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上帝一起流浪 作者:阿成-第1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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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种花了，他们会种上几垅蔬菜，不过，照例在蔬菜的周围再栽种上几盆花——显然是受了犹太人的影响。先前，如果某家铁路房的院子里不养花，是一件很没面子的事情。
院子里不仅种花还种果树，像樱桃树、李子树、梨树、山楂树等等。这使我想起了德国的巴伐利亚州，据说那儿的地方政府就规定，每家的窗台都要放上几盆花，一方面可以美化市容，另一方面也可增加生活的情趣。
现在，如果你有空到这座城市里来逛一逛，随便问一个三四十岁的人，问他们或他们父辈是不是铁路上的，是否住过“铁路房”？对方回答一定是肯定的，而且他们就会更加详尽地、充满感情地对你描述他们曾经住过的别墅一般的“铁路房”。
现在，哈尔滨城里的老铁路房差不多“消失”掉了百分之九十了，不过还有几幢，不妨保存它几户，或为小型博物馆，或为旅游景点，权做一座城市的历史见证，供后人欣赏。
不行吗？
犹太楼与犹太墓地
犹太楼在哈尔滨最长的大直街上。
大直街是哈尔滨的“中轴线”，在这条中轴线上，圣尼古拉大教堂、中东铁路管理局、莫斯科商场、中铁俱乐部、手风琴式的国际旅行社、铁路员工宿舍，乃至秋林公司和教化广场，都在这一左一右。
教化广场是“霍华特花园城市”之理念的产物，也是东欧传统城市模式的舶来品。在战争期间与铁路进入城市的同时，流亡者和他们的文化作为铁路的影子也随之而来了。
在教化广场的东头，有一幢四层的洋楼，即所谓的犹太楼。那是一座很普通的、土黄色的犹太建筑。
在洋气十足的哈尔滨，除了一些中国式建筑、罗马建筑、哥特式建筑、拜占庭式建筑、新古典主义建筑，以及伊斯兰建筑之外，还有相当数量的犹太建筑。
犹太的民间建筑几乎都与犹太会堂有相似之处。
在1903年，这幢犹太楼是该城的一座高大建筑。这是一个重要的提示，据有关资料表明，在二战期间，流亡在哈尔滨的犹太人竟有五万之众！
遗憾的是，我虽然天天在大直街上走，却对这幢犹太楼熟视无睹。
2002年的盛夏，我提着沉重的皮包，急匆匆地从这幢楼的楼下经过。我打算到前面的邮局去，皮包里装着我写的一大厚沓子有关这座城市历史的原始手稿。从开始弄它，我就非常恼火，一切过眼过手的东西都是残缺的，似是而非的。让人撞墙的是，这其中的百分之八十居然都出自那些自命不凡又愚不可及的“专家”之口。
不过，我终于马马虎虎地弄完了——马马虎虎的品质，古往今来概莫能外。现在赶快把它送走，它几乎让我的心都碎了，我应当松一口气了，我应当急流勇退了。这件事应该结束了！
但是，在我经过这幢犹太楼时，突然听见楼上有人在喊我的名字。我本能地停了下来，抬头看。楼上不少窗户都开着，但没看见有人。幻听了？我刚走出几步，又听有人喊，再停下来，再一次回头朝楼上查看，依旧无人。
被人连续喊两次，就应当停下来，这是我的原则。
于是，我不走了，到树荫下吸支烟，并认真地端详这幢犹太建筑风格的楼。吞吐之间，我终于发现了它的不寻常之处。我看到在楼顶上的东、西两个角上，各塑着一个“·”的犹太标志。我猛然想起，这不是平时老人们所说的那幢犹太楼吗？我之所以对这栋楼表示如此的惊讶，并不是故作夸张，而是在哈尔滨这座偌大的城市里，这是唯一的一座在墙立面的顶上雕塑着两只栩栩如生的俯冲下来的苍鹰的建筑。而且，它的特别之处在于它竟然是一座犹太建筑，这样的建筑恐怕在世界上也并不多见。我们在世界上看到的饰有苍鹰建筑的楼房的确是不少，但是，在民宅上饰有苍鹰之图的建筑，几乎难以寻找。甚至在我的记忆当中，犹太建筑中饰有苍鹰的民宅，似乎也是绝无仅有的。所以，我无论是步行还是乘公交车从这里经过的时候，都免不了要仰头去看看这两只苍鹰，揣度它的含义，欣赏它的凌厉，感受犹太流亡者那种不屈的精神和敢为人先的建筑理念。
