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儿流浪记 作者:埃克多·马洛 译者:殷立信、陈伯祥-第3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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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长不但乐于把我交给花农，而且还感谢他做好事。
现在该回答有关维泰利斯的问题了，这可难为我了。关于他的情况，我一点也不知道，或者说我几乎什么也不知道。
可是有一件事，我认为很神秘，真想把它讲出来，那就是我们最后一次演出时，维泰利斯的演唱赢得了那位夫人的赞美和惊叹，还有伽罗福里的威胁。我心里在琢磨：对于这一类问题，我是否应当保持沉默呢？
我师傅生前谨慎地隐藏起来的秘密，难道应当在他死后披露出去吗？
但是，一个小孩要想对熟悉业务的警察局长隐瞒点什么，那可不容易。这种人有高超的问话技巧，你想回避也不行，他们会很快把你弄得晕头转向。
事情正是如此。
不到五分钟功夫，局长让我把我想瞒着的、他却很想了解的情况统统讲了出来。
“把他带到伽罗福里那边去，”局长对一个警察说，“一走到卢尔辛街，他会认得那所房子的。你和他一块上楼，好好问问伽罗福里。”
我们三人——警察、老爹和我——上路了。
正如局长说的那样，我很快认出了那幢房子，我们直奔五楼。我没有看见马西亚，他多半已住进医院了。伽罗福里一见警察和我，面如土色，他心里肯定害怕得很。
但是，当他从警察的口中弄清我们的来意后，他立刻放心了。
“唉！可怜的老头死了！”他说。
“您认识他？”
“很了解。”
“那好，您把您知道的跟我说说。”
“很简单。他根本不叫维泰利斯，原名是卡洛·巴尔扎尼。三十五年或四十年前，假如您曾在意大利生活过的话，我只要一说出他的名字，您就知道您现在打听的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物了。当时，卡洛·巴尔扎尼是全意大利最有名的歌唱家，蜚声于各大舞台。他到处演唱，那不勒斯、罗马、米兰、威尼斯、佛罗伦萨、伦敦和巴黎都有他的足迹，可是有一天，他倒了嗓子，再也不是声乐艺术家之王了，他不愿意让他的名誉在不三不四的舞台上受到损害，于是他改名换姓，维泰利斯的名字取代了卡洛·巴尔扎尼，再也不在他黄金时代认识的人面前露面。当然为了生活，他尝试过好几种职业，都没有获得成功。这样他就一天天沉沦下去，终于成了耍狗把戏的人。但在他潦倒的时候，仍保持着他高傲的气节。他太骄傲了，观众如果获悉当年大名鼎鼎的卡洛·巴尔扎尼已沦落为这个可怜的维泰利斯的话，他会因羞愧而死去的。我也是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知道关于他的这一秘密的。”
这个长期使我困惑不解的秘密，现在总算得到了解释。
可怜的卡洛·巴尔扎尼！亲爱的维泰利斯！
第二十章 花农
第二天是我师傅安葬的日子，老爹同意带我去参加葬礼。
可是一到第二天，我起不来了。昨夜我发了一夜的烧，开始是寒颤，后来转为阵热。我的胸口象有一团火在燃烧，和心里美在树上度过雪夜之后病倒的情况一样。
果然，我的肺部得了严重的炎症也就是说肺炎，病因是那天晚上我和师傅精疲力竭跌倒在这家人家门口时挨了冻引起的。
这场肺炎使我体会到阿根一家的善良心肠，尤其是艾蒂奈特忠厚的品质。
平时，穷苦人家生病是很少求医的。我的病势危急吓人，为了我，阿根家打破常规，把医生请来了。医生不用仔细检查，也不用细问病史，他一望而知我得的是什么疾病，并且立即声称必须把我送进济贫医院。
进济贫医院当然是件轻而易举的事，然而老爹没有采纳这个意见。
