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台独"面面观-第2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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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先生指出，“可以说是皇民化时代的代表作”，是一部“‘二世’（日本）作家以日本人殖民者之原点——一八九五年日军侵台作为主题而写的一本小说！”（近藤正己：前揭书）张良泽先生这样没有分析地就断定西川满是一个充满“台湾意识”、热爱“乡土”的人而引为知己，不要说是从中国人立场，即使从所谓“台湾民族”的立场，怕都难于过关吧。
张良泽认为，西川满对台湾文学来说，是意义重大的。其中，特别重大的是，他“在台湾人的心中，坚定地种下了一种叫做‘台湾文学’的意识。”张良泽说：
……但是在西川氏的杂志或著述中，时常堂堂然使用着类如“台湾文学”、“华丽岛文艺”的辞语。尤有进者，西川也经常对于“台湾文学”的存在，做明确的主张。例如他在论文“台湾文艺界的展望”中这样说——
“从今而后，再不要胡乱以东方文学为范本吧……南方就是南方，北方就是北方，既然身在明亮澄澈的南国生长，还不时思念着北国阴暗的雪空，这算什么呢？日本终于是要向着南方伸展下去吧。我等携手于文艺道路上的人，若无深刻的自觉，将何以面对我等后世之子孙？以华丽岛文艺，建设应乎南海、擎乎高天的天峰，这就是我们大家的天职啊！”
经由这样的想法，西川满清晰地主张了台湾文学的独自性，从而使台湾觉醒了起来……
对此，陈映真的批判是：
类似“台湾文学”的辞语，是因着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对于不同的政治、民族立场的人，有不同的内涵的。例如一九四○年的《华丽岛》诗刊其实是在台湾第二代日本人文学家思有以推展“外地文学”的团体“台湾诗人协会”的机关刊物。而所谓“外地文学”，正是英国的Colonial literature，是法国的Litt'eratuer Coloniale，译成中文，就是“殖民地文学”。依当时在台湾的殖民地文学家岛田谨二的说法，这所谓“外地文学”，其实是殖民国与殖民地接触，产生“风土、人和社会”的差异，从而产生异于“内地”母国的、有特异性的文学，但一言以蔽之，是殖民者在殖民地写出来的，以不同程度歌颂了扩张中的帝国，讴歌新领地的“华丽”云云的文学。思图在日本南疆殖民地的台湾，为日本文学扩张新的、富有异国情调的文学的西川满的豪言状语，毕竟是日本人本位——不，是日本帝国主义本位——的语言，非但并不是“主张台湾文学”的“独自性”，其实更是主张附庸于日本文学的，有别于其他领地如朝鲜之朝鲜文学的“台湾文学”的“独自性”吧！令人疑惑不已的是，张良泽先生绝非不知西川的日本中心的台湾文学观。因为他也知道西川主张台湾文学“在日本文学史上应占特异地位”，认为西川的努力，是要“把台湾文学作为日本‘外地文学’（即前指殖民地文学）的一环而加以开拓”，并认为西川对日本文学“新领域”开拓有所贡献。那么，张良泽先生是站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立场看台湾文学呢？还是站在台湾文学的立场看问题呢？观乎其文，答案是明白的。
何况，早在1939年为日本殖民地文学掌旗的《华丽岛》诗刊和1940年为日本侵略体制服务的《文艺台湾》之前，1933年就有了《台湾文学》，1934年就有了《台湾文艺》，怎么能说“台湾文学”的概念是西川满坚定地栽种在台湾人的意识中、促成台湾人的觉醒的呢？
张良泽对西川满推崇备至，还有一点是说西川把“台湾的民间文艺提升到芬芳的文学境界。”张良泽说：
观西川氏之杂志和著作，就知道其内容殆为充斥台湾民间卑俗的故事、传说、风习等，取之为文艺，从而把素来被忽视的素材，因西川浪漫的情绪和艺术性技巧，一变而升登文学的殿堂。
