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台独"面面观-第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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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美元。这样的经济成长，意味着依附型的资本主义工商经济在台湾地区有了较大的发展，具有相当社会力量的中产阶级已经形成。这时，1979年元旦，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美国断绝与台湾的正式外交关系，台湾在国际上日益孤立，投资意愿日益低落，影响了人心安定，波及了政治局势，引发了社会动荡。经济改革也面临重重困难了。从政治上说，蒋经国的“革新保台”方针，也面临着日益强大的人民民主运动和分离主义反对派的挑战，面临着“法统”危机、继承危机、开放党禁、报禁以及解除“戒严法”等政治难题，也面临着大陆提出的“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祖国的一系列政策挑战，而不得不做出若干开明的、进步性的改革措施。比如，逐步实现领导权力结构的过渡和转型，以否定蒋氏“家天下”体制，向“非蒋化”过渡，取代老年向年轻化转型，否定个人独裁，向集体领导转型，由大陆人主政向“台湾化”过渡，等等。李登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上台的。
在此期间，社会动荡不安，十分引人注目。比如，1985年2月12日，十信人头弊案引发金融危机，经济犯罪集团抢劫银行、运钞车，杀警夺枪，强盗集团，绑匪杀人集团，亡命飙车、大家乐、股票、地下投资公司、房地产投机引发的赌博风气。又比如，消费者运动带来消费意识的觉醒，核三厂大火触发的反核运动，工厂废气废水触发的环保运动，鹿港反杜邦，林园民众围堵废水处理厂，宜兰人拒绝六轻，后劲人反五轻，知识分子发动森林救援，雏妓救援，等等。这一系列的由自然环境、生存权利引发的自救运动、人权运动，以至于工人自救运动、农民自救运动……不停顿地冲击当局的“戒严”体制，加以国民党外的政治团体、党 派活动强渡关山，越来越大的压力，终于导致了国民党台湾当局在1987年7月15日宣传解严，终止了长达40年的“戒严”体制。接着，党禁、报禁也被解除。
其实，“解严”之前，这种冲击已经显示了分离主义的倾向了。早在1975年，黄信介、康宁祥、张俊宏、姚嘉文、黄华等“本土知识分子”出身的在野政治人物创办了《台湾政治》杂志。作为在野政治力量的集合，已经触及了“台湾”被中国“压抑”的问题。1977年的“中坜事件”，就显示了对抗中国立场的趋势。那份《美丽岛》杂志，也就是在1977年以后党外本土化“民主”运动兴起之后由黄信介、许信良等创办的党外杂志之一。进入80年代以后，台湾反对势力进一步发展。在党外运动中，有些人主张统一，有些人主张“台独”。“台独”分子披着“争民主”的外衣，打着“民主”的旗号，进行分裂祖国的活动，形势复杂起来。“美丽岛事件”后，1980年底补行的“中央”民代选举，“美丽岛事件”受刑人家属高票当选。1981年底省市公职人民选举之后，1982年5月，党外主流领袖康宁祥与黄煌雄、张德铭、尤清，在中美上海二号公报即将公布之前，到美国、日本访问，表达台湾人对台湾前途的看法，提出了一个分离主义倾向十分明显的主张，即，美中关系的正常化，不能牺牲台湾一千八百万人民的利益，有关台湾未来的前途，必须由岛上的全体住民自决。虽然，康宁祥四人行招来了部分党外人士尤其是新生代的怀疑，被认为是充当国民党的说客而引起了党外批康的风潮，甚至由今日之民进党主席当年的市议员谢长廷出面主张台湾的民主运动必须与岛外的台独运动划清界线，而导致了党外的“体制内改革”和“改革体制”之间的路线之争。然而，“改革体制”路线，直承海外“台独”运动香火，侧重“台湾主体性”，主张推翻国民党现行体制，建立独立的“台湾共和国”；“体制内改革”路线，突出“民主化”在现行国民党统治下的可行性，主张打着民主化大旗进入体制，改变体制，使之逐步台湾化，也还是主张和中国分离，实质上还是一丘之貉。果然，1983年12月增额立委选举中，党外后援会提出了“住民自决”的共同政见，两条路线达成妥协。而这“住民自决”，本来就是以台湾“独立”意识为基础的。
