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评判-第2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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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救秋林!救救秋林!问题严峻地摆到了秋林人面前,也摆到了哈尔滨市委市政府面前。因为,如果秋林股票被终止上市,不仅大有损于哈尔滨的经济,而且大有损于哈尔滨的形象。
问题的严峻性不只是亏损严重,而且是时间无多。留给秋林人的时间,就只有那么短短的6个月。要用几个月的时间解决五六年的累积下来的问题,难度之大是怎么想像都可以的。
无奈之下,哈尔滨市政府果敢决定:公开竞标,转让股份,重组秋林。除此之外,事实上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谁能救活秋林呢?秋林人在等待、在期盼,市政府在等待、在期盼。
蒋贤云早知秋林的困境,得知秋林股份要竞标转让的消息后,毅然决定出马竞标。但是,这个标可不是好竞的?
秋林公司的亏损过于严重。5个亿的亏损,这可不是好玩的。此其一。
秋林公司还有一个包袱—— 一座烂尾楼秋林大厦。有人说,秋林死就死在这座大厦上。此其二。
秋林集团有4600名职工,如何安置,平稳转让,不出问题,是一个极大的困难。此其三。
还有,竞标的对手,共有8家,如哈药集团、人和集团、曼哈顿集团等等,都是极为有实力的知名企业,总体实力远比奔马强大。要想赢得竞标,真可以说有点虎口拔牙的味道。能不能拔得下来,也真有点玄。
尽管难题多多,但蒋贤云却有一身胆略。他最后以每股1。91元的最高价,拿下了对秋林的收购权。2004年6月,所转让的股权过户到奔马集团名下,蒋贤云对秋林的收购正式宣告完成。
如果说收购是第一关,那么重组就是更难过的大关口。
商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2004年半年报,终于以每股盈利0。029元的业绩,结束了连续三年亏损的历史。2004年三季度报,每股则收益0。02元。
奇迹就此发生。就在一些人等着看蒋贤云笑话的时候,秋林股票复生了。
此前,5月17日,ST秋林暂停上市。
而在8月20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就受理秋林公司恢复上市的申请。
到了10月25日,ST秋林在上海证券交易所重新挂牌上市。当天的开盘价是:2。79元。
复市第一周,尽管ST秋林股价有所动荡,但很快就稳定下来,每天的收盘价又一路开始走高,28日比27日涨,29日又比28日涨。
ST秋林救活了!
蒋贤云成功了!
第六章 九州温州(下)出关!出关!(5)
沈阳“温州日”
沈阳“温州日”。
时间:2004年8月28日、29日。
举办者:沈阳市政府。
承办者:沈阳市温州商会、沈阳市中小企业局。
这是一声可惊全球的响雷。据有关人士称,当今这个世界上,有这个日那个日,什么纪念日,什么活动日,什么庆祝日,什么告诫日,什么节假日,可以说数也数不清,几乎把一年365天都覆盖了,却从来也没有过一个地方城市之日,而且还是一个大城市为一个小城市举办的城市之日。中国没有过,外国也没有过;当代没听说过,古代也没听说过。沈阳市举办一个“温州日”活动,真可以说有点石破天惊。
熟知中国现代汉语的人都知道,举办与承办是密不可分的,举办者是一个活动的当事人,承办者更是一个活动的当事人。按照分工,沈阳市政府负责邀请和接待高层政府官员和有关重量级人士,温州商会负责邀请和接待企业家,主要是2000个温州老板。因此,这个“温州日”,不仅仅是沈阳市政府在请客,也是温州商会在请客。
沈阳“温州日”的倡议者,是沈阳市市长陈政高。2004年7月初,在沈阳市迎宾馆,沈阳市政府召开驻沈温州企业座谈会,100多位温州老板应邀出席。座谈会上,气氛相当活跃,围绕如何振兴沈阳等话题,大家争相献计献策。市长陈政高突来灵感,向在场的温州企业家提议说:要不我们举办一个温州日活动,拿出沈阳更多的项目,让更多的温州老板来为振兴沈阳出力?这个提议,当场得到与会温州老板的赞同,并表示全力参与,全力支持。会长胡定海则明确表态,要人有人,要钱有钱,要力有力。
