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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节

是是非非何智丽-第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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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真,一年之后——一九四七年,上海《新闻日报》爆出一条“冷门”体育新闻:《小将孙梅英显威风,气走老将蔡秀娱》。

  当时,孙梅英十八岁,无名小卒罢了,竟然以三比零一举击败了上海乒乓球冠军蔡秀娱,人们对这位小丫头刮目相看了。这是孙梅英的大名头一回上报纸,从此她开始崭露头角。

  又过了一年——一九四八年,旧中国的第七届全国运动会在上海召开。既然孙梅英在上海选拔赛中出线,当然参加全国运动会比赛。可是,那个道中中学校长却不准她请假,以为女子中学的学生以读书为本分,何必去打什么乒乓球?倘若孙梅英不来上课,以旷课论处。

  孙梅英不理这个茬,照样参加集训。在这次全国运动会上,孙梅英力挫群芳,与香港选手林镜兰争夺冠亚军。已经二比二平,进入最后一局,打得难解难分,打到了九平(那时每局十一分定胜负)。在这关键时刻,林镜兰毕竟比孙梅英大七八’岁,沉得住气,而孙梅英一着急,连失两分,屈居亚军。

  孙梅英领到一个电冰箱那么大的奖杯,全家乐不可支,学校也轰动了。校长不再提“以旷课论处”,而且在教育部督教来校观察时,特地介绍孙梅英道:“这是我校培养的全国女子乒乓亚军。”

  孙梅英一听“我校培养”四个字,鼻子都气歪了!

  十九岁的孙梅英在上海滩出名了。她最为高兴的是,从此经常有人邀请她打球,而且进私人乒乓房也不用买门票了!

  曾为中国的“乒乓强国”地位苦苦拼搏

  解放后,高中毕业的孙梅英,成了上海外文书店经理的秘书。她是一员“武将”,性子急,脾气躁,干不好那抄抄写写的事,坐不稳办公室的椅子。没多久,她还是打乒乓去了。

  一九五二年,新中国头一回乒乓球比赛大会在北京举行。孙梅英背着被子去北京(那时要自带铺盖),住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宿舍里。比赛在北京大学体育馆举行,门票五分,观众大约千把人。孙梅英大刀阔斧,横扫诸将,夺得女子单打冠军。

  获得男子单打冠军的是香港选手姜永宁。孙梅英跟他一起登台领奖,结识了,竟谈起恋爱来。后来她和他结成了一对“乒乓夫妇”、“冠军夫妇”。

  在一九五五年举行的全国乒乓球冠军赛,姜永宁又一次夺得男子单打冠军。

  在一九五六年举行的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孙梅英再度成为全国女子单打冠军。

  这对“乒乓夫妇”,成为中国乒乓球队主力,跻身于国际比赛。

  孙梅英记得,中国乒乓球队第一次出师,是在一九五三年,前往罗马尼亚参加第二十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初出茅庐的孙梅英,一举击败了世界第二名女子选手黛安妮露,引起了国际乒坛的注意。不过,如孙梅英所说:“我在家中是最小的女儿,父母过于宠爱,我的脾气变得很坏。打球时,胜了没什么,输了就发脾气。越发脾气,打得越糟……”她一受挫折,在第二十届世乒赛上便打得不好。结果,中国女子队只被评为二级第三,男队被评为一级第十。

  这是中国乒乓球队在世界上最初的地位。

  一步又一步,中国乒乓球队在艰难地前进。

  一九五六年,中国选手第二次参加世乒赛,女队进入一级第十一名,男队为一级第六名。

  一九五七年,中国女队跃入一级第三名,男队升为一级第四名。

  终于,在一九五九年第二十五届世乒赛上,容国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为中国第一次夺得世界男子单打冠军,而中国男、女队均被评为一级第三。

  中国乒乓球队士气大振,在一九六一年第二十六届世乒赛上,一举夺得男子团体及男子单打。女子单打三项世界冠军。男队成为一级第一名,女队成为一级第二名,从此确立了中国“乒乓强国”的地位。在这一次次苦战中,孙梅英一直是中国女队的主力队员,劳苦功高。

