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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节

"文学台独"面面观-第1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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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年8月29日,郭秋生在《台湾新民报》第379—380号上发表了《建设台湾话文》一文,具体地论述了如何建设台湾话文。他说    
    然而目前这种基础的打建要怎样作去才有实质的效力?我想,打建的地点的确要找文盲层这所素地啦!……    
    然而这种理想,在哪一处可见呢?歌谣啦!尤其是现在所流行的民歌啦!所以我想把既成的歌谣及现在流行的民歌(所谓俗歌)整理,为其第一有功效的。……我知道这些民歌的蔓延力,有胜过什么诗、书、文存、集等等几万倍。……    
    所以吾辈说,当前的工作,先要把歌谣及民歌照吾辈所定的原则整理,而后再归还“环境不惠”的大多数的兄弟,于是路旁演说的卖药兄弟的确会做先生,看牛兄弟也自然会做起传道师传播直去,所有的文盲兄弟姐妹工余的闲暇尽可慰安,也尽可识字,也尽可做起家庭教师。    
    由此可见,在郭秋生看来,建设“台湾话文”的关键是深入工农劳苦大众,即:“扩建的地点的确要找文盲层这所素地”。其切入点,是按照一定的原则,去整善理活在人民大众口头上的民歌民谣。于是,整理后的民歌民谣就成为第一批“台湾话文”的标本,返回到人民大众中,看牛的、卖药的以及所有的文盲兄弟姐妹,都能很快地读懂它们,“文盲症”就可以获得治疗。同年11月,郭秋生在《台湾新民报》第389—390号上,又发表了另一篇文章《读黄纯青先生的〈台湾话改造论〉》,就台湾话的改造、言文一致、统一读音、讲究语法、整理言语等方面的问题,继续说明了他的观点。    
    到了1932年1月1日,《南音》杂志创刊,郭秋生就开辟了“台湾白话文尝试栏”,除了发表整理后的民歌民谣、谜语、故事外,还发表若干台湾话文的散文随笔试作,希望能进一步实践。    
    黄石辉、郭秋生的文章发表后,引发了台湾文坛诸多人士的思考。《台湾新闻》、《台湾新民报》、《南瀛新报》、《昭和新报》等报刊上都展开了不同意见的论争。论争中,赞同黄石辉、郭秋生意见的有郑坤五、庄垂胜、黄纯青、李献璋、黄春成、擎云、赖和、叶荣钟等人,反对黄石辉、郭秋生意见的有廖毓文、林克夫、朱点人、赖明弘、林越峰等人。    
    1931年8月1日。廖毓文在《昭和新报》上发表《给黄石辉先生——乡土文学的吟味》一文。这是反驳的第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在“乡土文学”的含义上,廖毓文提出了质疑。他说,从文学史上考察,“乡土文学首倡于19世纪末叶的德国F•;Lonhard”。“他们给它叫做heimathunst(乡土艺术),最大的目标,是在描写乡土特殊的自然风俗和表现乡土的感情思想,事实就是今日的田园文学”。