“孩子既然倒在我的家门而不是在济贫医院的门口，”他说，“那我们就应当把他留下。”
医生说尽了好话来反对这种宿命论的推理，但是也没能动摇他的决心。他们应当把我留下，他们把我留下来了。
艾蒂奈特操持全部家务。现在又要照看我这样一个重病人，她恰如圣…文森 德…保罗修会的一个修女①，悉心地护理我，从来没有疏忽过，也从来没有不耐烦过。当她必须离开我去操持家务的时候，总由丽丝来代替她。在我发烧的时候，不知有多少次，我看见丽丝待在我的床边，忧心忡忡的大眼睛凝视着我。由谵妄引起的精神混乱使我误认为她是我的护守天神②，因而我同她说话，就好象是在对小天神说话，好象在向天神倾吐我的希望和要求。自从那时候起，我在不知不觉中习惯地把她当作头顶上有着光环的天神。使我惊骇的是，我在这个世俗世界中，看到了我本来以为要到了天堂才能看到的、张开着白色大翅膀的飞翔着的小天神。
① 一种在济贫医院中担任护理工作的、头戴大白帽的天主教修女，俗称白帽子姆姆。
② 根据天主教的教义，每个教徒都有一个护守天神，护守天神背上长有两个翅膀。根据欧洲画圣像画的习惯，长翅膀的护守天神的形象，常常被画成是一个胖胖的小女孩。书中雷米的幻想，就是根据这种圣像画来的。
我患病的时间很长，也很痛苦，病情还有过几次反复，我的病几乎使这一家人失去信心，可是没有使具有耐心和牺牲精神的艾蒂奈特感到厌烦。一连好几夜我需要有人守着，我胸部憋得慌，别人以为我随时都有憋气闷死的可能。亚历克西和邦雅曼轮流守护在我的床头，我的病情终于好转了。然而我是个久病初愈的人，病情又反复无常，因此只好待到春天来临、格拉西的草地泛青的时候才能出门。
丽丝是不干活的，她代替艾蒂奈特带我到比埃弗尔河边散步。临近中午阳光最灿烂的时候，我们出发了。我们手拉着手，慢悠悠地走着，卡比跟在后面。这一年的春天是暖洋洋的和美妙的，至少在我回忆起这个春天的时候，我心里是暖洋洋的和美妙的。其实这是一回事。
这里是巴黎居民不太熟悉的一个区，位于白屋与格拉西之间。人们只是泛泛地知道，在那里的一个什么地方，有着一个小小的河谷，但是，既然比埃弗尔河流经那里，人们就相信并传说这个河谷是巴黎郊区最肮脏、最阴暗的一角。其实不然。它实际上比它的名声要好得多。现在人们评价比埃弗尔河，总是因为它流经圣马赛尔这个巴黎郊区因而认为它必然是一条太工业化的河流；而忘记了它曾在流经韦里埃和伦奇这两个市镇时所保持过的一片自然风貌。至少在我说的那个时代是这样的。当时的河谷两岸，杨柳成荫，绿油油的草地悄悄地一直延伸到庭园遍布的山丘。春天，青草鲜嫩而茂密，雏菊以它的无数白色花朵装点翡翠般的绿色地毯；长出嫩叶的柳树和发芽的杨树都抹着一层层粘稠的树脂；各种小鸟，如乌（春鸟）、莺和燕雀唱着春日之歌，飞来飞去，这一切说明：我们那时仍然置身于乡间而不是在闹市之中。
我就这样生活在这块小小的河洲谷地上，从那以后，它已发生很大的变化。可是从我和它接触的那一天起，它就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果我是画家，我要为它画上一道垂杨的屏幕，连一棵树也不会漏掉：那粗大的柳树和多刺的醋栗，它们植根在腐烂了的树干里，却依然能把枝梢染成一片绿色；那古堡前的缓坡，我们经常用单脚在上面欢乐地滑行；还有鹤鹑岗和它的风车；圣爱莱纳宫殿和它的洗衣女工；制革作坊和被它污染了的河水；还有圣安娜庄园和在庄园里耕作的可怜的疯子，他们经过你身边时一味向你傻笑，晃动四肢，半张着嘴，露出寸把长的舌头，扮着奇丑无比的鬼脸。
在我们散步时，丽丝自然不说话。多么奇怪，我们不需要语言，我们四目相视，用眼睛就能很好地猜透对方的心思。因此，我也用不着对她说话了。
我慢慢地恢复了气力，觉得可以在园子里干些活儿了，我焦急地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因为我急切地要为别人做别人曾为我做过的事，我要尽力为他们于活，报答他们所给予我的一切。但我从来没有干过活，长途旅行固然是辛苦的，然而那不是一种要求毅力和专注不二的连续性劳动。不过我仿佛觉得，我会劳动得很好，起码我会拿我眼前和周围的人做榜样，勤快地劳动。
