莽昆仑-第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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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岁当铁道兵来青海，今年30岁了，这辈子就在青海了，青海是我的第二故乡，我觉得这里挺好。”格尔木站车务段的政工干事刘文明说——
我是铁十师五团六连的，这个番号已经没有意义了，可是铁道兵的功绩与山河同在！我们师修过成昆线、襄渝线、青藏线，还有宝鸡到成都的那条铁路，真是千山万水，千辛万苦！
我们是铁道兵历史上最后的一批人。我们来时青藏铁路第一期工程快完了，东段从冈察到连湖段是我们十师修的，七师从连湖到格尔木。我们一来就开山放炮备石块，加固路基，盖车站。柯柯站的房子就是我们盖的。白根柱当兵才几个月，装石时腿压断了，两条腿都装了假肢。
修这条路的人都走了，留下了我们十几个。我以前在车站当团委书记，从格尔木到锡铁山七个站一个乘务室，常在这157公里的沿线检查工作。看到施工时住过的那些土房，看到山沟里那些土坟，我就想起当年的情景。现在的年轻人不安心，我就把他们带到荒野中去吹风沙，讲修这条路的艰苦：“那时候住的是大山沟，压缩菜、豆腐渣，你们吃过没有？”我常讲。不讲，他们不知道。
我？贾玉民，和刘文明是老乡，山西人。我们是1978年来的，我们一个乡51人全是铁道兵。先在西宁适应训练了一阵，我昏倒过一次。
过了一阵就下连队，车队沿着铁路线，点到名的一个一个下车，我分到四十八团修理连，团部在乌兰，天不亮到的。学机械钳工，搞螺丝螺帽角铁桥梁配件。
这条铁路验收了好几次。经常塌方，地质条件差，路基修了又塌，塌了再修。后来我开车当驾驶员了，拉煤拉菜挺忙的，一出去就是几十辆车。
1984年1月1日一个命令：集体转业。城市兵和一些干部有顾虑，他们不愿兵改工，想回家。我愿意，我们农村入伍的当个工人不容易，吃商品粮了，找对象也方便点。真的，不怕你笑话。
我们团改成铁道部二十工程局三处，到河北宣化去了。格尔木当时刚建站，要人，特别要我们这样年轻的驾驶员，我就留下来了。当时感到挺孤单，热火朝天的一支部队全撤了，留下了我们十一个人，我想哭。
唉！我们铁道兵四十万人啊，四十万人都脱了军装，那滋味好难受。
当时叫格尔木铁路筹备组，八个人，就住在那几排平房里。忙啊，忙着准备铁路正式运营。从银川、武威、兰州、西宁各铁路段来的人，还有全国各地招聘来的医生、教师、技术人员不断地来报到。我开着解放牌车，一天到晚又是接，又是送。早上4点半发动车，先去接站，接回来10点钟吃饭，接着到各站送水，下午从昆仑山开始，鱼水河、察尔汗、锡铁山、饮马峡、连湖三百多公里二十几个站将报到的人送到各站去。有的一来就高山反应，又是吐又是发烧，我还得跑医院。
干了三个多月，拉了几千人！
为了这条铁路，多少人舍弃了家乡和家人。看到我们修的铁路上火车来回跑，觉得没有白干。有时候还牛皮哄哄：“老子修的路！”
袁小峰也是十师五十团的，他是老兵，1976年当的兵。脸色紫红，额上有了皱纹，棱角分明的方脸上长一个毕挺的鼻梁——
我17岁那年当的兵，我是老四，三个哥哥全在西部当过兵。大哥1959年到青藏线，汽车一团的，他至今都记得格尔木，记得慕生忠将军修公路。二哥在兰州军区后勤部，三哥去西藏军区当过兵。我来时3月份，咱宝鸡小麦已长一尺多高了，青海还下雪。大部队来这里不到一年，正在修路基。吃不上菜，老是炒黄豆，住的是帐篷，野外做饭，相当苦。
我在汽车二连，有次拉水泥到厚日修大桥，工地上人很多，我想找个老乡聊聊，一个也找不到。见到两个人抬了一筐水泥，一身都是灰，只是两只眼还是亮的。一问，还真是宝鸡老乡！还有一次，我运料去十八连，帐篷被大风吹跑了，被子床单到处都是，只好漫山遍野去捡。饭里全是沙子，牙齿咯得生疼，干脆囫囵吞！