如果说举办“温州日”是石破天惊,那么筹备工作也是出人意外,不仅是想不到的高速度,也是想不到的高质量。只经过短短的一个多月准备,一切都准备就绪,并且成功举办。沈阳温州商会的正副会长和各位理事,都尽到了自己所能尽的责任,做了自己所能做的工作。按照要求,商会很好地统一安排和接待了与会几千企业家的食宿,还在五里河体育场举办了一个金秋演唱会。据称,这方面的费用,里里外外,总共需要上千万元。商会会长胡定海说自己拿出了500万元,其余500万元则由商会其他成员分摊,大家合伙买单。因此,也可以说,这个“温州日”,不仅仅是沈阳市政府举办的,而且是温州人自己举办的。
这个“温州日”,气魄特别大——
沈阳市政府共拿出32个工业项目、1个高科技项目、22个社会公共项目、11个物流项目和11个农业项目,总共一千亿投资的项目,特地招商温州人。这样的“宴请”,这样的待遇,这样的机会,对任何一个温州老板来说,可以讲都是第一次,谁也没有遇见过。
这个“温州日”,规模特别大——
活动日原先计划邀请2000位温州商家,包括国内102 个城市93 个温州商会和国外几十个国家141个温州商会的人员。仅仅这么一个规模,那么广的面,那么多的人,就已经极为令人吃惊了。而实际到会的,却出人意料地达到3000人,比计划邀请的整整多了一半人。这么多的温州老板大会聚,这么多的温州老板一起大招商,不仅在国内其他城市没见过,在温州本地也从来没有见过。
这个“温州日”,政策特别香——
沈阳市市长陈政高在温州日第二天的企业家座谈会上宣布:鉴于温州是全国知名的轻工基地,鞋革、服装等26个行业闻名中外,沈阳市政府愿意拿出26平方公里的工业用地,以零地价招商,欢迎温州的轻工行业组团进驻沈阳。
若在20年前,在改革开放之初,以零地价对外招商,可以说并不惊奇。但在到了新世纪的今天,这个零地价可以说是沈阳温州日绝无仅有的政策了,更可以说是优惠得不能再优惠的政策了。无论是在中国的什么地方,在中西部也好,在贫困地区也好,更不用说在东部沿海地区了,都不可能找到,也无法找到。当然,这个政策也有个前提——温州人必须组团入沈。即使有这个前提,也是开放得不能再开放了,开明得难以再开明了,优惠得无法再优惠了。
陈政高的这个政策,并不是嘴上空讲讲的。活动日的第一天,瑞安汽摩配协会与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签订合作协议,由瑞安汽摩配协会牵头,组织瑞安汽车零部件企业组团投资30亿元,在开发区兴建汽车零部件产业园,园区占地面积一平方公里,建成后年销售收入可达50亿元。第二天,政策马上兑现。陈政高当着众多的温州老板说,该产业园的一平方公里土地为零地价,不需要投资者拿一分钱。
这不就让人眼红了?这不就让人心动了?瑞安汽摩配协会得了一个“头彩”,其他人呢?肯定会跟下去,也要到沈阳拿个头彩。这不,当陈市长宣布了零地价政策,并当众兑现首个政策时,整个会场几乎是沸腾了。
这个“温州日”,效益特别好——包括意向在内的总投资额,多达150亿元。
这个“温州日”,影响特别深远——好几家主流报纸,都把温州商与韩国商一起评论,说去年沈阳举办了一个“韩国周”,请了三千韩国客商,可以说来了“韩国流”。今年举办“温州日”,来了三千人,则是一股“温州潮”。这股“温州潮”,还大有胜过“韩国流”之势。
温州的大批老板,有了沈阳情结。“沈阳就是你们的家!”这是陈政高在温州日开幕式上首先说的一句话。陈政高对温州人不仅口甜,而且心甜,更有政策甜,被与会者誉为“零距离市长”。
沈阳温州日是一个创举,也是一个盛会,更是一个经典。对温州日的成功,沈阳市政府并没有陶醉,而是依然保持清醒的头脑。
市长陈政高宣布:温州日要年年办下去,一年一次。
陈政高还说:2005年,要邀请一万名温州老板。
第七章 有为温州逞能·低能
“无为而治”。
这是长期以来人们对温州政府描绘的“角色脸谱”。
从经济学家到社会学家,从新闻媒体到平民百姓,这种调门一时成为“流行”,一时成为“定论”。
言下之意是,温州政府官员是“无所事事”,甚至于“马放南山”,甚至于顺水也无须推舟。
而事实上,无论这言语中包含的是对政府审时度势的褒扬,抑或是对碌碌无为的批评,简洁如斯的“经典”已构成对温州影响最为久远的误读。
从袁芳烈的“转向”到董朝才的“保护民营经济政策”,从张友余的“二次创业构想”到钱兴中的“山水温州”,直到今天李强的“一港三城战略”“效能革命”,桩桩件件无不是“有为”之作。
温州,是一个“有为温州”。
而且,我们不能忽视的事实是,在正名之前,温州夹着尾巴——一条被称为“资本主义”的尾巴——做人。
是收是放?是压是促?姓公姓私?姓社姓资?