人世沧桑，斗转星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他们陆续地走了，回国了。他们曾在这幢土黄色的、粗糙的、近乎教堂风格的鹰楼里住了将近三四十年，生儿育女，繁衍后代，其中一些人就是在这幢楼里离开人世的……
早年的那个埋葬犹太流亡者的墓地在哈尔滨东郊。
鹰楼里只有一对犹太老夫妇没走，仍然住在这幢空旷得连说话都有回声的楼里。他们留下来，是要替那些已故的犹太同胞打扫墓地。
我决定去犹太墓地看看这对犹太夫妇。皮包里的这部残缺的稿子，恐怕得先放一放，完全不必要这么急。
我选择了一个很好、很凉爽的天气去了犹太墓地。
去那里的路很远，它在哈同公路上，公路已经出城了。我是借了一辆内座局促的小面包车去的，如果要打出租车去，来回往返那得花上一大笔钱。
先前的哈尔滨犹太墓地，包括其他侨民的墓地是比较分散的，在城里的各个地方都有——要知道，历史上犹太人被罗马帝国驱逐之后，两千多年以来，他们一直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犹太人只有自己的历史，没有自己的祖国。在近代历史上，由于疯狂的战争，由于疯狂的排犹、反犹和大肆地屠杀犹太人，可怜的犹太人又分别从世界各地流亡到了哈尔滨。
尽管他们的灵魂是相聚的，但他们的墓地却是分散的。
20世纪中叶，战争结束了，在犹太人离开哈尔滨之后，当地政府为了便于管理，花了几年的时间，把所有犹太人的坟墓集中迁到了安静的皇山公墓。
到了地处哈尔滨东郊的皇山公墓，我通过墓地管理处的一个朋友（他是个领导），并乘坐他的墓地电瓶车去了西边的犹太公墓，否则我无权擅自进入。这儿管理得极其严格。
犹太墓地像一个幽静的花园。天上有大团大团的白云在飘（远方肯定正在下雨，不然天气不会这么凉爽），太阳的光线很柔，柔柔的阳光照在墓地中的那些桃树叶上，泛着水样的波纹，真的是那种“安息”的感觉。
在这块新的犹太人墓地里，大约埋葬着两千多个犹太亡灵，其中还安葬着以色列前总理拉宾的亲属。
在墓园里，我还看到了早年哈尔滨犹太人的精神领袖亚伦·摩西·吉塞列夫的墓；犹太宗教公会会长亚·考夫曼的墓；哈尔滨最早的犹太面包师，后来成为面包厂厂长的I。G。梅金的墓；秋林百货公司总会计师通科偌戈夫的墓；马迭尔老板的儿子，那个被绑匪杀害了的年轻的钢琴家西蒙·开斯普的墓；还有犹太国民银行的创办人格利高里·鲍里索维奇·德里金与其妻的合葬墓；以及一些音乐家、作家、演员、乐手和马车夫的墓。
埋葬在这座墓地的约瑟夫·约瑟夫维奇·奥尔默特（？—1941）的长孙，曾任以色列驻中国大使馆的农业参赞；他的次孙即是以色列总理埃胡德·奥尔默特。
犹太人的墓碑造型非常丰富，什么样子的都有，可谓人类之最：有的大理石墓棺平静地躺在那里，以求安息；有的墓像一幢房子，毫无疑问，亡灵希冀着有一个宁静的家园；有的墓奇特得像一棵树被拦腰截断，似乎是在告诉后人，一个年轻女性的生命曾被扼杀；有的陵墓上放着一本翻开的书，似乎是在告诉人们，墓室里的主人没等看完这本人生的大书就离开了人世；有的墓碑则蒙着一块被绳子扎住的“布”，大抵是亡者不愿看这个血腥而罪恶的世界才蒙住了自己的眼睛；更令人肃穆、沉思的是那个黑色大理石的巨大墓碑，墓碑上镶嵌着一枝橄榄枝，是亡者在天堂为人类实现世界和平祈祷……
公墓管理处的朋友皱着眉头说：“兄弟，你都看到了，这儿的一切都是我们自己出资修建的，花园、果树、石板甬道、残破的墓碑、墓棺，全是我们出资修的。咋办？犹太人走了，死者的家属也走了，走了半个世纪了，谁来管？他们都走了，那么只有我们来管了。兄弟，你看看，我们把这里搞得跟花园一样啊。”
