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台独"面面观-第3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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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今天要写台湾文学；要将台湾文学当台湾文学，不是写中国人观点的台湾文学。什么是台湾文学？就是台湾作家受到台湾的土地、经济、历史、社会所形成的文化环境影响而写出来的作品。这种作品表现了台湾人的生活、精神、思想、价值观、人生观，这就是台湾文学。既然如此，那些是真的台湾文学，那些是有价值的台湾文学，便不难检验了。既然是靠台湾这块土地生活写出作品来的就是台湾作家，我们不必问他是早期移民还是后期移民。……我们如果明白台湾文学是以台湾人民做中心，描写台湾人民的喜怒哀乐，我们便能清楚地看出台湾文学历史的演变。史观确立之后，再来看政治、历史、社会、文学的演变，都是一目了然。”
这一点，彭瑞金心领神会，也呼应说：“史观确立了，一切都好办。没有史观的历史著作只是史料的堆积，根本就失去著作的意义。如果我们想把台湾文学史往上延伸，想想看，从明代、清朝到今天，台湾文人创作的心态变化差异有多大？不先确定史观怎么面对其间的驳杂。”
至于，对谈中，陈芳明、彭瑞金谈到的文学史分期问题，其意义并不在于如何分期。他们是在讨论分期的幌子下，强调用“台湾意识”去改写台湾文学的历史。
比如“皇民文学”的问题，陈芳明就说：“皇民文学的问题也一样，硬要活生生地否定他们生活的世界、现实，而拿起中国的民族主义来清算他们，这公平吗？为什么我们不用台湾人的立场，不用那个时代台湾人的心情评价他们？要知道他们进入那样的时代过那样的生活，是被逼的，不是他们自愿选择的。他们生活在那个时代一点也没有中国民族的困扰，今天有人受到中国民族主义的洗礼，反过来把自己这一套去削前人的脚，合自己的鞋子，才发生皇民文学的问题。你如果不能放下这个后出的民族主义的枷，只好一再地扭曲日据时代的台湾新文学了。”陈芳明还说：“伤痕就是伤痕，我相信没有一个作家故意存心去写作称作‘皇民文学’的东西，有的只是被逼迫的。所以即使没有中国民族主义，我们就不能去碰这些东西吗？我们要知道台湾新文学的演变过程极端曲折，我们不可能因为自己主观的愿望，希望自己是极端的中国主义而否定这些作品存在的事实，而拒绝碰触”。对此，彭瑞金完全赞成。彭瑞金还攻击对“皇民文学”持批判态度的爱国文学家：“近日有年轻一辈的文学工作者摆出秉公办理的法曹心态，着意清理这段文学公案，我想你这段话，对他们颇有即时雨的参考价值。”
第四部分“文学台独”言论批判之五（4）
对谈中，从陈少廷的《台湾新文学运动史》主张的“台湾文学是从中国文学来”的观点，陈芳明还对“民族主义”问题大放厥词。陈芳明说：“其实，台湾作家并没有民族主义，因为台湾新文学作家完全出生日据时代，并不发生民族主义问题。何谓民族主义？必须彼此共同生活、共生死，才知道何谓民族主义，假使彼此在命运都不相同，都不了解，算什么民族主义？有人在嘴里叫祖国，或者说祖国为什么还不来救我？那不是有意识，那是梦。就像有人说，台湾为什么不成为美国的一州，这能算是美国意识吗？这是梦，美国梦想。要把这种梦扭曲为祖国意识、中国意识，是非常痛苦的事，因为根本没有这个事实”。