第一部分“文学台独”孳生的社会土壤（3）
这种分离主义的活动，不久便发展为“台独”政党的建党组党活动了。比如，1984年初，“台湾独立联盟”美国本部，任主席长达十年的张灿，改任“世界台独联盟”主席之后，美国本部主席由陈南天继任。很快，4月17日，在纽约，“台湾独立联盟”的副主席洪哲胜领着20个人，公开联名发表声明，脱离“台湾独立联盟”，又发表声明，由他做召集人，出笼了一个“台湾革命党”的“建党委员会”，筹建“台湾革命党”，声称这个党的宗旨是“推动台湾人民独立建国”。随后，洪哲胜在接受《台湾与世界》杂志特约记者邱庆文专访时，竟然公开叫嚣“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当于列强”，“台湾革命是一场民族解放运动”。1985年元旦，这个“台湾革命党”宣告成立。除洪哲胜担任总书记，时任洛杉矶刊行的《美丽岛周刊》社长的许信良做了第一副总书记。1986年5月1日，“美丽岛事件”后流亡美国7年的许信良在美国纽约宣布，他成立了由100多位建党委员组成的“台湾民主党建党委员会”，将在8月以前在海外成立“台湾民主党”，并在年底前迁回台湾，以突破国民党的党禁。不料，局势由此而急剧发展。这一年的9月28日，代表党外行使提名权的党外选举后援会在台北圆山饭店举行推荐大会，由立法委员费希平、监察委员尤清动议讨论了建党的问题，包括费希平、尤清及谢长廷、张俊雄等人在内的建党工组小组当场发动建党发起人签署工作，获得135人签署，并在当天下午决定组织“民主进步党”，还宣布正式成立。跟着，许信良在美国决定，取消“台湾民主党建党委员会”，取消“台湾民主党”的建党工作，并宣称将其改为“民主进步党海外支部”。许信良等人，也将“迁党回台”改为“回台入党”。到此，在1927年的“台湾民众党”和随后的共产党之后，台湾史上又一次出现了政党组织。国民党政府戒严体制下的党禁就这样被突破，分离主义的“台独”势力就这样以政党的形势登上了台湾的政治舞台。
我们知道，从80年代开始，台湾岛上兴起了全面反中国的、分离主义的文化、政治思潮与活动。这真是一个令人不堪回首的历史过程。人们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在这样一个动荡的政治局势里，从意识形态、文化思想来说，这种分离主义的思潮与活动，是从“台湾结”与“中国结”、从“台湾意识”与“中国意识”的，也就是“独立”与“统一”的争论开始的。这场统、独争论的触发点，是1983年的两件事情。其中的一件就是，外省人的第二代，以创作《龙的传人》一曲成名的校园民歌手侯德建，赴大陆以圆回归祖国之梦。由此，而引爆了统、独意识的公开论战。
这一年的6月11日出版的《前进周刊》第11期报道了侯德建赴北京进修的消息，还发表了杨祖的文章《巨龙、巨龙、你瞎了眼》。文章中，杨祖说侯德建是“爱国的孩子”，“‘龙的传人’只是侯德建在学生时代，辗转反侧深思不解的中国，‘龙的传人’是他揣侧、希望、担忧的中国”。杨祖还说，中国虽然是从书本上、宣传上得来的，但毕竟是在深深的困扰着台湾的年轻的知识分子的问题。一个星期以后，6月18日，《前进周刊》第12期上，又有两篇相关的文章刊出。其中，陈映真的《向着更宽广的历史视野》一文，面对《龙的传人》这首歌广为流传的热烈而又动人的情景，首先深情地倾诉了他心中缘于“中国情结”而迸发的爱国激情。陈映真写道：“这首歌整体地唱出了深远、复杂的文化和历史上一切有关中国的概念和情感。这种概念和情感，是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成为一整个民族全体的记忆和情结，深深地渗透到中国人的血液中，从而远远地超越了在悠远的历史中只不过一朝一代的任何过去的和现在的政治权力。”