现在是紫罗兰在巴黎上市的季节，阿根老爹那时种植的正是这种花。满园的紫罗兰，红的，白的，紫的，按颜色排列在温室里，看去好象一排排花的行列，这一行全部是白色的，旁边另外一行全都是红的，这确实令人赏心悦目。到了晚上，在温室的玻璃窗重新关闭之前，园子里散发着浓郁的花香。
根据我体弱无力的情况，人们分配给我的工作是：早晨在霜冻过后，将玻璃窗取下；晚上在降霜之前，再将玻璃窗装上；白昼我得盖上褥草，以防强烈的阳光晒伤花卉。这点活儿既不难也不重，但很费时，每天我必须将数百个窗户翻动两遍，并且根据太阳光的强弱，注意开启或遮盖。
这一段时期，丽丝待在畜力水车旁，这畜力水车是用来提取灌溉必需的用水的。当戴着皮制眼罩的老马科科德目转圈转累了而放慢脚步时，她便用一根小鞭子轻轻拍它一下，促使它加快步子。她的一个哥哥把水车提上来的水一桶桶倒在畦里；另一个哥哥在畦里做他父亲的助手。大家各尽各职，没有一个人是闲着的。
在我的家乡，我见过农民劳动的情景，可是对巴黎郊区的花农在劳动中的专注、热忱和强度却一无所知。他们在日出前早就起床，很晚才上床睡觉，一心扑在种花上，只要有力气，他们就终日辛勤劳作。我也翻过地，但是对庄稼人只能让自己片刻不息地劳动，才能有收获的道理，那是根本不知道的。我现在正是进了阿根老爹的好学堂。
我已经复元，他们不再让我老干温室的活了，我高兴地跟着他们种一点东西。更使我心花怒放的，是亲眼看到种植的作物茁壮成长。那是我的杰作、我的财产和我的发明创造！它使我产生了一种自豪感。事实证明，我也是个能干点正经活儿的人。而更使我感到欢快的，是我体会到了辛勤劳动的代价。新的生活虽然给我带来了劳累，然而我很快就适应了这种勤劳的生活，它和我过去的吉卜赛人式的流浪生活几乎完全不一样。现在，我不用象从前那样四处流浪，也不用艰辛地在大路上徒步奔走。我如今置身在园子的围墙之中，从早到晚辛苦地劳动着，汗流浃背，一手提着喷水壶，光脚走在泥泞的垅畦里。但是在我的周围，人们也都在辛苦地干活。阿根老爹的喷水壶比我的更重，他的衬衫比我们温得更厉害。辛苦中体现出来的平等对我是很大的宽慰，而且我在这里过上了我以为已经永远失去的家庭生活。我不再孤独，我不再是弃儿，我有自己的床铺；在大家围坐的饭桌上也有我的一个座位。白天，亚历克西或邦雅曼偶尔刮了我一个耳光，可是等到一放下手，我已不再记在心上；我倘若还手，他们也同样很快就忘记了。到了晚上，我们围着餐桌，又成了朋友和亲如手足的兄弟。
说句实话，我们不光从事劳动，我们不光有劳动带来的疲倦，我们也有休息和娱乐的时间，当然，这种时间是短暂的。但是正因为这样，休息和娱乐就显得更加欢乐。
每逢星期天下午，我们在与屋子相连的葡萄藤绿廊下聚会，我从钉子上取下挂了已经一周的竖琴，请两兄弟和两姐妹跳舞。他们没有学过跳舞，但亚历克西和邦雅曼曾在千柱饭店的一次婚礼宴会上看到过别人跳舞，因而对四组舞还模模糊糊地有点印象，他们就凭这些印象在那里跳着。跳腻了的时候，他们便邀我唱一支我拿手的歌曲，我这支那不勒斯歌曲，总是在丽丝身上产生不可抗拒的影响。
哦，虚请假意，冷酷负心的女人……
每当我唱完最后一段的时候，我总发现丽丝的眼睛是湿润的。
为了使她开开心，我和卡比总要表演一出滑稽戏。对卡比来说，星期天会使它想起过去的演出，所以演完后，它是非常愿意重新再演的。
两年就这样过去了。阿根老爹常常带着我把花拿到市场、花堤、马德莱娜教堂、水塔、或者是花店里去卖。我开始慢慢地熟悉巴黎，并且懂得：如果巴黎不是我意想中用黄金和大理石砌成的都市，那么，它也不是我从夏朗东①初来时所认为的那样，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