1987年夏天在美国的这次聚会，还是一次台湾文学界分离主义势力撰写文学史的策划会。按陈芳明在他那篇《提撰写台湾文学史的时候了》的文章里的说法，他们要写台湾文学史，目的之一，就是要针对大陆的学者的。陈芳明对大陆学者的台湾文学研究工作肆意歪曲，说什么“他们关切的是，台湾文学是不是符合他们的政策？他们特别强调‘思乡’的作品，也着重作品中的‘抗日’与中国的‘抗日’的相通性。他们的解释，刻意突出台湾作家的‘爱国’精神，他们更偏爱把台湾文学解释成为‘中国文学的支流’，甚至‘一国两制’的论点，‘和平统一’的语言，都可以成为文学批评的术语。使我们心惊的是，他们凭恃了这样的成绩与精神，就对外宣称要撰写台湾文学史。他们的解释、他们的观点，几乎可想而知。”陈芳明还别有用心地煽动说：“面对中国的宣传攻势，海外文学的工作者是忧心忡忡的。这倒不是担心中国的研究会定于一尊，我们感到焦虑的是，台湾人本身并没有急起直追。如果我们不开始考虑动手，那么有一天台湾文学的发言权，就要拱手让给中国了。这种事，并不是不可能发生。”于是，陈芳明和张良泽、林衡哲、郑炯明、李敏勇、彭瑞金共同商讨决定，要“以团队精神来完成文学史的撰写”，分工是：张良泽分担明、清以前，许达然分担明、清时期，叶石涛分担日据时期，张恒豪分担战后至50年代，彭瑞金分担60—70年代，陈芳明分担乡土文学论战以后。不过，事后，许达然表示他不便参加，张恒豪也不能决定，只剩下张良泽、彭瑞金、叶石涛和陈芳明兴致还高。
陈芳明没有想到的是，这个计划至今还没有实现。只不过，这以后，倒是有几本分离主义的“台湾意识”主宰的台湾文学史出台了。
先是彭瑞金的《台湾新文学运动40年》。初版，由台北《自立晚报》社文化出版部编入《台湾经验40年》丛书于1991年3月印出，1997年8月又由高雄春晖出版社印行新版。彭瑞金在新版的《自序》里说：“台湾，无论作为一个民族，或是作为一个国家，绝对不能没有自己的主体文化，并且还应该优先被建构起来。七十六年前，台湾新文学发轫伊始，台湾先哲便著文呼吁，台湾人要想成为世界上伟大之民族，首先一定要有自己的文学，盖文学乃一个民族之灵魂，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怀疑，灵魂空白的民族可以是伟大的民族，甚至怀疑其存在的可能。”请大家注意，早在1997年，鼓吹“文学台独”的彭瑞金就把台湾说成是一个“国家”了。他所谓的“主体文化”，就包括文学在内。他认为，“崛起于二○年代的台湾新文学运动，可以说长期处在外来殖民政权的殖民文化政策底下游移，既缺乏自由伸展的空间，也无法进入台湾的中心。因此，让台湾文学成为台湾人的文学，不仅是艰巨的文化工程，更是艰困的心灵工程。但我发现，自日治时代以来，无论面临多大的艰险时刻，台湾作家中都不乏肩挑起文学香火承传重任的文学勇者，把台湾新文学创发的初衷延续下来。在形式上，它就是台湾文学的本土精神、台湾意识的传承，代代相承，也就形成了台湾文学本土化绵长的运动历程。诚然，作为台湾文学主体之台湾意识的复归过程中，曾经出现十分低迷、脆弱的时刻，或许也曾经迷航。但台湾文学能绵延到今天，证明文学的台湾精神不曾死亡，这也是身为台湾作家过去奋斗的目的，更是未来奋斗的方向。”他说他撰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希望自己“能在这样的汩汩前行的文学巨流中”贡献他自己的力量。
于是，他在书中设置的六章，全都以“台湾意识”的“复归”为主线，肆意曲解历史。其中，第五章《回归写真与本土化运动》写70年代的乡土文学论争，第六章《本土化的实践与演变》写80年代以后的文学，都把台湾文学的历史描摹成走向“文学台独”的历史了。其中的第二节《台湾结与中国结》，则放肆地攻击了陈映真提出的“台湾文学是中国近代文学的一个支流、一个部分”的理论，放肆地攻击了《夏潮论坛》发动的对宋冬阳即陈芳明的“台湾意识文学论”的批判。