“因为它的内容,过于泛渺,没有时代性,又没有阶级性”,所以“到今日完全的声消迹绝了”。廖毓文的言外之意是说,黄石辉、郭秋生两人提倡的“乡土文学”内涵模糊,有田园文学的倾向。由此,他质问黄石辉,“一地方要一地方的文学,台湾五州,中国十八省别,也要如数的乡土文学么?”可见,廖毓文是从文学的地方特色这一面,去理解黄石辉、郭秋生提倡的“乡土文学”的内涵的。基于这样的理解,廖毓文认为,今日提倡的“乡土文学”。就是“以历史必然性的社会价值为目的的文学——即所谓布尔什维克的普罗文学”。看起来,廖毓文是在反驳黄石辉,实际上,他是在进一步为黄石辉倡导的“乡土文学”给予更明确的诠释,指“乡土文学”的核心是文艺大众化的问题。    
    林克夫发表在1931年8月15日《台湾新民报》377号上的《乡土文学的检讨——读黄石辉君的高论》一文,则从台湾血缘、文化的归属出发,认为:    
    台湾何必这样的苦心,来造出一种专使台湾人懂得的文学呢?若是能普遍的来学中国白话文,而用中国白话文也得使中国人会懂,岂不是较好的么?因为台湾和中国直接间接有很密切的关系,所以我希望台湾人个个学中国文,更去学中国话,而用中国白话文来写文学。    
    林克林还说:    
    若能够把中国的白话文来普及于台湾社会,使大众也懂得中国话,中国人也能理解台湾文学,岂不是两全其美。    
    朱点人在1931年8月29日发表在《昭和新报》上的《检一检“乡土文学”》一文,也呼应了林克夫,提出了和黄石辉、郭秋生针锋相对的观点,论辩了乡土文学与台湾话文的是非。    
    归纳起来,廖毓文、林克夫、朱点人等人加以反对,共同的认识是在于:台湾话粗糙,不足为文学的利器;台湾话分歧不一(闽粤相殊,各地有别),无所适从;台湾话文大陆人看不懂。究其深层的文化意识,则不难理解,反对者都是站在台湾与中国一体的立场上来看问题的。他们认为,以台湾话创作乡土文学缺乏普遍性,片面地强调语言形式与题材内涵的本土化,势必会防碍台湾与祖国大陆的文化交流。他们显然是延续了张我军的观点, 认为, 无论是从民族、 从文化还是从语言、 从文学来看, 台湾都永远是中国的一部分。    
    这场论争往后发展,主张台湾话文的一派里,内部也有了论争,其焦点,则是台湾话有音无字的现象所衍生的新字问题。    
    在论争中,叶荣钟提出了“第三文学”论。叶荣钟当时就这一话题在《南音》杂志上发表的相关文字有四篇,即1932年1月17日1卷2号“卷头语”《“大众文艺”待望》,2月1日1卷3号“卷头语”《前辈的使命》,5月25日1卷8号“卷头语”《“第三文学”提倡》,7月25日1卷9、10合并号上的《再论第三文学》。叶荣钟主张“把民族的契机从‘中国’之大,反过来抓‘台湾’之大”,待望以“台湾的风土,人情,历史,时代做背景的有趣而且有益的”、“台湾自身的大众文艺”的产生。他所谓的“第三文学”,是立足于台湾“全集团的特性”,在贵族文学与普罗文学之外,描写“现在的台湾人全体共同的生活,感情,要求和解放的”台湾文学,即“超越在阶级意识之上”的台湾“共通的生活状态的生活意识”的文学,偏重在中国文学中台湾地域文化特色的追求。    
    这场论争,持续了两年多的时间。在当时的条件下,这样的论争自然是不会有结果的,甚至于,达成共识也是不可能的。