针对少数分离主义者有关“空想汉族主义”的荒唐指责，有关“台湾社会的矛盾，是‘中国人’民族对‘台湾人’民族的殖民压迫和剥削”的谬论，陈映真明确地指出：“组织在资本主义台湾社会的所谓‘中国人’与‘台湾人’之间的关系，绝不是所谓‘中国人=支配民族=支配阶级’对‘台湾人=被支配民族=被压迫•；剥削阶级”的关系”。陈映真呼吁，无论是批判什么样的台湾分离主义，人们都会“心存哀矜的伤痛”，“而如果把这一份哀矜与伤痛，向着更宽阔的历史视野扩大，历代政治权力自然在巨视中变得微小，从而，一个经数千年的年代，经过亿万中国人民所建造的、文化的、历史的中国向我们显现。民族主义，是这样的中国和中国人的自觉意识；是争取这样的中国和中国人之向上、进步、发展、团结与和平；是努力使这样的中国和中国人对世界与他民族的和平、发展和进步做出应有的贡献的这种认识。”
陈映真的《向着更宽广的历史视野》一文发表后，6月25日，《前进周刊》第13期发表了3篇文章，进行攻击。这三篇文章是：蔡义敏的《试论陈映真的“中国结”——“父祖之国”如何奔流于新生的血液中？》，陈元的《“中国结”与“台湾结”》，梁景峰的《我的中国是台湾》。这3篇文章，集中攻击了陈映真的“中国结”，主张“台湾、台湾人意识”。蔡义敏攻击陈映真在民族主义问题上采用了压抑台湾、彰显中国的双重标准，还攻击陈映真一直把“台湾、台湾人意识”和他所殷切热爱的“文化、历史的中国”敌对起来。蔡义敏说：“一个文化的、历史的毒物是不一定要和一个特定时空中展现出来的实存的意识和理念和事物相对，以致于一定要被视为势不两立的。”这蔡义敏所谓有的“特定时代中展现出来的实存的意识和理念”，就是分离主义的“台湾意识”。陈元的文章主要是呼吁，不要在“台湾走上民主化之前，……党外自己发生意识形态上的，或者战略路线上的分裂。”梁景峰则称，陈映真的“中国意识”认同彼岸的中国，表现出这种“中国意识”的“无根性”。梁景峰呼吁认同“脚下的中国”——台湾。他说：“只有认同生存所在的人才可能是民族主义者。”
7月2日，《前进周刊》第14期，又发表了陈映真的《为了民族的团结与和平》一文。从蔡义敏等人的攻击，陈映真认为，少数人，即“左翼台湾分离主义”者，把当前台湾地区内部的省籍矛盾歪曲成了“中国人”民族与“台湾人”民族的矛盾，对此，“实在应该有一个自由的环境进行公开而深入的讨论”，但是，在目前，还“完全没有讨论这个问题的主观和客观的条件”，他“只是‘婉谢参加论战了”。不过，针对分离主义者攻击爱国的“中国结”是“汉族沙文主义”、“爱国沙文主义”、“中国民族主义”，陈映真还是反击了那些分离主义者。陈映真指出，“希望台湾的政治有真实的民主和自由，社会有正义，是绝大多数在台湾的本省人、大陆人共同一致的愿望”。鉴于分离主义者无视这一事实，歪曲这一事实，激于民族义愤的陈映真发出了这样的质问：“为什么凡是要台湾更自由、更民主、更有社会正义的人，就非说自己不是中国人不可呢？……为什么……我们以中国人为荣，以中国的山川为美，以中国的瓜分为悲忿，一定是可耻、可笑呢？……为什么现实生活中相互友爱、相互帮助的青年中，要硬生生地分成‘中国人’和‘台湾人’？为什么在长期婚姻关系中建立起来的岳父母、媳妇女婿、姐夫妹夫、嫂嫂弟媳、侄儿侄女、阿公阿嬷、外公外婆……这些亲属情感中，非要有‘中国人’、‘台湾人’加以分割呢？为什么凡是自然地以自己为中国人，并以此为荣的人，党外民主运动都不能容纳？”针对分离主义者破坏民族团结的言行，陈映真写道：“让我们平静地想一起。想了之后，如果认为一切在台湾的正直的、追求民主、自由和社会公平的人之间，不应该、不能够分成对立的‘中国人’和‘台湾人’，那么让我们在内心深处坚定地说‘不！’，并且让我们在‘国民党’和‘台湾民族派’者之外，坚定地、自动地藉着坦诚的沟通、讨论，藉着同胞手足之情，发展有意识的民族团结与和平的运动。”“让一切追求民主、自由与进步的本省人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