我们开车的也苦。去天峻县东面二百多公里的地方拉煤，全是便道，又是悬崖，九月份就遍地冰雪，路滑，常有车翻到河里。四十七团的两台车掉下时我们看到，连忙脱衣下去摸，四个驾驶员全摔死了。一个河北兵车下了河，他下去拖，皮帽被水冲走，耳朵冻得又紫又大，后来大家叫他“猪八戒”。
长征咱没经过，修青藏线咱经过，那才真叫苦呢。叶剑英元帅给咱题过词：铁道兵前无困难！青藏高原上的群众叫我们“铁兵”，多硬！那时，士气高昂，大家都写决心书，全国人民在看着我们，西藏人民在盼着我们。帐篷上贴的标语是：誓把铁路架到江河源头，定叫彩虹飞上世界屋脊。
青藏铁路毛主席、周总理都挺关心，本来想把铁路修到拉萨，可是地质条件不行。我们团的十三连配合科研人员在风火山搞试验，那里海拔四千七百多米，属于多年冻土地带，不仅由于缺氧引起各种高山反应病，连机械也由于缺氧而动力不足。随着气温的升降，地质四季变化，夏天路基坍塌滑坡，冬天路面鼓胀顶裂。十三连克服困难，在风火山修筑的一段路基，至今仍作为地球上最高的铁路而令人赞叹，中央军委授予他们“风火山尖兵连”的称号。全连下山休整时，好多人都得了心脏病。他们又在察汗诺建了石渣厂，开山放炮时，在悬崖下打风钻的战士没有发现头顶的巨石已经震动开裂。刘副指导员冲上去用双手推开战士，而自己被砸下来的石块压伤了。
当时是我开救护车把他从工地送到师部医院的。他头上缠满了纱布，一身都是血，军装上看不到一点绿色！后来送到北京抢救，一条腿短了十厘米。
为了这条铁路，有的献出热血，有的奉献生命，大多数人受伤、得病。那时打炮眼全是干打钻，石粉像雪花飘，好多人都有矽肺病。
虽然这样苦，但真要离开这里，离开这支南征北战的铁道兵部队，大家都舍不得。感情这东西是个怪物。1983年12月31日下午的情景我是一辈子也忘不了的。那天是我们铁道兵集体转业的日子，就是那天下午，我们向军旗告别，摘下了领章和帽徽。
那天是在乌兰县团部的礼堂里，集合时的气氛十分庄严，庄严得有点悲凉。没有一个人咳嗽，鸦雀无声。这是一个永远难忘的时辰！每一个人心头沉甸甸的，大家都知道要干什么，可大家都不希望这是真的，感情上的依恋是难舍难分的。
雄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中，四个英武的战士身穿崭新的军装，挎着冲锋枪，护卫着八一五星的鲜红军旗走向主席台的中央。听着如大潮汹涌、如军号嘹亮、如铁骑驰骋、如万炮齐鸣般的激昂的旋律，每一个人热血沸腾！军旗映红了每一张脸，此刻，每一个人，都浮现出军旗下走过的征程！
“敬礼！”森林般的五指举上眉梢。从来没有如此的整齐，如此的珍贵，千百双眼睛深情地凝视着八一五星，这是一个军人一生中最后一次面对自己的旗帜，犹如远征的儿子在村口告别自己的慈母。
“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命令……”如雷贯耳的声音！如此凝重，如此凝练：
“自1984年1月1日起，中国人民解放军89348部队集体退出现役，改为铁道部20工程局三处。”
空气凝固了！
“送军旗。”主持者的声音呜咽了。
军乐又奏响了，仍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可在每个人的胸中，已经不是激动人心的冲锋的旋律，他们愿意把它当做一支舒缓而悠扬的小夜曲来欣赏，因为，伴随着铁道兵的征战四方的军旗，很快就要与军旗下成长的士兵告别！大家多想再看一眼，看一眼耀眼的南昌八一，看一眼灿烂的井冈星火，这一切，将在每一个士兵的心中永存！
两位战士缓缓地走上前去，将鲜艳的旗帜从旗杆上慢慢取下，对折，再折，轻轻地放入一只木盒。