第三部分“文学台独”言论批判之二(11)

    回顾这场论争,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第一,这次论争是台湾新文学运动发展的继续,是新文学运动中语文改革的继续。    
    大家知道,五四文学革命,打倒旧文学,建设新文学,首先就是突破旧的语言形式文言文的束缚,以白话文代替了文言文的。当白话文取得胜利,通行于文坛的时候,新的矛盾又出现了。这就是通行的白话文还是由少数知识层运用、通晓的一种书面语言,与中国广大的人民大众所运用的口语,以及其中包含的方言、土语,有相当大的距离。既然新文学运动要解决的中心问题是为什么人的问题,新文学运动要向前发展,要真正做到为人民大众服务,就必须解决这个新的矛盾。于是,30年代,以上海文坛为中心,展开了“大众文、大众语”的讨论。同样,在台湾,新文学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也碰到了和内地一样的问题。白话文虽然主宰了台湾文坛,“言文一致”却并未获得真正的解决,而且,台湾处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统治下,与祖国大陆处于隔离状态,这种矛盾更加突现了出来。难怪在论争中,黄石辉会申辩说:    
    台湾是一个别有天地,在政治的关系上,不能用中国话来支配,在民族的关系上,不能用日本的普通话来支配,所以主张适应台湾的实际生活,建设台湾独立的文化。    
    很明显,这里说的“台湾独立的文化”,并不是被后来“台独”分子诠释的那种分离于祖国的文化“台独”,而是符合台湾实际的文化。郭秋生也一再表白自己的心境说:    
    我极爱中国的白话文,其实我何尝一日离却中国的白话文?但是我不能满足中国的白话文,也其实是时代不许满足的中国白话文使我用啦!既言文一致为白话文的理想,自然是不拒绝地方文学的方言的特色。那末台湾文学在中国白话文体的位置,在理论上应是和中国一个地方的位置同等,然而实质上现在的台湾,要想同中国一地方,做同样白话文体系的方言位置,做得成吗?    
    因此,我们可以说,这次论争是新文学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个事件,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场论争的性质,乃是新文学阵营内部的一场探讨性的集体研究。    
    第二、这次论争又是“普罗”文学、文艺大众化思潮的一种必然反映。30年代前后,从前苏联开始,席卷世界各地区的左翼文学及其文艺大众化思潮,通过日本共产党,或者说,更主要的是受到内地“左联”的影响,台湾新文学中的左派人士,也紧随其后地做了起来。所以说,“乡土文学”的本质,就是文艺大众化的思想,这与新文学建设的中心问题又是一致的,相吻合的。当我们知道,黄石辉被当年台湾文坛称之为“普罗文学之巨星”时,我们就不会奇怪,在这场论争中,为什么是他打响了第一枪。    
    第三、 论争双方的分歧点, 主要在解决新的矛盾的办法上, 或者说, 采取什么途径来解决新出现的问题上。 当时, 在内地, 在台湾, 同样地都提出了两种方案, 而且方案的内容几乎也是一样的。    
    一种方案是两步走的方案。在大陆,首先提出这种方案的是鲁迅,他首先认同了瞿秋白的看法,这就是,在现今的社会交往中已经有了一种“大众语”。在1934年8月24日至9月10日的《申报自由谈》上发表《门外文谈》一文里,他说:“现在在码头上,公共机关中,大学校里,确有一种好像普通话模样的东西,大家说话,既非‘国语’,又不是京话,各各带着乡音、乡调,却又不是方言,即使说的吃力,听的也吃力,然而总归说得出,听得懂。如果加以整理,帮它发达,也是大众语中的一支,说不定将来还简直是主力。我说要在方言里‘加入新的去’,那‘新的’来源就在这地方。待到这一种出于自然,又加入工的话一普遍,我们的大众语文就算大致统一了。”在这里,鲁迅提出了帮助大众语“发达”的途径,这就是:“启蒙时候用方言,但一面又要渐渐斩加入普通的语法和词汇去。先用固有的,是一地方的语文的大众化,加入新的去,是全国的语文的大众化”。“加入新的去”,这“新的”正是自然形成的普通话、国语。    
    黄石辉、郭秋生的意见,正是这种两步走的办法。第一步,以闽南方言的台湾语为基础,提炼加工为台湾话文。但是,在创造台湾语的书面语言——台湾话文的时候,他们坚持(1)采用汉字;(2)没有汉字能表达的,尽力找汉字中可以代替的字;(3)实在无法,就按照创立汉字的六书法则,形声、会意、假借等创造新字。其结果,内地人,台湾人逐渐地都能看懂,自然而然地进入到第二步,即全国通行的书面语言。应该看到,黄石辉、郭秋生两人坚持用汉字的方案,就预示了“台湾话文”的走向。这也说明,他们追求的是台湾语与台湾话文——最终汇入到鲁迅所说的中国的新的书面语言中去。    
    另一种方案,即前述林克夫等人的意见,就是“一步到位”式的屈语就文的方案。    
    实际上,这两种方案是殊途同归的。    
    第四,评说这次论争,要尊重史实,尊重由史实体现出的思想与主张,切勿以今人的某些主观理念去诠释它,甚至为我所用地断章取义,去歪曲它。从前面的论述,可以看出,黄石辉、郭秋生强调的文艺大众化,看重的是联系台湾的实际,突出的是写实主义,正如内地吴语地区要联系吴方言的实际、粤语地区要联系粤方言的实际一样,并没有显示出台湾的“自主性文学的意念”(叶石涛:《台湾文学史纲》。),其文化归属还是明确的。


第三部分“文学台独”言论批判之二(12)

    (四)关于1947—1949年发生在《桥》副刊上的建设“台湾新文学”的论争    
    1947年2月末,台湾爆发了震惊世人的“二•;二八”起义。3月初,起义被国民党反动当局残酷镇压。顿时,全岛陷入白色恐怖之中。就在这一年的夏天,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的江西人史习枚,从上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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