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台独"面面观-第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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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藉着同胞手足之情，发展有意识的民族团结与和平的运动。”“让一切追求民主、自由与进步的本省人和大陆人有更大的爱心、更大的智慧，互相拥抱，坚决反对来自国民党和左的、右的台湾分离论者破坏人民的民族团结。”陈映真还指出，这种“于历史中仅为一时的台湾分离主义，其实是中国近代史上黑暗的政治和国际帝国主义所生下来的异胎”。这真是一种远见卓识，真知灼见。
第一部分“文学台独”孳生的社会土壤（4）
其实，这种分离主义的危险，陈映真早在1977年6月，在他发表在《台湾文艺》革新二期上的《“乡土文学”的盲点》一文里就指出来了。那是在乡土文学论战方兴未艾之时，他读到了叶石涛的《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一文之后，针对叶石涛当时极其暖昧的从中国分离出来的对立于“中国意识”的“台湾立场”、“台湾意识”、“台湾的文化民族主义”等等谬论，指出来：“这是用心良苦的，分离主义的议论”。只是，从那时到1983年，思想文化界还没有就这个问题展开论争。现在，陈映真还是好心地呼吁，以民族团结大义为重，通过坦诚的沟通与讨论来解决这种分离主义的问题。不过，论争一经展开，很快就激化起来。
1983年7月，《生根》杂志刊出陈树鸿的《台湾意识——党外民主运动的基石》一文，极力维护了陈映真所深刻揭露和批判过的标举分离主义的“台湾意识”。陈树鸿认为，日本在台湾进行“资本主义化的建设”，如统一度量衡制与币制、完成南北纵贯公路等，“促进了全岛性企业的发展……有了整体化的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就必然地产生了全岛性休戚与共的‘台湾意识’了。”至于70年代以后“台湾意识”的强化，是由于台湾形成了“政治经济的共同体”。陈树鸿以为，他这样论述，使“台湾意识”有了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却不知，他论述历史，忽略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与反殖民主义斗争对于“全岛性休戚与共”所起的重要作用；论述现实，又有意遮蔽了这“共同体”内部的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尖锐矛盾。陈树鸿的文章还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他把“中国意识”等同于不民主，从而主张，为了民主，必须排除“中国意识”。
这个论点，倒是说破了新分离主义者的一种策略。他们是有意把自己的分离主义的“台独”活动和反对国民党统治下的“不民主”划上等号的。到往后的90年代，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台独”派在重复地使用这一论证。不过，这其实不是他们这些党外新生代的发明。早在50—60年代，台湾一些西化派自由主义者反中国文化时，也是在民主不民主问题上做文章的。
这时，洪今生、江迅、林正杰等人继续发表了批判台湾意识论的文章。8月底陈映真应聂华苓主持的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邀请，到美国作短期访问。9月28日，在爱荷华市诗人吕嘉行家，和正在美国加州柏克莱大学作访问学者的旅日华人教授戴国作了一次对谈。吕嘉行和评论家谭嘉、《台湾与世界》杂志发行人叶芸芸列席。对谈的话题，就是台湾岛上刚刚发生的“台湾人意识”、“台湾民族”与“中国人意识”、“中华民族”或者说“台湾结”与“中国结”的问题。叶芸芸后来将对谈整理成文，先后发展在美国纽约出版的《台湾与世界》1984年2月号、3月号和在岛内出版的《夏潮论坛》1984年3月号上。对谈中，陈、戴二人的共识是，“台湾结”是“恐共”、反共的表现，实质是“以台籍中产阶级为核心”的分离主义的“台独”势力对大陆的抗拒，其背后的暗流“乃是国际政治关系的动荡不安”；“台湾独立的理念”是“60年代中兴起的台湾资产阶级”的理念，“这实在是阶级的问题，而不是什么‘民族’的问题”。对谈还批驳了陈树鸿的“共同体”谬论。
