维持秩序，可是根本不起作用。出殡的行列，从首至尾，加上看热闹的，足足拉了有三四里路远。队伍的最前面，是由一百人组成的特大型军乐队，人人都穿着雪白的制服，佩着乌黑的肩章、领章，连指挥棍上的红穗穗，都换成了黑穗儿，以示哀悼。乐队的最前面，是四面大鼓，四个大低音喇叭，像潜望镜似的，老远就能看见。乐队后面是仪仗，由各机关、团体、公司、商号、帮派、个人送的花圈、香亭、纸人纸马之类组成，足足又是几百抬。最前面的一个大花圈，就是市长先生送的。仪仗队的后面，是领灵的孝子乌冬，他身穿白色粗麻布孝袍，手捧灵牌神龛，弯着腰，哀哀切切地边哭边走，身后是高搭白绢彩棚的灵柩，足有三四丈高。灵车前面是用好几匹白绸接起来做成的两根“挽”，足有二百多人胸佩白绢花、臂戴黑袖章，排成两行，一手扶“挽”一手持白花一束，作为前导，称为“执绋”。能够参加“执绋”行列的，当然都是有头有脸的至亲好友以及各地帮派的帮主和大哥们。
在棺材前面的仪仗和执绋队伍，是经过组织安排的，长度不过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