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台独"面面观-第3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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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主张台湾文学为中国文学之一部分，台湾文学应以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第三世界文学的连带而发展的理论，和台湾文学自主论形成对立。
此外，与台湾大众消费社会的发展相应，一种新的通俗文学也逐渐发展，使通俗文学与纯文学间的界限，显得模糊化了。
最后，由于长时期以来台湾在文化与思潮上的贫困，使台湾文学的发展因为这内容的贫乏化而受到严酷的阻碍。处于重大转变前期的台湾，也因为思想的贫困，使党外运动也一如文学一样，无法提供结构性、前瞻性的指导作用。无力感、焦虑、不安、不动员症，成为当前台湾文学的一个重要的问题点。
应该说，指出了这两种台湾文学观、台湾文学史观的公开对立，是陈映真对于台湾新文学史的构建工作作出的一大贡献。
鉴于叶石涛在《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展开》一章之后，分别以40年代、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为一段，弄出了个台湾新文学史的分章结构体系，陈映真尽力把它校正为6个阶段，即：（1）1945年以前，（2）1945年到1950年，（3）1950年到1960年，（4）1960年到1970年，（5）1970年到1980年，（6）1980年以后。而在方法上，则以“世界大事”、“台湾大事”、“一般性思潮”、“文艺期刊和团体”、“文艺思潮”为序，力图科学地构建台湾新文学史的体系。陈映真解释说：
一时代的思潮，就是一时代共同精神在思维上的表现，这思潮在表面上常常是由一个或几个人主倡，由一个或几个杂志、文化或文艺团体提倡，终至蔚为潮流。但究其实，一时代的思潮，受到当时社会、经济、国内外政治形势所制约。人和杂志，只不过是一时代社会、经济等条件上建立的上层结构的表现工具而已。此外，思潮有主要的潮流，也有次要的潮流。要全面理解一时代的思潮，就要兼顾主要的方面，也要注意次要的方面。
这，也是他就文学史观、方法论表明的观点和态度。
陈映真的演讲稿，是1987年6月发表在《中华杂志》上的。不久，7月间，以陈芳明为中心，新生代的“文学台独”势力有一次聚集，全面地宣布了他们有关台湾新文学史体系构建的观点。这就是我们在前面说到过的，陈芳明与郑炯明、李敏勇、彭瑞金等人在美西夏令会上的会见。
会见中，陈芳明与彭瑞金就文学史的撰写问题作了一次长时间的对谈。对谈的记录，前已说明，以《台湾文学的局限与延长》为题，于1987年的《台湾时报》、《文学界》和美国的《台湾公论报》上发表。记录分为10个问题加以整理，即：一、乡土文学论战之后的台湾文学；二、台湾文学与中国文学；三、台湾意识与中国意识；四、台湾文学不是边疆文学；五、台湾母语运动与母语振兴；六、文学与政策；七、写文学史厘清文学的发展；八、写一部没有政策阴影的台湾文学史；九、台湾文学史的分期；十、文学和时代环境一起运动。1988年2月，陈芳明在《自立早报》上发表他的另一篇文章《是撰写台湾文学史的时候了》，回忆这次会见和对谈的时候，曾说，有人以为，那对谈就是他“要撰写文学史的基本构架”。陈芳明解释说：“在那次对谈中，其实只在厘清整个长期遭到误解、混淆的观念而已。”
陈芳明和彭瑞金“厘清”了什么样的“长期遭到误解、混淆的观念”呢？从他们的对谈来看，无非是：
一、鼓吹用“台湾意识”对抗“中国意识”。