说着，他指着东边的俄人墓地说：“那边也一样，也是归我们管，我们维护，我们清扫，我们修缮，到了犹太人的节日、俄国人的节日，由我们来祭奠。我们就像是他们的堂兄弟和表姐妹一样……既没人出资，也没人命令我们这么干，唉，就是积点德吧，他们都是一些可怜的人哪。”
在这位公墓管理处的朋友帮助下，我找到了早年的那一对看守犹太墓地的老夫妇的合葬墓。
合葬墓的墓碑上镶着他们的照片儿，风吹雨淋，都快褪色了，但我仍能看到他们的迷惘。墓碑上还刻着一首诗，因为是希伯来文，所以我不知道写的什么。
我拔了几株野花放在他们的石棺上，然后，按照犹太人的风俗，在他们的墓碑上放了块石头，并肃立在那里低头默哀。
那位公墓管理处的朋友问我：“怎么，你认识这两个老头老太太？”
我说：“不认识，但知道他们，他们是为了守护犹太人的墓地才留在中国没走。我是觉得可敬，才过来祭奠一下。”
公墓管理处的朋友对我说：“我父亲认识他们，都是看坟的嘛。他们是从莱茵河流域来的。早年，我父亲看守的是南边那一片中国人的墓地。他们看守的是犹太墓地。这一对犹太夫妇在临死前流着泪托付我父亲照顾好犹太人的墓地……而我父亲在临终前呢，又嘱咐我照顾好这些犹太人的坟，拔拔草啊，修修路啊，等待他们亲属的到来……我和我的同事们只能尽力而为呀，是不是？”
我问：“有犹太人来上坟吗？”
他说：“有。我在国际互联网上刊发了所有葬在这里的犹太人的名字，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只要打开电脑就能看到，如果找到自己的亲人了，就到中国，到哈尔滨来了，他们看着犹太墓地像花园一样都很感动，握手时非常使劲儿。他们还问我信什么教，我说我什么教也不信，就信共产党。”
“然后呢？”
他说：“然后，他们就走了，回国了，还能留在这儿跟我们公墓管理处一道看坟吗？”
我说：“那是。”
后来我也走了，犹太坟离我愈来愈远了，我真不知道犹太墓地中的这一切在我的书稿中将如何体现，因为说大，它太大，说小，它又很小。但有一点我清楚，书稿没它恐怕不行。
永远的老木板房
早年的哈尔滨几乎到处都是俄式的木板房。站在高冈处放眼望去，真的是太漂亮了，哈尔滨俨然是一座“木板房之城”。
在哈尔滨这座年纪轻轻的城市里，俄式木板房是由那些俄国的犹太流亡者建的。他们绝大多数都住在木板房里。想想看，这座城市该有多少幢木板房吧。这些俄国的犹太流亡者在形形色色、造型各异的木板房里，吃饭、喝茶、打牌、卖呆儿、数钱，或者放声歌唱，或者在这样的房子里跟法国人、意大利人、英国人、中国人，组成家庭，共同生活，生儿育女——养育出“二毛子”、或者是“三合水”的混血儿——或叫“古怪的一代”；或者给远在俄国的亲人、朋友写信，告诉远方之人，这里正在下雪，或者正在下雨，或者正在落叶纷纷，等等。
在少年时代，我曾经和这些居住在木板房里的某个犹太人或者“混血儿”是认识的，是街坊，是邻居，是玩伴儿，大家在一起和平相处，共同玩耍，并没有那些有学问的人说的那样，有什么“文化冲突”。在我的印象里，大凡居住在木板房里的犹太人都很穷，他们应该是真正的流亡者。他们由于生活贫困，经常变卖家里的东西，皮大衣、鞋、帽子、家具、餐具、披肩，等等。他们从事的职业也很杂，喂奶牛、当马车夫、卖青菜、修汽车、修乐器，在铁厂干活儿，等等。我不知道他们的理想是什么，仅仅是看到他们在平静地生活着。
是啊，这些发生在木板房里的普普通通的、不大为人知的故事，正在随着木板房的消失而一页一页地消失着。今天，我几乎有点看不清那些俄国犹太人的泪水、他们理想的失落、亡亲者的悲戚，以及失掉国籍的茫然。他们的故事在他们中间流传，也在他们中间消失……
当年，在炮队街（今通江街）、警察街（今友谊路）、埠头区（今道里区）——特别是埠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