对此，陈映真批判说：
在殖民地中，对于文化，一贯存在着两个标准。从殖民支配者的文化以观，殖民地的“故事、传说、风习”，莫不“卑俗”。但从被支配民族自身的立场以观，这些故事、传说和风习，尽多优美而堪足自傲之处。即使从更激进的革新的立场去看，殖民地反抗的知识分子固然也在自己的文化中看到其鄙陋、落后之处，并且进一步为了图强而对自己文化中黑暗、落后的成分痛加挞伐，但这又与以日本人立场，以事不干己的态度，从爱殖民地神秘、异国性的趣味，既连腐朽、衰败的东西也大加赞美，两者之间，有迥然不同的意义。
而所谓西川透过“浪漫的情绪”和“艺术性的技巧”所表现的台湾，直如前文所说，是以在台“二世”日本人立场去虚构出来的“人工的、空想的、幻想的”西川满自己的“台湾世界”（近藤正己：《西川满札记》），与日据时代台湾的具体现实之间，自然有巨大距离。根据研究西川的学者近藤正己先生的意见，西川的早期作品中的台湾，是没有实体的，西川自己幻想的台湾；他的后期作品中的台湾则多笔记、史料中古台湾的神秘，幻觉为多。而在这样的作品中，人们如果想从中找出西川“对当年台湾人所处状况之深刻思考、解释等描写”，是“极端困难的”。在台湾生活了三十多年，却永远不能不“以日本人价值观的尺度”来看台湾的生活的“二世”日本人西川满，无从真正深刻地理解台湾的“故事、传说、风习”，自是十分明白之事，则西川又如何能把这些“卑俗”的台湾“故事、传说”和“风习”，点石成金，“升华”为“芬芳的文学”呢？
第三部分“文学台独”言论批判之三（14）
张良泽还吹捧西川满确立了台湾文学的地位，培植了台湾作家，昌盛和丰富了台湾的文学。陈映真则针锋相对，用台湾新文学自20年代赖和等人以来的文学成就澄清了张良泽的谎言。陈映真说：
事实告诉我们随着日本侵略中国的战鼓逐渐昂扬，台湾新文学逐渐受到日本在台湾战争体制的弹压，终至消灭。以西川满为首的日本殖民地文学乃快速地向着战争协力的文学飞跃，代之而兴。西川的崛起，至于在战争文学的啸喊中享尽荣华，其实是以在西川协力下蛮横地弹压台湾文学为重大代价的。
接着，陈映真还列举事实，揭露和批判了西川满，以及为西川满歌功颂德的张良泽：
一九四一年，“台湾文艺家协会”正式编入日本战争体制，西川满出任协会的“事务总长”。一九四二年，西川率团参加“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年底发表战争协赞的黩武演说“一个决意”，四三年，抨击抗日的台湾文学主要传统精神现实主义为“狗屎现实主义”，同年九月，西川提议“撤废结社”，废刊《文艺台湾》，翌年并以《皇民学塾》代之，终于将据他自己说比粮食还珍爱的文学，献上战争的祭坛。至此，“浪漫的”、“唯美的”西川满，肆无忌惮地暴露了他原本极右翼、法西斯的战争性格，在台湾文学仆倒在日本战旗下受到严苛的检举与弹压之同时，西川满却享尽了皇民战争文学的荣华。张良泽先生竟何所据而谓西川满昌盛和“丰富”了台湾文学呢？
至于说西川满“提拔”、“培养”了作家，日本在台作家中有几个是西川满所培养的，不得而知。至于台湾作家，除了张良泽一再提及的某评论家，并未列出其他的名字。郑清茂教授向张良泽先生质询：除了某评论家之外，究竟西川还栽培了哪一个台湾作家时，张良泽先生说那些受到西川栽培的台湾作家，光复后都“绝笔”了。如果张良泽先生所说的那些作家，是一直跟西川从《台湾日日新报》到大东亚文学奉公会一路鬼混的作家，“绝笔”至少是知所羞恶之表现吧。至于张良泽行先生不惮于一再提到的某评论家，除非某评论家自己出来承认是西川的弟子。否则，事关名节，别人是不便妄评的。
在此，出于不忍人之心，陈映真讳隐了“某评论家”叶石涛和皇民作家周金波和陈火泉等。再根据日本学者正藤正己的资料，陈映真还列举了西川满的一些文章说：
这些辉煌的记录清晰地说明西川满根本不是在日本战争体制协赞之下从事战争协赞的言行，而是西川满从青年期以来作为二世日本殖民者右翼反动的历史所形成的、真正的西川满性格的表现。
