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幸福观-第3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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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显然可以看出，世俗成分的崩毁这一外国思维体系已被中国人采纳，并再度成为典型的发生于中国知识分子历史中的现象。不管是强调过去还是未来，总是存在着某种倾向——即抹去当下世俗与超俗的时空维度的界限，同时在更大范围内回到使中国人成为真正中国人的境况，回到当下的状况。佛教无疑激发和滋养了人们等待和期望的情感，但事实上，自从公元250—600年间，这一罕见动荡而骚动不安的年代里，几种力量在一个人的生命历程中反复交替、沉浮，这样的情感也许会偶而占据主导地位。总而言之，不管怎样，蕴含这种情感的信仰已回返到希望完全存在于永恒的现在这一观点上来。
至于佛教，这一观点则不仅体现在僧肇的时间观上，而且同时更为直接地体现于涅槃中的救赎等同于领悟这一问题的争论中。这种等同于救赎的领悟可以在更广泛的认识过程中实现吗？打上自我否定以及相继而来的转世印记了吗？也许不是，也许是否可更进一步地说，启悟包含在对真理的顿悟中了呢？中国的佛教徒道生（约360—434年）是第一个亮出这一革命性观点声音的人。他的观察结果是“好事没好报”，与这一观点相一致，道生文章在一些细节上被认为是佛教的“新教义”。这些事实足以让我们发现，它与以下陈述的理论密切相关，即：在道生为佛教的不同方面作出综合前，印度人与中国人都对佛教的至高真理作出了两种各执一端各富特色的阐释，并且在两个国家内都已走向成熟。尽管我们不可否认佛教教义源自印度，但它只在时间因素无关紧要的中国人的知识氛围中才致完美。谢灵运对这一伟大的发展性跳跃作了表述：
173同游诸道人，并业心神道，求解言外。余枕疾务寡，颇多暇日，聊申由来之意，庶定求宗之悟。释氏之论，圣道虽远，积学能至。累尽监生，方应渐悟。孔氏之论，圣道既妙。虽颜殆庶，体无鉴周，理归一极。有新论道土以为，寂鉴微妙，不容阶级。积学无限，何为自绝。今去释氏之渐悟，而取其能至。去孔氏之殆庶，而取其一极。一极异渐悟，能至非殆庶。故理之所去，虽合各取，然其离孔释远矣。余谓二谈救物之言，道家之唱，得意之说。敢以折中自许。窃为新论为然，聊答下意。迟有所悟。
第四部分：对彼岸世界的迷恋（约300—1000年）第二节 在西方天堂里的救赎（10）
给人带来最后救赎的顿悟观也许是中国人对佛教发展最重要的贡献，事实上，最关键的是它几乎与佛教没有挂碍，因为它使佛教徒放弃显然是陈式化的佛教教义阐释成为可能。不必认为，领悟只能产生于所谓超逻辑的空间中，且在此空间中，时间与空间以及对时空的所有反映突然间土崩瓦解了。所有知识分子们对阐释佛教教义作出的努力，他们那复杂的、无止尽地在思维中表现其中泯灭现实的反映程式，以及所有优秀的著作思考，与顿悟相比之下都显得苍白无力，已变成没有实在意义的简单游戏。真正的顿悟是来自一个完全不同方向的启发，使人们突然感到世界终止了。就像监狱中一块松动的石头，由于盲目的不断摸索使得整个墙整个监狱突然坍塌了，不管这墙有多高，从而使人得到救渡。在顿悟的背后，存在失去了时间意义，即使是佛教教化的意义也荡然无存了，因而僧肇与道生的观点在佛教禅宗学派中十分盛行，这一传统直到公元520年才由普提达摩建立，虽然一开始它还具有源于二世纪的道教色彩。大约在7世纪中期，所谓的佛教北派还保留着渐悟的观点，但是由于当时佛教主流观念的反对，它只存在了很短时间，并明确表示摒弃自己的观点。