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评判-第1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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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已经发展成有23万多人口，产值近100亿元的明星镇。　　　　
　　　　龙港是座移民的城市。著名学者秦晖认为，就社会发展史本来意义上的“城市”（city）而言，中国内地严格地讲只有龙港这样一座“城市”。在他看来，这个由乡下人的民间行为创生的新城，是中国惟一由既摆脱了共同体的束缚、又失去了共同体的庇护、具有独立人格并自己对自己负责的人们建立的“市民社会”，就像当年西欧那些脱离了采邑、村社的羁绊而取得“两种意义上的自由”（即摆脱束缚的自由和失去保护的自由）的人们建立的city一样。“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而城市的空气也带来了机遇与风险，带来了市民的权利与责任，带来了由身份到契约，由统治、服从关系到交换关系，由习俗、指令经济到市场经济，由臣民到公民的社会转型。　　　　
　　　　龙港是中国农民自费建设城镇的样板，中国自下向上城市化的杰出代表。　　　　
　　　　温州的农民是强大的，强大到了美国。中国第一家跨国农业公司就出现在温州。　　　　
　　　　这个跨国农业公司的故事还得从1986年8月说起。那年，部队转业到地方的叶康松辞去温州永嘉县上塘镇党委书记的职务，下海经商。叶康松是温州第一个不愿当官要种田的人物。他辞官后先做了两件事：一是在瓯北承包300亩山场，创办瓯北水果场；二是在市区创办康松农业开发公司，搞农产品的收购、加工、销售。1990年5月，叶康松到美国考察农业开发。这次考察让他大受启发，即向上级部门提交了到美国洛杉矶创办美国康龙有限公司的报告。这一思路得到了浙江省经贸厅、温州市人民政府和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的重视和支持。　　　　
　　　　1991年1月8日，经国家经贸部批准，同意他在美国洛杉矶成立美国康龙实业有限公司。这是中国农民在美国成立的首家私营企业，也是中国第一个农民跨国农业公司。公司成立后，叶康松先将中国货美国卖，主要是将温州的农产品、轻工产品和工艺品打入美国市场。第二步战略是美国货中国卖，将美国正宗威州西洋参系列产品和化妆品等引入中国市场。　　　　
　　　　由于康龙公司的突出贡献，美国总统克林顿、布什先后接见了叶康松。


第三章　风流温州风流者三：放出“私营老虎”

　　　　温州一直是私营经济活跃的地方。　　　　
　　　　温州人不怕被割“资本主义尾巴”。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温州人就偷偷在自家门口、自家大院内搞起了“第二职业”。或开饮食店，或卖蔬菜，或开小客栈，或办皮鞋店，或办修理店……当时的温州工商局一份统计数字表明，1980年市区无证个体商贩、手工业户共有6852户。这些经营人员基本上是社会待业青年、闲散劳力、支边支农倒流人员、劳改劳教释放人员。　　　　
　　　　城镇个体经济在温州静悄悄地得到了恢复。这对解决社会待业青年、闲散劳力等就业问题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有关部门也看到了诸如投机倒把、缺斤少两、偷漏税之类的问题。为此，温州市工商局起草了一份《关于对个体工商业户进行全面整顿、登记、发证工作的报告》。1980年8月11日，当时的温州市革命委员会批转了这份报告。次日，这项工作的试点工作在温州市区松台街道展开。　　　　
　　　　“个体工商业户属于个体劳动者，宪法规定，允许他们从事法律许可范围的个体劳动。他们经营灵活，活动面广，对活跃市场，弥补国营和集体工商业网点不足，方便群众生活，促进生产发展，都起到一定作用；同时有助于广开就业门路，解决部分城市居民生活困难问题。同时本市历来有个体工商业户经营的传统，如能正确引导，扬长避短，适当发展，必能产生积极的作用。”这是此份批转文件开头的话，虽寥寥百余字，但充满了力量和勇气。　　　　
　　　　该年年底，温州市区有1844户个体工商户拿到了合法经营的“户口”。这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发放的第一批个体工商执照。　　　　
　　　　活跃的城乡个体小商小贩带动了一大批具有一定生产经营规模的专业户、重点户的出现。这“两户”成为温州私营企业发展的领头羊。　　　　
　　　　1982年12月16日，温州市委市政府召开为期三天的农村专业户、重点户代表大会。当时的市委书记袁芳烈明确提出：专业户、重点户是农村生产力的先进代表，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带头人，应当给予鼓励与支持。并提出了“五个允许”、“五个支持“的十条政策，为温州私营企业发展鸣锣开道，大开绿灯。　　　　
　　　　1985年5月12日，《解放日报》第一次提出“温州模式”。温州的名气大振。面对姓“资”姓“社”的争论，1986年5月，中央领导提出在温州先试验发展私营经济。1986年9月，浙江省委正式向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关于建立温州试验区的报告》。《报告》确定的重点“放在调整所有制结构和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上，试验的内容第一项就是“放手发展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股份经济”。　　　　
　　　　1987年，温州市委办公室、市农委、市工商局和政府法制处等单位组成专门小组，负责研究并起草有关私人企业的政策规定和管理办法。《温州私人企业管理暂行办法》于1987年6月22日经温州市政府常务会议讨论通过，并上报浙江省政府审议批准，10月4日正式颁布实施。　　　　
　　　　这是中国第一个有关私营企业的地方性规定。《办法》共二十二条，涉及内容包括有关私人企业的条件、法人资格、经营范围、企业财产关系、劳资关系、收益分配原则、财税政策以及各项应有的权利和业务等方面的问题，都作了具体的规定。《办法》的颁布实施，标志着温州私人企业有了合法的地位，企业的合法利益得到了保障。　　　　
　　　　1987年11月，国务院召开私营经济立法讨论会。温州有关部门干部和私营企业主共五人与会。