陈芳明认为，所谓“台湾意识”问题，“是对既有作品的不同解释态度而已，我个人认为这些纯出于不同的政治信仰，文学作品的本身是非常清楚的。”在他看来，这“台湾意识”，就是台湾“乡土意识”，就是“台湾本土意识”。他认为，“乡土文学中带有乡土意识也是本已有之的，不是外人、后来之人硬加上去的。台湾本土意识的文学早已存在，远在日据时代就有了，它是台湾文学的传统。只是战后数十年来台湾客观环境下，它受到了压抑，不得彰显而已。批评家本身可能由于勇气不够，警觉性不够，不敢表达，没有注意到，无论如何却不能说它不存在。”针对陈映真等人提出的“中国意识”，陈芳明攻击说：“我们便应该回到作品本身看看它的内容是什么，精神是什么，我们绝不能霸道地宣布作家都是使用中文的，所以这些作品都朝向中国。”
彭瑞金对此是一唱一和的。彭瑞金说，他“个人的台湾意识”就是“纯粹是读台湾文学，更精确说，是读台湾小说提炼出来的。”他以为，这种“台湾意识”，在“一代接一代的作家间”，有一种“一脉相承的精神承传可寻”。这种意识的文学，“始终以不同的形式、不同的型态延续着。”彭瑞金不无得意地说：“当我找到了这样的台湾人文学脉流之后，不但对台湾文学的发展历程了然于胸，也坚定了我个人的台湾意识。”
二、鼓吹“台湾文学不是边疆文学”，不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
陈芳明抓住“边疆文学”这个说法大做反对“以中原为中心”的文章，大做反对陈映真等人“站在中国文学的立场发言”的文章，声称：“台湾没有产生过中国文学。”陈芳明说：“要讨论台湾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关系，我不同意以‘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这样的主张来搪塞。除非证明，台湾社会的生活、政治、经济、历史的条件与中国完全相同，才有可能在台湾产生中国文学。”
由此而说到移居台湾的先民的文化传统，陈芳明更有谬论说；“从十七世纪以来，便陆续不断地有中国人移民到台湾来，这些移民到台湾来的目的何在？为求自己的生根立命？还是为了‘中国人’开疆拓土？答案是非常明显的。中国移民到了台湾以后，无不是以全新的台湾人心态在开垦、生活的，他们的经济、生活方式逐渐因地域、环境的条件与中国隔离而形成他们的特色，他们从有移民的念头，到如何在这块地方活下去，我相信没有一样是受到北京政府的指导、保护吧！”
第四部分“文学台独”言论批判之五（3）
对此，鼓瑞金也持一个腔调。彭瑞金说：“语言、血统与生活习惯、残留的文化痕迹，主张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一支流，往往还振振有词地指出，吴浊流、钟理和、杨逵，甚至巫永福、陈火泉等台湾人的作品里都提到了‘祖国’，是为台湾文学具有中国意识的佐证。这是又一个证明中国意识论者霸道不讲理的地方，台湾跟旧中国社会的渊源并不需要否认，重要的是我们在行事、思考上以哪里做基准？我们以什么标准衡量台湾文学的创作？台湾作家以台湾人的立场写作，对中国人、对父祖所从来的地方加以描写、臧否，就算是关心、期待好了，这是台湾人意识呢？还是中国意识？台湾是移民社会，移民虽有先后期之分，但显然肯自承自己是台湾人的移民少有捞一票就跑的打算，他们开垦土地、立家结社，无不朝长居久住的方向去经营，除非我们的文学看不见他们，看不见这个多数，否则怎么可能没有台湾意识呢？倒是文学的统治者，诚如你刚才谈的清朝官僚的情形，哪一个不是存在随时准备走路的心态？各期的统治者给台湾人的感觉都是这种流亡、流放的心态。做为官方宣传工具的应声筒，文人做这种表态，我并不觉得奇怪；然而竟有土生土长的台湾人，以台湾的代言人、思想导师自居的姿态，带着台湾文学去异化为中国文学或边疆文学，其自我扭曲之丑态，令人难过”。彭瑞金在这里攻击的“土生土长的台湾人”，显然是影射陈映真的。不止如此，随后，他还肆意谩骂陈映真和他的朋友们是“伪冒的中国意识论者”，肆意攻击陈映真的“不看作品、不肯诚实地从作品找证据，却栽赃说台湾意识就是分离主义，下面他们不敢公开说分离主义就是台独，然而这种暗示却一再重复，我不知道这是向哪一方面表功？”。
三、肆意歪曲台湾新文学史上一些重要的史实。