  从一九六一年第二十六届世乒赛之后,三十二岁的孙梅英退出运动员行列,担任中国乒乓女队教练。

  一九六三年初,离第二十七届世乒赛只有四个月了,领导上突然给孙梅英出了个大难题:要她披挂上阵,参加二十六届世乒赛!这时的孙梅英已经三十四岁了,当了一年半教练之后已经明显发胖,怎能重上战场?可是,当时中国乒乓女队形势严峻,主力韩玉珍在日本自伤,闹得沸沸扬扬,被开除党籍,无法上阵;另一主力丘钟惠身体状态不好,一时间又找不到能够挑大梁的新手。考虑再三,领导只得决定起用老将孙梅英。

  孙梅英意识到责无旁贷,马上投入紧张的训练。短短两个、来月,她的体重一下子从六十多公斤降到五十多公斤。曾经受过两次伤的她,脚痛不已,咬着牙坚持下来。

  一九六三年四月,二十七届世乒赛在捷克希拉格举行。孙梅英夺得世界女子单打第三名(中国女队在这次世乒赛上的最高名次),并作为女队主力,和队友一起夺得女子团体第三名。今日的中国乒乓女选手们到了二十四五岁便挂拍退役,而当年孙梅英以三十四岁“高龄”上阵拼搏,为国争光,确实难能可贵。

  毕竟上了年纪,回国之后,孙梅英退役,仍任中国乒乓女队主教练。

  在“文革”中家破人亡,受尽磨难

  “五·一六”对于中国人民是灾难的日子,因为“文革”便是一九六六年的这一天正式发动的。对于孙梅英来说,这一无意味着双倍的灾难——她的丈夫姜永宁于一九六八年五月十六日自杀身亡!

  姜永宁向来是个老实、本分的人,可是在“文革”中,却被打成“香港特务”!

  据孙梅英回忆:姜永宁原是广东番禹县人,父亲是中医。

  姜永宁三四岁的时候,父亲死去。母亲到香港,嫁给一个木匠。姜永宁和哥哥在香港跟随母亲生活,很穷,到码头拾煤碴。七八岁时,姜永宁到一家咸鱼铺里做童工,给老板扫地、倒痰盂。他喜欢打乒乓球,越打越好。后来香港《星岛日报》社看中了他,每月给他三百港市,名义上做杂务,实际上让他作为《星岛日报》的职工去打球。一九五二年,姜永宁回国参加比赛,得了全国冠军,组织上劝他留下来。虽然他在内地的工资只及香港的一半,但是他还是愉快地听从了组织上的意见,留了下来,愿为新中国争光。

  在姜永宁回国之后,香港乒乓运动员容国团、教练傅其芳也加入了中国乒乓球队。他们三人为中国乒乓运动的发展立下了大功。可是,在“文革”中,他们三人都被诬为“香港特务”,甚至是从香港来的“日本特务”!

  第一个被造反派逼死的是傅其芳,在一九六八年四月十日上吊自杀。

  接着,姜永宁在五月十日被隔离审查,遭到严刑拷打,十六日便含冤自杀。当时,姜永宁是北京乒乓球队总教练。姜永宁离世时,没有留下一句话、一个字。

  紧接着,六月二十日,容国团吊死于龙潭湖一棵树上。

  在短短两个月中,中国连失三员乒乓名将!

  丈夫姜永宁的屈死,使爽朗活跃的孙梅英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她受牵连,也遭隔离审查。炎夏的一个夜晚,四个打手上楼,进入隔离室,要给孙梅英一点“颜色”看看。一见势头不对,孙梅英一闪身,逃出隔离室,飞一般冲下楼梯,连拖鞋掉了也不顾。打手们紧追,孙梅英幸亏是运动员出身,动作迅速,反应敏捷,赤脚奔下了五楼,跑进四楼足球队宿舍。几位教练挺身而出保护了她,才使她躲过了一顿毒打……孙梅英“靠边站”了。在那苦难的岁月里,中国乒乓运动事业蒙受空前浩劫。中国乒乓球队没有参加一九六七年、一九六九年的第二十九届、三十届世乒赛,一个个奖杯落到了外国乒乓球队手中。中国乒乓球队球艺也荒疏了。

  一九七零年,周恩来总理指示,中国乒乓球队务必参加翌年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三十一届世乒赛。周恩来接见国家、体委负责人时,问起来:“孙梅英呢?孙梅英怎么样啦?”