顿时，整个礼堂失去了光辉！每一个人的心里，都感到失落了什么。感情的闸门打开了，流泪，饮泣，呜呜地哭！手捂住嘴，手绢擦不净泪水！猛然间，似海潮澎湃，似汽笛长鸣，数千人的痛哭声惊天地，泣鬼神！这是士兵的眼泪！这是男子汉狼一样的悲嚎！
一片哭声中，一片泪雨中，每一个军人轻轻地、郑重地摘下了军帽上的五星和军衣上的领章，他们将永久地珍藏，珍藏在自己的心头！
垂着头，队伍默默地走着。失去了灿烂的五星，就失去了士兵的军威！
连部大门口，仍然有两个哨兵军容整齐地荷枪放哨。
“不站岗了！枪交到连部！”连长大声地吼着：“把领章帽徽摘掉！”
1983年12月31日的晚上，本是辞旧迎新的欢乐之夜，高原铁道兵的营帐里没有笑声。每个连队的饭堂里，剩下了好多好多的饭菜。
耀眼的星，在天空闪烁。
战胜自我
西行漫记——
察尔汗大盐湖是一望无际的白色盐矿，这是烈日和狂风蒸发的结晶。在这里修过铁路的铁道兵说：“当年我们用盐巴砌墙，筑了一间间的盐屋。不久，胶鞋、毛皮鞋都变了形，衣服、被子很快腐蚀霉烂。鼻腔干疼似火，皮肤裂口变色。伤口一沾盐卤，疼得龇牙咧嘴。没有水，只好往裂口中撒尿。”
高原缺氧，打火机失效，兵站部包副部长的一只打火机到纳赤台就点不上火。张副主任的质量较好，到五道梁也失去功能。王根成部长干脆随身带一盒火柴。每次上山，他还带上一瓶醋：“喝醋嘴不干。”
缺氧造成思维障碍。熟读古诗的明新文干事现在连名句也背不上了，拉萨兵站的高政委一张报纸读了好几遍，直到他发现报上的一幅照片好像见过，才猛然想起，这是一份到了好几天的《解放军报》！高原上的人记忆衰退，动作缓慢。苍蝇在玻璃窗上停着，任你扑打，它不飞。蚊子叮上你的身，慢慢地打下去，它竟一动不动地死。所有动物的反应都迟钝了！
副团长何培义少校对我说：“这地方得的病千奇百怪。三营副教导员胃有点疼，住院一检查，第三天不会说话，第七天死了。七连的志愿兵李富国有点发烧，住院一天一夜，从嘴里喷血，死了！助理员黄光清回宝鸡不久，也死了。莫名其妙！这就叫高原病，西部这地方怕人！”
第三节
5．空旷的高原
吉普车像一叶小舟，在无边无际的海浪般的山头间穿行。海是深黄色的。海浪不会涌动，这是一片沉寂的死海。
张玉道上校头昏沉沉的，他想吐。这位强悍而又精明的团政委每年都要到他管辖的两千里管线部队巡航三次，履行他一个政治委员的崇高职责。此刻，他带着新上任的政治处主任吴喜存，在茫茫的荒原上远航，远航到一个又一个的“孤岛”。
分布在青藏沿线的输油泵站，就像鲁滨逊漂流记中那个南美洲荒无人烟的荒岛，孤寂地耸立在高高的山头。没有行人，没有村庄，没有鸡鸣狗叫，只有怒吼的风，只有日夜不停的柴油机声嘶力竭地咆哮！
这是被繁荣和欢乐遗忘了的角落。
他把自己的家遗忘了。他连续十二年没有休假，瘦弱的妻子肩负着一个沉重的家庭。他的肩上负荷着比一个家庭更重要的团队。他失去了一个儿子，一个活泼可爱的3岁的儿子，病死的。现在，他正发着烧，早上打了一针“青霉素柴胡”，“走吧。”他说。
他感到很累。到高原二十多年了，他熟悉了这个世界。他的战士也熟悉他：一个会喝酒、会打牌、会吹牛的政委。
这不是他的嗜好。他说：“这是工作需要。”
想起来伤心。十八九岁的小青年来到杳无人烟的荒原上，像一个个离了水的鱼。那个兵一动不动地趴在窗玻璃上，忽儿眨眼，忽儿咬牙，忽儿窃窃地笑，整整半个小时！他踮起脚一看，窗外的空地上，两只山雀在寒风中打架！
从格尔木捡来的一条狗是他们共同的伙伴。士兵们用自己的饭菜喂它，还给它喝过雀巢咖啡。阳光好的天气，兵们围着它，像训练一位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站立、敬礼、作揖、跳跃、翻滚，聪明的狗给孤独的士兵带来了多少欢乐和笑声。表演完毕，它抖动着毛，眨巴着眼，又一个站立。士兵们丢过去一粒一粒的花生，或者黄豆，它张着嘴，不停地用舌头接住从空中抛来的奖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