在个体户专业户重点户私营企业主伸长脖子察看风向之时,温州的政府也为自己扮演什么角色左顾右盼,时而茫然,时而黯然,时而惶惶然,时而欣欣然。
令人惊叹的是,20多年来不时“引爆”的生死论争终于没有真正地撼动政府的意志。
在外界争论中出名,在内部不争论中发展。
温州的执政轨迹耐人寻味。
作为显学探究的上佳标本,温州的荣枯、进退、因果势必引起世人对政府角色的评头论足。而市场经济破冰之旅先行者的特殊身份,使得这一探究多了体制上的借鉴意义——
“看得见的手”与 “看不见的手”,究竟是如何友好地握在一起?
温州不幸。
这个宋元之间产生过“永嘉杂剧”的商贾云集的“六朝繁华地”,明、清以来却凋零冷落。
解放前基本没有工业,上世纪50年代是前线。作为反蒋反美的“前哨”,在准备打仗的沉重空气中,国家重点项目投资一片空白。
60年代是火线。10年浩劫,几乎使温州遭受了灭顶之灾,乱得在全国出了名,派系林立,流血事件不断,“革命”革得天老地荒,工农业生产一落千丈。
70年代是短线,几无投资。而浮夸风、反右风,一阵阵“左”倾思潮,一次次的“割资本主义尾巴”和“枪打出头鸟”,把温州人民死死地捆在几分土地上,许多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民谣云:平阳讨饭,文成人贩,永嘉单干,洞头吃贷款。十万人被迫外出谋生,而外出又因为讨不到公社的证明吃尽苦头。
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温州才有了起跑线。
恶劣的生存环境和独特地域性格使得民间的“反叛”冲动终于付诸实践,一批重点户专业户悄悄地冒了出来。可多年来的“左”祸,国家政策的滞后,一时无法打开充满计划色彩的脑门。
政府“猝不及防”。
一个普遍的反映是“看不清,吃不准,拿不定”。干部对“两户”的性质“认不清”,怕搞错方向,不敢大胆支持;社员对政策“摸不准”,怕再“割尾巴”、“抓辫子”、挨批受罚;有的有怀疑,怕政策会“变”, “谈富色变”,不敢露富,不敢冒尖。对“两户”发展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如雇工问题、承包耕地的问题,个人或联合经营荒山、海滩、水面问题,“两户”产品上市及长途运销问题等等,找不到答案,讲不清道理,干部不敢表态,群众缩手缩脚。
有一位养鸭专业户,见有干部登门上访,先自怕了,以为是要割资本主义尾巴,赶紧声明:“以后不养了。”
与此同时,在管理层面,计划经济的桎梏随时可以发出可怕的威力。
在1980年7月的一份关于个体工商户进行全面整顿登记发证工作的报告上,依然可以看到这样的“注意事项”:近年来个体工商业中出现了合伙经营、家庭经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