……西川满的极右翼反动性格的发展过程，正好说明了他的所谓惟美主义，他的所谓浪漫主义，其实是虚伪的外观，骨子里嚣狂的皇民军国主义才是西川的基本的、真实的性格。
在这篇文章的最后，陈映真义正辞严地批判了张良泽为西川满翻案、为“皇民文学”张目的“毫无学术、良心和民族立场的态度”。陈映真写道：
回顾日本逐步走向战争的历史时期中，殖民地台湾遭受了多么巨大的精神和物质的伤害。在那个疯狂的时代里，数百万台湾人民固无论矣，即使是加害者日本的侵略当局，也成为他自己所犯的严重罪恶所侵蚀和堕落的被害者。在残酷、严苛的暴力下，多少人的良知和心灵为了隐忍偷生，受到重大的羞辱和伤害。这是人们一直不忍对于即使在日据时代至极明显的协赞日本军事侵略体制的一些台湾作家、文化人加以无情揭发和清算的原因。但是，也正好是在举世屈从于狂恣的淫威的时代，一些敢于坚守原则，不惜以自身的破灭为代价，挺身抗争，敢于为人性的尊严面对施暴者的锋镝的人们，才更值得后世之人格外钦仰和尊敬。张良泽先生那种“谁都不可能不投降”论，是对于正气、公义、原则和勇气最令我遗憾的侮辱。如果张良泽先生还要进一步以这“投降有理”论，去为被一个曾经高踞协力日本侵略战争的文化人榜首的西川满翻案，则即使不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就是站在作为一个有良心的人的立场，也是值得震惊的疯狂罪恶态度吧！
……
学术研究受到研究者个性、立场、思想的影响，毋宁是自然的事。但像张良泽先生这种毫无学术、良心和民族立场的态度，真是绝无仅有。如果张先生研究的，是绿豆芝麻一类的题目，倒也罢了。不幸的是，张良泽先生是在日本的国际学界，谈论有关台湾文学史和思想，则忝为台湾文学界的一员，就不允对张良泽先生的千古未有之奇的错误，保持缄默，从而有必要提出纠弹，否则整个台湾文学界岂不贻笑于国际士林，对于殖民时代歪扭了历史下歪扭了的人，如何协助日本帝国主义加害者为虐，不加追究，是可以的，因为全体而论，莫不是战争的受害者。但如果有人处心积虑的为奸佞翻案则断断不准！为的是为人间后世留下起码的正气啊！
第三部分“文学台独”言论批判之三（15）
70年代末和80年代最初几年的这个回合之后，有关“皇民文学”问题的统独之争，似乎暂时平息了下来。然而，前文提到的西川满“栽培”的那位“某评论家”还是于心不甘的。他，叶石涛，也终于还是骨鲠在喉，不吐不快的。于是，人们看到，张良泽之后，叶石涛公开跳出来，再为西川满翻案，也再为“皇民文学”翻案了。
这就到了第二个回合。
最早，是在叶石涛复出文学界之后写他的《文学回忆录》的时候。这回忆录里，他一共有三篇相关的文章，即：《府城之星，旧城之月——〈陈夫人及其他〉》、《〈文学台湾〉及其周围》、《日据时期文坛琐忆》。前已说明，叶石涛是1942年12月13日在台南公会堂的座谈会上认识西川满的。在回忆那几年的生活时，叶石涛有意美化了西川满和“皇民化运动”、“皇民化文学”。比如，日本文学报国会召开的“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分明是“大东亚战争”的文学动员大会，极具侵略性质，叶石涛却说它“似乎有浓厚的联系感情为主的联谊会性质”。西川满的《文艺台湾》，分明是日本侵略者的工具和喉舌，叶石涛却说“它似乎不是言论统制的机构，而是联络作家感情的联谊会”，它“缺乏符合国策的战争色彩”，而是一个染上西川满个性色彩丰富的“华丽杂志”，“并不排斥有不同文学主张的其他作品”，“尽管杂志的封面以‘文章报国的决心’几个大字，表示拥护国策，其实这是蒙混当局的障眼绝招”。至于《文艺台湾》上西川满抛出来的周金波的《志愿兵》、陈火泉的《道》等“皇民化”文学，叶石涛则坦陈：“我也并无‘深恶痛绝’的感觉”。叶石涛为其辩称：“在那战争时代，毫无疑问的一切价值标准都混乱了。在日本人的压迫下，中了日本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