陈映真和戴国的对谈，带有1983年最初的论战的小结的意味。到1984年，转战于《夏潮论坛》和《台湾年代》之后，论争趋于白热化了。《夏潮论坛》在1984年3月的12期上编发了《台湾的大体解剖》专辑，专辑中，除了前述陈、戴对谈的记录稿，还发表了戴国的《研究台湾历史经验谈》，吴德山的《走出“台湾意识”的阴影：宋冬阳台湾意识文学论的批判》，还有赵定一的《追求“台湾一千八百万人”论》。这些文章或谴责“台独”意识为“恐共”，或视“台湾意识”为“阴影”，尖锐地批评了分离主义。
这里说到的宋冬阳，就是陈芳明。陈芳明的长文《现阶段台湾文学本土化的问题》，发表在1984年1月的《台湾文艺》86期上。陈芳明从台湾文学切入，回顾了80年代以来台湾思想界、文学界有关台湾意识的论战，对陈映真等人的主张进行了攻击。《夏潮论坛》上的《台湾的大体解剖》专辑，就是由陈芳明的文章引发的，也是针对陈芳明的长文的。
与《夏潮论坛》针锋相对，同月月底，《台湾年代》1卷6期推出了《台湾人不要“中国意识”》专辑，除社论《台湾人不要“中国意识”》外，还有5篇文章是：郑明哲的《台独运动真的是资产阶级运动吗？》，黄连德的《洗掉中国热昏症“科学”吧》，林浊水的《〈夏潮论坛〉反‘台湾人意识’论的崩解，高伊哥的《台湾历史意识问题》，秦绮的《神话与历史、现在与未来》。4月，《80年代》1卷6期上，又有罗思远的《故土呼唤已渐遥远——论“台湾意识”与“中国意识”的争辨》一文，加入了《台湾年代》对于《夏潮论坛》的攻击。这些文章，除了继续鼓吹“台湾意识”、排除“中国意识”以制造分离，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持有分离主义思想的党外新生代，都藉口日本在台湾的现代化开发而对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感恩。于是，把“崇日”包容到分离主义的思想体系里来，成了一个新的动向。
其实，这种美化日本殖民统治的“崇日意识”，早在1979年张良泽的《战前在台湾的日本文学——以西川满为例》一文里就表现出来了。那一年11月，张良泽在日本东京参加“第三回国际日本文学研究集会”，发表了这篇文章。张良泽对西川满文学作品与文学评论中的“台湾意识”充分肯定，而表现了他的“去中国中心”化的立场。1938年，张良泽又发表了《西川满先生著作书志》。对于张良泽美化日本殖民统治藉以反“中国意识”的言论，陈映真写了《西川满与台湾文学》一文，在1984年3月的《文季》1卷6期上发表，予以严正的批驳。针对陈映真的批驳，张良泽将《战前在台湾的日本文学——以西川满为例》一文译成中文，并附致王晓波的一封信为序，发表在1984年9月的《文季》1卷8期上。作为一种潮流，除了张良泽，还有那个高伊哥，也写了《后藤新平——台湾现代化的奠基者》一文，发表在1983年5月10日的《生根》8期上，也以反“中国意识”的“台湾意识”为标准，美化了这位日本总督对台湾现代化的贡献。
除了拿日本殖民统治做文章，论战中，还有一个谢里法，在1983年7月的《台湾文艺》82期上发表了《断层下的老藤——我所找到的江文也》一文，利用台湾音乐家江文也在大陆被当时的极左路线迫害的事件，来反对中国意识，鼓吹分离。对此，陈映真也写了《从江文也的遭遇谈起》一文，发表在1983年7月的《夏潮论坛》1卷6期上，予以反驳。
回过头来，我们还要提到，针对分离主义者藉口“维护1800万台湾人的幸福”的谎言，陈映真还写了《追究“台湾一千八百万人”论》一文，发表在1984年3月的《夏潮论坛》12期上。
第一部分“文学台独”孳生的社会土壤（5）