此刻，一种全新的佛教经验形式崛起了，其表面上完全不同于其他的佛宗。尽管寺院在禅宗中继续是宗教活动的中心，但将僧人与非僧人划分开来的界限已不明显，因为此时佛教教义的字面意思只占次要地位了。禅的态度更易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相联结，更易同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然而又与寺院生活无关的人相融合。174相反，广泛的云游与身体修行也部分地成了寺院里用来达到最终领悟的手段了，因而它们增加了许多来自外部世界的印象，增加了触发决定性事件发生的机会。这些修行在更大程度上将禅宗的僧带回到社会中去，而使禅宗不仅仅只是与其他宗派相并列的佛教宗派。然而，在禅宗里我们也能看到对话中的高僧，其中还保留了许多极重要的探求悟禅的方法。但在这里我们所期望看到的不是什么教条或对教条的理解，而是吹动着一种超俗的气息，这种气息直渗进佛徒个性的精髓之中，使他产生了彻底的改变。这些使人顿悟的冲击力（据说随着这股气息而来的还有“棒喝”或高僧出乎意料的言行举止）当然已表现在个案中，佛教文献中记载了许多包含真知灼见的对话，这些对话有一特殊名称叫“公案”，以下即是公案的一些例子：
僧问：“学人通身是病，请师医。”师曰不医。僧云：“为什么不医？”师曰：“教汝求生不得求死不得。”
僧问：“鲁祖面壁用表何事？”师以手掩耳。
僧问：“承古有言，未有一人倒地不因地而起，如何是倒？”师曰：“肯即是。”僧曰：“如何是起。”师曰：“起也。”
僧问：“无言如何显？”师曰：“莫向这里显。”僧云：“向什么处显？”师曰：“昨夜床头失却三文钱。”
僧问：“常在生死海中沈没者是甚么人？”师曰：“第二月。”僧云：“还求出离也无？”师曰：“也求出离，只是无路。”僧云：“出离什么人接得伊？”师曰：“担铁枷者。”
僧问：“如何是佛法大义？”师曰：“填沟塞壑。”
僧问：“缠有是非纷然失心时如何？”师曰：“断断。”
175解释公案语录与理解具有道家色彩的《世说新语》中的故事一样困难。高僧们的回答不仅仅听起来荒谬，而且词语构成上也很复杂；其中既对徒众的问题给出了回答，同时又没有回答，这是为了使门徒在领悟之前产生虚空意识。例如在最后一段对话中，僧人高呼“断、断”似乎就包含了要求门徒断除明显体现在提问这一行为上所产生的束缚，但这一粗鲁的方式也暗示了断除束缚并非完全消极的过程。在语言上，公案语录与《世说新语》有相似之处，不过《世说新语》更为浅显，源远流长的传统之阴影色彩仍然存在。后期哲学化的道教已失去了使道教稳定的基础，而回复到宗教与伪科学，其虚无的成分被佛教吸收与发展了。“清谈”也变成了佛教的“公案”。
也许道教送给禅宗的另一个更为重要的礼物是对自然的感悟。因为佛教其核心为悲观世界观，所以确实使人惊奇的是道与佛之间建立了勇敢无畏的联系。从印度传来的对佛国天堂的记载中，我们已注意到其人工化的痕迹，佛国天堂几乎是死寂一片，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完全没有动物存在。因为佛教认为生物是低级的，所以对它们而言几乎是不可能居于佛国天堂中的，但这并没有能阻止支遁偷偷地把它们带进他对西方极乐世界的描述中。鸠摩罗什从西方东来时也曾把对自然的感悟引入到别样的抽象教义中，尽管他采用的是更为庄严的形式。自2世纪以来，此刻，他们发现了自然，而道士们也不再把自然看作是完全“自然的”，不再把自然看作一度认为的漠漠荒野，而是把自然当作一座大乐园。禅宗由此出发，在它们眼中自然已变得无比脱俗，他们不再被无穷无尽的生死轮回中骚动着的生命所吸引，而为现世观所吸引。这些现世观虽然常被复杂的运动弄得模糊不清，然而还是在无尽的静寂中，在复杂的运动后崛起了，而且还允诺只有在人们可视言辞的闪烁完全熄灭时，在澄明的光照中才能得到领悟。于此，道生突然了悟了所有运动的非现实性，从而获得了令人欣喜的具体手段：在冥想中，他放弃了时间，从而使时间成为达到目的手段，这就标志着已达到领悟。某种程度而言，对这些概念的认识则意味着对禅宗至高的幸福的感悟。相近于这些概念的语句也表现在与道教相近的僧人德清（他的法名为憨山，16世纪）的诗文中。以下所引是他写给朋友的信：