彭瑞金也在“文学台独”的歧路上越走越远了。他在这篇新版《自序》里就说：“台湾文学本土化所要追求的台湾精神回归，是要重新唤回整体台湾人、台湾文化的台湾主体意识。从教育到文化、从教科书到课程、从学校到社会，我认为，不仅要让以台湾人民和土地为主体的意识回到文学创作、文学思考、一切文学活动的正位上来，还应该让本土化完成的文学作品，进入普遍台湾人民的生活、心灵里去，和台湾生活溶为一体。”可见，他的心志不只是在于文学。为此，他还提出一个具体的建议，即，设立所谓的“台湾文学系”。他说：“近年来，我们不断思索：促使台湾的大学设立台湾文学系，让台湾子弟的语文教科书教授台湾作家的作品，使台湾人创造的文化资源回归台湾人心灵生活的途径。我以为这也是台湾文学本土化运动的延长，除非台湾文学全面回到台湾人的生活中来，本土化便需要继续运动下去，推动台湾文学本土化的工程，台湾文学本土论的建构工程，仍然是台湾作家持续奋斗的目标。”果然，事实上，早在1995年，“台独”势力的团体“台湾笔会”就带头发起了在台湾各高校建立“台湾文学系”的倡议，并在1996年由张良泽率先在淡江工商管理学院实施。1999年6月，成功大学获准筹设台湾文学研究所。到2000年8月间，台湾的“教育部”就通令19所“国立大学”，鼓动他们筹建“台湾文学系”或“台湾文学研究所”了。最近，中兴大学成立了台湾文学系，清华大学台湾文学系的筹设，正在加紧进行。据报载，2001年开始，有关“台湾文学研究所”要招收博士生。
1995年，叶石涛在高雄《台湾新闻报》上发表《台湾文学百问》，其实也是一份“台湾文学史话”。那57篇的“史话”文章里，也贯穿着一条分离主义的黑线。除了极力宣传“台独”主张，其重要的手法就是肆意歪曲台湾文学的历史，几乎所有的台湾文学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现象、重要作家和作品，叶石涛全都纳入了他所划定的“自主意识”、“台湾意识”、“本土文学”的范围之内。他的目的，正如1997年结集出版时的《序》里说到的，就是要用这样一部“没有”被歪曲了的台湾文学史著作“证明台湾人这弱小民族不屈不挠的追求自由和民主的精神如何地凝聚而结晶在文学上”。
第四部分“文学台独”言论批判之五（5）
1996年7月，台南成功大学历史系教授林瑞明，在允晨文化实业服份有限公司出版了两本书《台湾文学的本土观察》和《台湾文学的历史考察》。这两本书，虽是论文集的样子，却重在观察和考察20世纪20年代以来台湾文学发展史的几个重要面向。
一是鼓吹台湾新文学“来源”的“多元化”，从源头上割断和大陆新文学的血脉关系。
二是鼓吹台湾文学的历史发展即“本土论”的发展。林瑞明描述这个发展过程是：“一九三○——三二年经过乡土文学论争、台湾话文论争，台湾文学的本土论终于形成。简言之，在三○年代初，台湾文学的整体概念第一次成立，但身处异民的族统治之下，一九三七年禁用汉文，根本没有进一步发展的机会；战后，在中原正统主义绝对的优势之下，一直被矮化为地方文学，或称‘乡土文学’，或称‘本土文学’，直到八○年代后期始取得台湾文学正名。两次台湾文学概念的成立，相隔半个世纪，历经不同的政权，这是观察台湾文学的发展，首先必须注意的面向。”
三是攻击大陆学者的台湾文学史观。他说，这些学者有关台湾文学史的著作，“林林总总，皆把台湾当成中国文学的一部分、一支流来处理；而忽视了日据时代展开的台湾新文学，在不同阶段挣扎过程中有中原意识、台湾意识、日本意识的种种纠葛，有相当的特殊性，文学作品与理论总的来说，一则反映了殖民地民众的苦楚，一则也有弱小民族自求解放的概念（台湾话文派反对中国话文派强调不顾及台湾实际的语言情况，用中国白话文写作是‘事大主义’即是一例）。中国大陆出版了那么多专书，文学史观几乎没有差别。”
四是攻击台湾岛内坚持台湾新文学是中国新文学的一环的观点的文学史工作者。他说，“对于日据时代台湾新文学通常仅以受了五四新文学的影响这样简单的概念来展开，这一点类同于中国大陆的学者，亦即中原正统主义完全盖住了台湾观点，台湾意识被视为仅是地方意识，稍稍强调台湾意识即视为分离主义。本来中文学界以现代文艺做为升等论文困难，更何况深入研究台湾文学，有张良泽的前例作为借鉴。这种保守的心态，即使解严之后，依然存在，主要还是在于学术生态。因之尽管对于民间学者叶石涛的《台湾文学史纲》（文学界，一九八七年二月）、彭瑞金《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