需要说明的是，就在这场“台湾结”与“中国结”、“台湾意识”与“中国意识”激烈论争的时候，在美国出版的《美丽岛周报》等分离主义势力杂志，先后发表了《注视岛内一场‘台湾意识’的论战》及《台湾向前走》、《岛内外统派余孽集〈夏潮论坛〉/戴国陈映真热情拥抱在一起》、《“统一左派”对上“台湾左派”》，在鼓吹“独立建国”的滥调中，对《夏潮》及陈映真等人进行政治诬陷。陈映真写了《严守抗议者的操守——从海外若干非国民党刊物联手对〈夏潮〉进行政治诬陷说起》一文，发表在1984年4月的《夏潮论坛》13期上，对《美丽岛周报》的“法西斯的、造谣、诬陷的本来面目”无情地予以揭露，并重申，《夏潮》的立场正是“中国民族主义”，“对于中国历史、文化和人民抱着极深的认同和感情”，“愿意跳出唯台湾论的岛气，学习从全中国、全亚洲和世界的构图中去凝视中国（连带地是台湾）的出路。”
这场争论延续到“解严”之后，激烈程度减退。“台独”势力的新分离主义，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这又和台湾政局变化有关。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去世，李登辉开始执掌党政大权，台湾进入“李登辉时代”。1990年5月，李登辉宣布开始“宪政改革”，对旧“法统”进行改造。此后，从1990年到1997年，台湾当局进行了四次“修宪”，包括终止“动员戡乱时期”、废除“临时条款”；“总统由台湾地区人民直接选举产生；冻结台湾“省长”、“省议会”选举，虚化“台湾省政府”功能等等。台湾的政治格局、国民党内部的权力结构以及台湾当局对大陆政策和对外政策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国民党政权迅速“本土化”，标榜实行西方民主制度，谋求“两个中国”的政策日益明朗化，分裂祖国的势力愈益煽动仇视大陆的情绪，“台独”活动更形猖狂。
民主进步党，即民进党成立之初，本来还是各种反国民党势力的复杂组合，但领导权基本上被“台独”分子把持，“台独”思潮在该党内严重泛滥，民进党一大通过的党纲，即主张台湾前途由台湾全体居民决定。以后，该党又陆续通过一些决议，宣称“台湾人民有主张台湾独立的自由”、“台湾国际主权独立”等等。1988年以后，在台湾当局的姑息与纵容下，海外公开的“台独”组织加强向岛内渗透，在美国的最大的“台独”组织“台独联盟”迁回台湾，以后集体加入了民进党 。1991年10月，民进党召开五大，公然在党纲里写下了：“建立主权独立自主的台湾共和国暨制定新宪法，应交由台湾人以公民投票方式选择决定”。1992年5月，“立法院”修改“刑法”，废除“刑法第100条”和国安法”，使鼓吹和从事非暴力的“台独”活动合法化。从此，台湾当局实际上已经不再禁止“台独”活动。各种“台独”组织进行了名目繁多的分裂活动，比如，制定“台湾共和国宪法草案”、“新国旗”、“新国歌”，推行所谓“公民投票运动”，积极争取西方反华势力的支持鼓吹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等等。1994年3月，民进党籍“立委”还在“立法院”的专门委员会一读通过了“公投法草案”。与此同时，一些“台独”分子通过选举，有的进入了“国民大会”、“立法院”和省、市、县议会，有的掌握了一些县市政权。比如，1994年底的省市长选举中，民进党获得了台北市长的席位。1997年底的县市长选举中，民进党获得空前的胜利，得票率第一次超过国民党，拿到了23个县市长席位中的12个。1999年，李登辉抛出“两国论”的“台独”言论。到2000年的“总统”选举，民进党陈水扁、吕秀莲竟当选正、副“总统”，结束了国民党当政的时代。陈水扁、吕秀莲一上台，便公开抛弃了“一个中国”的原则。
在这样的政治格局里，从意识形态来说，作为“台独”的文化标千，“台独意识”逐步被“台湾主体性”所取代了。
本来，早在1962年，史明以日文撰成《台湾四百年史》，就已经把“台湾人意识”和“中国人意识”对立起来了。1964年，独派的王育德也在日本出版了《台湾：苦闷的历史》，在史明所炮制的“台湾民族论”架构下，把台湾史描绘成“台湾民族”受到外族压抑的历史。这种“台湾民族”论，是用“民族性”来定义台湾的特殊性。宋泽莱在《民进报》46、47、48期上发表《跃升中的“台湾民族论”》也依台湾在血统、语言、文字、生活习惯上的共性，将生活在岛上的群体定位为“台湾民族”。相对于此，谢长廷在1987年5月的《台湾新文化》8期上发表《新的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