第四部分：对彼岸世界的迷恋（约300—1000年）第二节 在西方天堂里的救赎（11）
176时太守陈公，与妙师及予，意甚勤，为刻肇论中吴集解，予校阅。向于不迁论，旋岚偃缶之旨，不明，切怀疑久矣，今及之，犹惘然。至梵至出家，白首而归，邻人见之曰，昔人犹在耶。志曰，吾似昔人，非昔人也。恍然了悟曰，信呼诸法本无去来也。即下禅床礼佛，则无起幼相，揭帘立阶前，忽风吹庭树，飞叶满空，则了无动相，曰，此旋岚偃岳而常静也。
自然不可能把这种神秘的感悟以及在感悟中感觉到的幸福真正描绘出来，因而，在文学作品中也很少有这些描绘。即使在高度个人化的书信形式中来描绘，即如以上举的寒山的例子，它们似乎总显得有些平庸。对这类感悟有意味的描述不表现于文字上，而是表现在形象上。禅宗给人的超凡脱俗的强烈印象不是来自于它们的文献记录而是绘画。尤其是在中国水墨绘成的朴素的理想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天堂，它们与早期的用浓墨重彩表现的佛教“西方极乐世界”与道教“福地”全然不同，那二者都常具有强烈的青绿山水画风格。即使当禅宗表现强烈的动势时也存在着某种抑制、恬淡与遥远的韵味，正如“冰”与“冷”从后期道教到佛教都是“宁静”的代名词。它们不是再现，而是隐喻；它们不是呈现一个事物，而是表现超然的领悟境界，这一境界反映了奇特的变化了的现实，其目的不在表现幸福乐园，自由自在的大自然，而是达到一种领悟。这些朴素的智者传说在叙述上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感受方式，其中的禅宗僧人没有像道家的圣者一样升天，或者像佛与菩萨一样急速奔向天堂，但据说他们中的一些人消失在他们自己的绘画中，就像漫步处于他们认识里的山川河谷的美景中一样。
第四部分：对彼岸世界的迷恋（约300—1000年）第三节 洞穴后的世界（1）
道教天堂的类型
177当我们看中国佛教时，道教的影响显然总是无处不在的，但并不意味着道教比佛教占优势，或者说是它决定了公元6或7世纪这一宗教年代的特性。佛教与道教的对立更已近乎事实，佛教已成了占据主导的世界观，并且它竟然不仅试图对道教作战，而且参与道教从而大量地吸收道教因素。所有这些直接对抗的发生，都是由顽固的观点与不合理的动机而定的，道教再度获得最好的成功。两种宗教的代表人物在公堂上举行于后来常出现的大规模讨论就是恰当的例子，有时，似乎是道教作为偶然的巧合结果得以幸存下来。例如：唐朝的统治家族承续了老子的姓，当然，实际上，情况远比这更为复杂。佛教在时空的范围、思维过程的内在逻辑上，具有可以想像的优越性，它们不仅是给佛教带来优势的全部因素，同时也是害了佛教的全部因素。我们总是认为，在任何地方任何时代精心建构具有高度差别的知识大厦，比起较为简单的、也许更为朴素的道教来，更会得到人们的接受，但这当然是个错误，对这一观点的反对已是事实。佛教总是被打上了太抽象、太理性化、而且非中国性的烙印，处于危险状况，而对佛教的这些攻击也需要进行澄清。中国现代作家、政治家吴稚晖（1864—1954年）在一种庄严的愤怒中，摒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