第三章　风流温州风流者四：催化金融革命

　　　　温州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蓬勃发展催生了中国金融体制的改革。　　　　
　　　　温州曾出现中国第一家私人钱庄、第一家股份合作信用社。同时，也促进了国有银行和信用社的改革。这里是金融革命的试验田。　　　　
　　　　1978年以后，苍南钱库的经济发展很快，一些家庭工厂需要大量的流动资金。1984年，在苍南一家国营医院收发室当工人的青年人方培林，从《温州日报》刊登的《市区可办信用社融通资金》一文中受到启发，决定创办钱庄。经过市场调查，他确信办钱庄能弥补信用社的不足之处。同年9月29日，他挂出了“方兴钱庄”的招牌。这是新中国建立后，第一家由私人挂牌营业的金融机构。开张当日，方培林就贴出了一张比银行更为优惠的存贷广告，并在经营管理中采取“董事会制”、“财产法人承保制”。但开业第二天，市农业银行就上门抗议。方兴钱庄转入地下，并顽强地生存了五年之久。　　　　
　　　　1986年11月1日，鹿城城市信用社在温州市区隆重开业。美国《纽约时报》报道说，这是1949年以来中国第一家私人银行。　　　　
　　　　温州有很多私营企业，需要大量的资金发展生产，但有时国有银行并不能一解他们的燃眉之急。所以，鹿城城市信用社的创办者杨嘉兴就想：国家银行不给贷款，我们就自己开办一家银行，办国家银行不办理的业务。于是，他和他的几个朋友，倾其私囊，又四处借钱，共筹集到三十多万元钱，开办了这家信用社。这是中国最早的股份合作制城市信用社。　　　　
　　　　鹿城城市信用社开办两个月，就吸收12300多户个人储蓄2284元，为849户贷款1529元。第二年吸收各项存款8108万元，发放贷款6105万元，全年实现利润106万多元，占当年全省53家城市信用社利润的四分之一。　　　　
　　　　1988年2月9日，温州金城典当服务商行开业。这是1949年后中国最早的两家典当行之一。该行以股份合作制形式，由集体、银行、个人三方面投资入股。集体股金占68。75％，私人股金占31。25％。温州市的典当行，曾一度发展到14家。　　　　
　　　　温州经济的发展和地下金融机构的出现，使长期受传统金融体制束缚的银行、信用社陷入重重困境：一方面信贷力量无法满足大规模商品生产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民间借贷空前活跃，融资渠道不断增多，而银行、信用社受制于不合理的利率体制和结算方式。1980年，温州市有83％的信用社亏损。　　　　
　　　　1980年10月1日，温州苍南县金乡镇信用社率先突破全国统一的固定利率，参照信用社历史上最高的利率水平，根据当地资金供求情况、企业的资金利润率、农村民间利率水平、物价上升幅度和存贷合理利差等因素，实行利率浮动改革。将一年期存款利率由月息4。5‰上浮为10‰，贷款利率由月息6‰上浮为15‰，结果不到三个月，该社就扭转前26年的亏损局面。　　　　
　　　　到1986年，温州全市有88％的农村信用社实行浮动利率。　　　　
　　　　1987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批准温州市为全国唯一的利率改革试点城市。