比如，彭瑞金说，“乡土文学的出现是台湾文学界寻求多元化，至少要求有第二种声音的渴求下出现的文学运动”；陈芳明说，“乡土文学论战的价值，在于厘清了官方和民间对文学的不同立场”，“有人正视‘台湾意识’的问题，应该也是乡土文学论战不可煞杀的功劳”。
在这次对谈中，出于为“文学台独”张目的需要，陈芳明和彭瑞金都说到了要写文学史的问题。彭瑞金就说：“台湾文学的发展其实还处于相当混沌的情况中，似乎极需要有人出来用史的观点来厘清它过去发展的脉络，让它有个较清晰的面目示人。因此，我想目前台湾文学史的写作应该是很急切的工作，否则以目前台湾文学支离破碎的面貌，许多讨论显得隔靴搔痒。”陈芳明也说：“台湾新文学运动从日据时代开始，到现在已经超过六十年了，六十年来台湾文学业已相当成熟，其间的演变也有许多值得我们思考、整理的问题。此时此刻台湾文学史的撰写，不仅是应该有，还应该是迫切需要的”。
基于这样的要求，陈芳明和彭瑞金对叶石涛的《台湾文学史纲》作了最“会心”的解读，最“知己”的吹捧。
陈芳明说，他第一次听说叶石涛在写台湾文学史纲。“内心有说不出的高兴”。他说：“台湾意识的出现，台湾文学史料的出土，都是非常重要的。叶石涛做这项工作，价值在于他是第一个有眼光去做这项工作的人，让新一代的台湾人了解台湾的文学传统之外，也让外人知道，台湾岛不仅只是一个岛而已。在中国的统治者看来，台湾不过是它在海上的堡垒而已；在西方的列强看来，台湾不过是不错的贸易据点，其他的就不是他们肯关心的了。《台湾文学史纲》却证明了台湾有文学、有文化，提醒这些外人：他们只看得台湾的外表，没有看到台湾的心。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有不少一般人注意不到的作品、作家，他将它整理出来了，让我们看到更具体的台湾文学内容。另外，过去陈少廷写过《台湾新文学运动简史》。很可笑的是，这本书是抄自黄得时的文章，黄得时还给他写序，台湾人竟能容忍这样的作品那么久。叶氏的文学史纲可说是对这类作品做了一项无言的批判，以具体、结实的内容告诉世人，这才是台湾文学。到目前为止，叶氏这本史纲出现，值得台湾人引以为荣、引以为傲，……。我不知道叶石涛本人对这本书的看法是怎样，我觉得他应引以为傲才是。”
彭瑞金也说：“可以看得非常清楚的是，台湾人要想拥有一部不被歪曲、不失立场的自己的文学史，一定是要自己动手来，不必期待官方或外人做，我想叶先生应该是在这样的觉悟下，毅然做了这件吃力不讨好的工作。据我所知，叶先生本人曾经许愿要在有生之年完成台湾文学史的撰写，虽然文学史纲的写作，他本人也不很满意，实在是客观的条件太缺乏了，纯非作者之罪，正面的价值仍然是不容否定的。”
对谈中，陈芳明和彭瑞金还专门表示，要“写一部没有政治阴影的台湾文学史”。陈芳明一边诬蔑大陆学者研究台湾文学、出版台湾文学史的“目的”，“是在宣传和统战”，一边声称：“我们台湾人整理台湾文学史，目的不在政治”。事实证明，这是谎言。比如，陈芳明攻击说：“中国对台湾文学的研究，差不多都以政治为中心做研究，并不是以台湾人的感情去思考。一般人研究文学必然注意到它的内容，看它表达什么？中共研究台湾文学，先把结论放前面，他先认定‘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支流’这一结论再去找证据。很有趣的是，在台湾我们也听到这样的语言——‘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支或一部分’、‘台湾文学具有祖国意识’。所以，基本上要研究台湾文学，一定要先把政治意识去除掉，以台湾人做中心来看文学，我们不能带着自己的政治信仰来解释文学。”不要“中国文学的一支或一部分”，不要“祖国意识”，他要什么？他不就是要的“台湾意识”、“台湾独立”吗”？这是什么？这不就是政治吗？
好，说到这里，陈芳明亮出他的台湾文学史观来了。请看：“写文学史一定要掌握住史观，要弄清楚你以什么观点，什么立场来看台湾文学。我们今天要写台湾文学；要将台湾文学当台湾文学，不是写中国人观点的台湾文学。什么是台湾文学？就是台湾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