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台独"面面观-第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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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这种忘乎所以的兴奋和对于戒严时代要“谨慎下笔”的戒备心理的松懈，叶石涛在《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顽强地表现自己心中的分离主义的“台独”的情结，而宣称，“很明显的，所谓台湾乡土文学应该是台湾人（居住在台湾的汉民族及原住居民）所写的文学”；“台湾的乡土文学应该是以‘台湾为中心’写出来的作品；换言之，它应该是站在台湾的立场上来透视整个世界的作品。”在描述70年的作家作品的情景时，叶石涛又编造了一个神话说，“70年代的文学作品”，是“努力去统合台湾在三百多年的历史中带来的不同文化价值系统”，而这“三百多年被殖民的历史”，“每一阶段”都使台湾获得了“异族的文化形态”。叶石涛还吹捧了《这一代》杂志，称赞它“强烈地主张本土为重的意识”。
《台湾文学史纲》最后说到了80年代最初几年的情景。随着台湾政局日渐发生变化，人们可以看到，叶石涛终于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和兴奋，认为80年代的台湾文学是“迈向更自由、宽容、多文化的途径”的文学。叶石涛说，“在政治体制上”，80年代的“大陆”，对于台湾，已经不是“日据时代的‘祖国’”了。叶石涛指名攻击陈映真等人说，70年代乡土文学的论争中“有人……指出乡土文学有分离主义的倾向”，那是“杞人忧天”。叶石涛说，“事实上，台湾新文学从日据时代以来，一直在大陆的隔绝下，孤立地发展了六十多年，有许多实质的问题是无法以流派、主义的名称去解决的。”“进入80年代的初期，台湾作家终于成功地为台湾文学正名”。究竟是哪“许多实质的问题”？还有，“成功地为台湾文学正名”又是什么意思？“正名”以后的“台湾文学”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学呢？叶石涛没有明说。也许，叶石涛还是不得不考虑他身处戒严时代，所以还是要有所收敛。然而，要不了多久，时局再变化，肆无忌惮的叶石涛就会说明白了。
即使如此，历史仍然表明，还在“解严”前夕，在台湾文学界，两种文学思潮斗争已经是壁垒分明了。那就是，以陈映真为代表的“中国文学之一环论”和以叶石涛为代表的“台湾文学本土论”或“台湾文学主体性、主体论”的严重对立。后者的立场，是反中国的。
再看第二个阶段，1987年解除戒严以后，从台湾文学“主体论”，进而鼓吹独立于中国文学之外的“台湾文学论”、文学“两国”论。
第二部分“文学台独”恶性发展的历史（4）
人们可以看到，“解严”之前，与政治本土化运动一步一步地冲破国民党的政治禁忌的同时，在“台湾独立”的政治主张主宰下，文学“独立”的种种谬论，已经一一被提了出来。到了1987年7月15日“解严”之后，这种种的谬论又有了恶性的发展。其中，80年代末到90年代，这种恶性的发展则又随着政治上“台独”势力的猖獗而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就在“解严”前夕，1987年7月7日，所谓新生代的文坛“台独”势力在美国有一次聚会。当时，北美洲的台湾文学研究会邀请郑炯明、李敏勇访美。同时，彭瑞金也获得台湾基金会的补助，赴美收集战后初期台湾文学的资料。旅美的陈芳明、张良泽、林衡哲和他们相遇于加州海岸的美州夏令会。陈芳明说，这一次聚首，让他感到“多少喜悦悲愁齐涌胸头”。7月28日，陈芳明在圣荷西自己住家，与彭瑞金对谈了文学史的撰写事宜。对谈的记录，整理后，以《台湾文学的局限与延长》为题，发表在当年10月26日到11月2日的《台湾时报》和11月的台湾《文学界》24期以及11—12月的美国《台湾公论报》上。