  周恩来总理一次又一次关心着她

  在北京孙梅英家中,我见到墙上挂着她和周恩来的合影。我问她见过周总理多少次,她说数不清楚了——中国乒乓球队的成长,倾注着周总理的多少心血呵!孙梅英说,那时候:只要领导上通知“今天不要外出”,就知道准是周总理接见乒乓球队,大家便高高兴兴地换好衣服等待着……孙梅英回忆道,每逢世乒赛举行之际,总理随身所带的公文皮包便从一个增加到两个。一个皮包放中央文件,另一个皮包放世乒赛次序册等资料。他关注着比赛进程,不断在次序册上做记号,谁胜谁负他随时了解,一清二楚。周总理不仅能叫出中国乒乓球队主力队员、教练们的名字,而且能说得出是哪、里人,打球的特点等等。周总理有空,还和队员们打乒乓球,只是他的右臂受过伤,无法抽杀,往往只是来回推挡,但打得津津有味。

  周总理曾几次请中国乒乓球队上他家吃饭。每一回,都是四菜一汤。去的时候,要带粮票,邓大姐说:“恩来和我请大家吃饭,钱我们出,粮票我们没办法,只好请你们自带……”大家一听,都哈哈大笑。

  在六十年代初,松崎君代是日本女队主力,曾获二十七届世乒赛女子单打冠军。周总理两次设家宴请松崎,都要孙梅英作陪。周总理指着一盆霉干莱烧肉对孙梅芙说:“你老家宁波,这是你的家乡菜,快吃!”说着,就夹菜给孙梅英。周总理得知松崎回国后要结婚,给她送了两块被面、两瓶茅台酒。松崎曾对孙梅英说:“你们的周总理不光是中国总理,他是‘世界总理’,什么事都想得那样周到!”直到周总理去世之后,松崎还舍不得喝掉周总理送的两瓶茅台酒,一直陈列在客厅玻璃柜里。她总是向来客介绍说:“这是我结婚时,中国总理送的!”

  孙梅英记得,一九五九年四月容国团获得男子单打世界冠军之后,国家体委主任荣高棠通知中国乒乓球队到中南海举行表演赛。表演赛在中南海小饭厅里举行。

  那天,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都来观看。夜深,毛泽东主席处理好公务,也来了。

  那时,正值孙梅英和叶佩琼在打表演赛,见毛主席来了,打得更精彩了。打完球,毛泽东握着孙梅英的手说:“你打得很好!”

  表演赛进行到凌晨两点半才结束,队员们跟中央首长合影。不久,《人民日报》刊载了这张照片。

  一九六二年九月,当中央八届十中全会在秦皇岛举行时,中国乒乓球队也去举行表演赛。毛、刘、朱、周都来观看。那时,孙梅英作为女队教练,坐在刘少奇身旁,给他解说。刘少奇很仔细地看比赛,并同孙梅英交谈……孙梅英说,中国乒乓球队的成长,是与中共中央领导的关心鼓励分不开的。尤其是周恩来总理,真可谓关怀备至。

  一九七零年,在孙梅英最困难的时刻,是周恩来总理想到了她。有人对周恩来总理说:“孙梅英有问题。”

  周恩来总理马上反问:“孙梅英会有什么问题?”

  这时,仍有人坚持要孙梅英继续“靠边”,周总理一连三次问及孙梅英,那些人才不得不让孙梅英出来工作。

  一九七一年三月,周恩来总理又一次接见中国乒乓球队时,尽管孙梅英被人安排在后排,周恩来一眼就认出了她,大声他说:“孙梅英,你坐到前面来!”

  孙梅英走到了前面,周恩来握着她的手:“你好吗?”

  孙梅英立即问候:“总理好!”

  周恩来总理知道她处境不好,提高了声音说:“你有什么困难,现在就对我说。”

  显然,周恩来总理是想让在场的国家体委负责人听一听。

  孙梅英不愿给周恩来总理添麻烦,答道:“没有困难!”

  她,硬是咽下了苦水……

  总理似乎看出孙梅英没有说出心里的话。

  三个月后,伊朗国王妹妹访华,周总理在北京饭店举行欢迎宴会时,又邀孙梅英参加。

  周恩来总理再一次问她有没有困难,她还是摇头。

  周恩来总理在敬酒时,走到孙梅英面前说:“我敬你一杯!”

  在周恩来总理的关心下,不久,孙梅英总算出任青年乒乓球队总教练,致力于培养乒乓新苗。她浑身的力气总算有处使了。

  孙梅英毕竟有着丰富的经验,是一位出色的教练,一九七六年六月,她被调回中国乒乓球队,出任女队主教练。

  经验丰富的孙梅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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