第三章　风流温州风流者五：胆大包天包海

　　　　有一句话形容温州人敢为天下先：胆大包天。　　　　
　　　　这“包天”者乃王均瑶。1991年春节前夕，在外已经闯荡十年的苍南小伙王均瑶和一帮在长沙做生意的同乡聚在一起，商量如何回家过年的事情。想想回家路途遥远，交通不便。有人提议何不包辆客车直回温州。言者无心，听者有意。一个“包”字，触动了王均瑶的灵感。包飞机岂不更能提高生意人的效率。说干就干。在王均瑶的努力下，民航有关部门同意试试看。1991年7月28日，一架满载温州客商的“安24型”民航客机从长沙起飞平稳降落在温州机场，标志着中国首条私营包机航线开通。1992年4月，王均瑶创办了中国首家私营包机公司。此后，他共承包了国内38条航线。　　　　
　　　　1995年，均瑶集团成立。　　　　
　　　　2002年8月18日，均瑶集团参股中国东方航空武汉有限责任公司。这是国内首家民营企业参股国有航空运输业，时年35岁的王均瑶因此成为“民营资本进入航空业第一人”。　　　　
　　　　2003年，有关部门批准均瑶集团购买宜昌机场，这是中国首次批准民营企业购买机场。均瑶集团将投资6亿元，用于购买和重新改造宜昌机场，并将与三峡旅游部门合作，积极开发三峡坝区的旅游资源。　　　　
　　　　温州人不仅敢包天，还敢包江河、包大海。　　　　
　　　　1995年10月，位于温州平阳的雨田集团董事长章烈成投资5800万元，成立南麂岛开发有限公司，买下南麂岛1750亩土地使用权和10098亩海域的开发使用权，写下了进军大海的新篇章，成为中国“包海”第一人。　　　　
　　　　1998年下半年，永嘉县农业局发出《楠溪江渔业经营权公开招标》公告：永嘉县沙头镇以上，海拔200米以下的楠溪江渔业水域将向全社会公开招标。９月18日，季展敏等人经过数轮激烈拼杀后，以518万元夺得了楠溪江12年的渔业承包权。此后，承包者成立了楠溪江渔业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并聘请专家制定了公司开发经营的总体规划，斥资40余万元，在江中陆续投放了６万只蟹苗、50万尾红田鱼苗、13万尾香鱼苗及数千只甲鱼苗。


第三章　风流温州风流者六：创造股份合作

　　　　股份合作经济，在东方的本本上找不到，在西方的本本上也找不到；在中国的历史上没见过，在外国的历史上也没见过。如果说温州发展个体经济是个突破，那么温州发展股份合作经济则是个创造。　　　　
　　　　二十世纪80年代初期，伴随着家庭工业的发展，温州农村也同时出现了股份合作经济的初期形式，当时称之为股份性合作企业。当时，温州农委的同志曾撰写了一篇调查材料，并在有关杂志上发表。这是全国第一份关于股份合作经济的调查材料。　　　　
　　　　为什么称是股份合作制。原温州市委副秘书长宋文光这么解释：“其投资形式都按协议商定的份额，以股金投入为主的形式自愿组合，而投资主体则是从土地分离出来从事商品经济的农民，入股后都是直接参加本企业的职工，既是资本的联合，又是劳动的联合。这类企业既不是规范的现代股份制，又不是传统的合作制，但具有两者合理的内涵。”　　　　
　　　　温州南方啤酒有限公司的前身——苍南县桥墩门啤酒厂，是温州市第一家实行规范化的股份合作制企业，也是中国第一个股份合作企业示范章程的诞生地。　　　　
　　　　1985年，任该公司董事长兼厂长的吴祖宗还在桥墩卫生院当一个本份的牙医。一天，几个做啤酒批发生意的朋友找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