就同一话题。1988年1月8日，陈芳明又写了一篇《是撰写台湾文学史的时候了》一文，随后发表在2月13—14日的台湾《自立早报》上。5月7日，《民进报》革新版第9期又发表了陈芳明的《在中国的台湾文学与在台湾的中国文学》一文。在这之前，1987年11月，陈芳明还在《台湾文化》第15期上发表了《心灵的提升与再造——乡土文学论战与中坜事件十周年》一文。这之后，1988年5月14日，陈芳明还在《民进报》上发表了《文化上的称霸与反霸——旁观杨青矗与张贤亮的笔战》一文。凡此种种，都显得陈芳明想要在叶石涛之后为“文学台独”执牛耳了。
就在上述的几篇文章里，借着谈论文学史的编写问题，陈芳明除了继续鼓吹“台湾没有产生过中国文学”，攻击“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的统派主张，就是不遗余力地在文学领域里贩卖政治上的“台独”谬论，再以政治上的“台独”谬论为依据，回过头来兜售台湾文学与中国大陆文学分离和独立的谬论。比如，陈芳明说，台湾是移民社会，中国移民到了台湾以后，无不是以全新的台湾人心态在开垦、生活的，他们的经济、生活方式逐渐因地域、环境的条件与中国隔离而形成他们的特色，他们从有移民的念头，到如何在这块地方活下去，我相信没有一样是受到北京政府的指导、保护吧！”陈芳明又说，“基本上台湾一直是殖民地社会，殖民地社会的语言必然受到统治者的语言压迫，以官方的命令要殖民地人民放弃自己的母语，而使用统治者的语言。……在台湾，语言在日据时代便发生过紧张关系……国民政府迁台之后，也同样造成了语言的政治紧张气氛。”这表明，陈芳明已经把台湾看作是一个移民社会、殖民地社会，早年的大陆移民台湾的中国人被认定为外国异民族的移民，国民党政府在40年代末的败走台湾被认为是外国殖民统治者的占领了。陈芳明一再宣称的是，“政治运动者与文学运动者，对岛屿命运的思考，果然都得到相同的答案与相同的结论”。他把“文学中的本土意识”与“政治里的草根精神”看作是“追求岛屿命运过程中的双璧”。陈芳明是在用自己一时还不敢公开标举的“两国”论提醒文学界的新分离主义者和“台独”势力，要拿起政治上的“台独”武器了。
其实，陈芳明一时还不敢公开标举却分明具有的“两国”论的“台独”主张，早在1984年就抛头露面了。那一年1月，陈芳明署名宋冬阳在《台湾文艺》86期上发表的那篇《现阶段台湾文学本土化的问题》里就公开说过：“客观的历史告诉我们，一九一九年，林呈禄、蔡培炎、王敏川、蔡式谷、郑松筠、吴三连在日本东京筹组‘启发会’时，就提出‘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之主张。日后的政治团体，如一九二七年的‘台湾民党’，便揭示‘期望实现台湾人全体之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解放’之主张；同年的‘台湾民众党’也高举‘本党以确立民本政治建设合理的经济组织及改革社会制度之缺陷’之旗帜。这些右翼组织，全然是以追求台湾人的自治为终极目标。至于左翼团体如台湾共产党者，则进一步主张‘台湾独立’。”
到了1989年11月，陈芳明就明确提出“文学台独”要首先走向政治“台独”的主张了。当时，台湾前卫出版社印出了一本吴锦发写的书《做一个新台湾人》。书中，有一篇吴锦发对陈芳明的采访记录《故人迟迟归——访旅美作家陈芳明》。陈芳明对吴锦发说到，他自己在“2。28”事件之后，又接触到台湾立场强烈的《台湾政论》，还“受到台湾民主运动的冲击”，觉悟到了一个道理，就是：“不能只在文学上努力，只有文学，绝对解决不了台湾的问题。”陈芳明说：“我关心台湾，不能只满足于关心文学历史，还得关心政治事物，可是关心政治事物，又不能不了解历史文化……我得到一个结论：‘台湾知识分子不能不关心政治！’因为政治才是解决台湾问题最直接的途径。”
首先呼应陈芳明的就是彭瑞金。他在美国加州圣荷西陈芳明家中和陈芳明对话时，也赞成把台湾看作是外国移民的“移民社会”和殖民社会，赞成说“台湾语文充满移民和被殖民的痕迹”。不久，彭瑞金开始撰写《台湾新文学运动40年》。这本书，于1991年3月由自立晚报社文化出版部出版，1992年印了第二次，1997年8月又由春晖出版印行新版。叙述这40年的台湾新文学运动，彭瑞金的归宿就是上述陈芳明早在1984年就借历史说出来的“台湾独立”。彭瑞金在这本书的新版《自序》里说得明白：“台湾无论作为一个民族或是作为一个国家，绝对不能没有自己的主体文化，并且还应该优先被建构起来。七十六年前，台湾新文学发韧伊始，台湾先哲便著文呼吁，台湾人要想成为世界上伟大之民族，首先一定要有自己的文学。”《自序》里，彭瑞金提到了1922年来到台湾的日本人贺川丰彦对文化协会成员说的一句话，即，“赶快建立属于台湾的文化吧！有了自己的文化，便不愁民族不能自决，民族不能独立”。彭瑞金说，这段史料，对于他的文学思考，“点亮了一盏明灯”。《自序》里，彭瑞金还提到，要“促使台湾的大学设立台湾文学系”。
彭瑞金在这篇《自序》里还说到了“台湾民族文学”的问题。这个以“台湾民族”概念建立的“台湾民族文学”，也是“解严”后新分离主义者、“台独”势力叫嚷得很厉害的一种论调。比如，1988年5月3、4日的《台湾时报》上，林央敏发表《台湾新民族文学的诞生》一文；7月9日—11日的《台湾时报》上，他又发表了《台湾新民族文学补遗——台湾文学答客问》一文。宋泽莱则在1988年5月15日由前卫出版社出版的他的论文集《台湾人的自我追寻》一书里，抛出了《“台湾民族”三讲》和《跃升中的“台湾民族论”》两篇文章。他们提出“台湾民族文学”，就是为了和“中国文学”划清界限，“最后的目标就是建立一个优良的新民族文化”。而这种“新民族文化”、“新民族文学”，又是“与台湾岛的命运完全切合”的。所以，“台湾民族文学论”就是为了“独立建国”的政治目标而提出的。
彭瑞金在这篇《自序》里提到的“设立台湾文学系”就是要将大学里原有的中文系视同外国文学系。这是新分离主义者、“台独”势力从“乡土”、“本土”最后走向“独立的台湾文学论”的一个信号。
第二部分“文学台独”恶性发展的历史（5）
当然，彭瑞金抛出为“独立的台湾文学”的谬论，也是早就有人在那里叫嚷了。比如，那个参加了1987年美州夏令会的林衡哲，早在1985年10月的《台湾文艺》100期上，就发表《台湾文艺百期感言》一文宣称，20世纪30年代以后，“台湾作家业已建立了自己独特的新文学传统”，“终于与中国的文学传统分道扬镳，而自成独立自主的文学传统。有一位名小说家返台接受访问时说：‘台湾虽然在政治上还未独立，但是在文学上早就独立了。’我深深地同意他的看法。”1988年11月，《笠》诗刊搞了一个“论台湾新诗的独特性”的座谈会，赵天仪在发言中也说，“台湾文学与中国文学，是平行共存的”，谁也不从属于谁，即使台湾文学曾经深受汉文化的影响，也不妨碍台湾文学成为独立的文学。同一个座谈会上，白荻还从“独立国家”的立场说：“日、韩二国诗人都确认在语言文化的历史上受中国强力的影响，甚至承认了‘汉’文化的根和‘中国趣味’的传统，但都不承认是中国文化的支流”，因为，还有超越语言等更为重要的东西存在，即“人的性格和想法、自然风土、生存环境的不同”，这些因素都使得台湾文学成为不同于中国文学的“独立文学”。1989年7月，自立报系文化出版部出版的陈芳明的论文集《鞭伤之岛》里，有一篇文章叫《迎接一个本土化运动》，也把明代郑成功政权、清朝政府一直到眼下的国民党政府等同于荷兰、日本的殖民统治，强调台湾人民反抗这些外来的强权统治，从而论证台湾之独立。到1991年1月，《笠》诗社印出的《诗与台湾现实》集中，陈千武作的《序》——《我们被迫地反复思考》则说，从日据以后，台湾可以说一直独立于中国之外，直到戒严解除，“台湾人民才激发满心的牢骚，缤纷花开。主张台湾独立或独立台湾的声音也喊高了。”陈千武鼓吹的是：“其实，台湾早已独立在日本和中国统治之外，为什么不认为是独立国呢？不管它的名称是台湾或中华民国。一个中华民国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是事实。一个中国和一个台湾的存在也是事实。”1992年9月，鼓瑞金自己在《文学台湾》4期上发表《当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