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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节

醉眼看金庸-第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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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我突破,自我完善,金庸此后能获得如许大的成功,与他这样精益求精的精神有很大的关系。
  在《碧血剑》中,金庸运用了倒叙、插叙等诸多手段,塑造了两个“不出场主角”。虽然贯穿全书的人物是袁承志、温青青这对情侣,但是,如他所说,“《碧血剑》的真正主角其实是袁崇焕,其次是金蛇郎君”。一个青史名将,一个虚构奇人,是他这部书中着力表现的人物。
  《书剑》走的是野史传奇的路子,《碧血剑》中,金庸却开始试图在“正史”与“武侠”的结合上做一个突破。写袁崇焕,完全是用正史的笔法,将他当作一个历史人物来定;而写金蛇郎君,则完全是一个武侠奇人,身负绝世武功和深仇大恨,并与仇人之女发展出一段凄美的恋情,这则完全是武侠传奇中的浪漫故事了。
  从结果来看,无疑是金蛇郎君比袁崇焕来得成功。金庸在历史创作方面未能如愿,深有憾焉,1975年修订《碧血剑》时,犹补写《袁崇焕评传》附在小说之后。史传文字自然不能代替小说,但是《碧血剑》却展示了金庸真正把历史的大背景融入小说故事之中,在虚构人物的一人一身之爱憎之后,隐藏着一时一代之兴亡。从《碧血剑》开始,才真正体现金庸引历史入武侠的大手笔与大气魄。修改之后,历史感尤为厚重。
  当地,金庸、梁羽生和另一位武侠小说家百剑堂主,既都写武侠小说,又是同事,平时来往甚多,于是在香港武侠小说界有“文坛三剑客”之称。《大公报》一位编辑便出了一个主意,开辟一个专栏《三剑楼随笔》,请他们合写一些散文随笔性质的文字在报上发表,轮流刊载。
  于是《三剑楼随笔》于1956年10月开始,在《大公报》副刊上刊载,每日一篇。
  关于这个专栏的性质与定位,金庸曾在他为这个专栏写的第一篇文章《“相思曲”与小说》中做了这样的阐述:
  “你或许是我写的《书剑恩仇录》或《碧血剑》的读者,你或许也看过了正在皇后与平安戏院上映的影片《相思曲》(Serenade)。这部影片是讲一位美国歌唱家的故事,和我们的武侠小说没有任何共通的地方,但我们这个专栏却是上天下地无所不谈的,所以今天我谈的是一部电影。也许,百剑堂主明天谈的是广东鱼翅,而梁羽生谈的是变态心理。这一切相互之间似乎完全没有联系,作为一个随笔与散文的专栏,越是没有拘束的漫谈,或许越是轻松可喜。”

  如他所言,金庸在这个专栏里信笔挥毫,无拘无束,看似东拉西扯,其中却蕴涵着他对人生对世事的观察与思考。在轻松潇洒的文字背后,金庸透露了他的散文才华。
  《三剑楼随笔》刊载三个多月后即停止,后来另有结集出版。后来梁金二人继续创作武侠小说,各开宗派,而百剑堂主则转行写政论,三人分道扬镳。但他们联手创作这桩往事,不但留下了许多质量相当高的随笔,也在文坛上留下了一桩佳话。
  这个时候,随着中国国内“反右”运动的开展,《大公报》身为左派报纸,政治气氛越来越紧张,思想控制也越来越严格。对于一生都“以多受拘束为苦”,始终重视个人自由与个性解放的金庸来说,这样的压力渐渐使他难以忍受。这个时候,他依靠写武侠小说和影评散文等的稿费,经济条件已经相当优越,在报纸内部的工作成绩也获得肯定,但是他始终感到与这样的管理方式格格不入。于是,他选择了辞职之路。由于之前有剧本创作和撰写影评的经验,他便进入长城电影制片公司担任编辑。这是1957年。
  这段时间内他仍沿用“林欢”的笔名,创作了《三恋》、《不要离开我》、《有女怀春》、《小鸽子姑娘》、《午夜琴声》等剧本。另外,他与程步高联手执导了由陈思思、傅奇主演的《有女怀春》,和胡小峰合导了由夏梦、李嫱主演的《王老虎抢亲》,都相当卖座。
  而金庸传说中一段相当浪漫的情史,也发生在这一时期。据金庸当年在电影公司的同事回忆,他曾爱上一位美丽的著名女星,而是否得到佳人青睐,则说法不一。传说,这位美丽的女明星,便是当年“长城”的一号当家花旦夏梦。而后来金庸创办《明报》后,为夏梦所写的报道和评论,似乎有意无意地印证了这一点。沈西城先生的文章认为,在金庸之后的小说中的美丽女主人公,如《射雕英雄传》中的黄蓉,《天龙八部》里的王语嫣,《神雕侠侣》里的小龙女身上,都可看到夏梦的影子。
  情由心生,本是无可确证的事,但是在这些美丽的女性身上,却的确反映了金庸对于理想女性的倾慕,假若他果真有过全心倾慕的女子,将对于所爱的理想投射于笔下,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特别是黄蓉,容貌出众,聪颖灵动,具有丰富的性格魅力,被誉为金庸笔下众美之首,或许,也得益于这段朦朦胧胧,不为人知的感情。
  虽然以电影编剧为职业,但在这段时间内,金庸的创作重心仍在武侠小说上。一方面,这种创作给他带来相当高的收入,另一方面,小试锋芒的成功使金庸也感觉到了创作的愉悦和兴奋,因此,《碧血剑》刚刚完稿,他又立刻为《新晚报》开始写另一部武侠小说《雪山飞狐》。
  不停地在创作实践中寻找创新突破,是金庸作为一个作家最可贵的地方,也是他成为一代武侠宗师的重要原因。这一次,他把在《碧血剑》中通过人物语言的倒叙和插叙手法发挥到极至,并借鉴了《天方夜谭》中的一个故事由许多人说出的方法,与芥川龙之介小说《密林中》和黑泽明据之改编的电影《罗生门》的表现手法有同工之妙,整个故事由不同的人之口慢慢补全,而每个人又由于自身的主观原因而对故事作有不同的阐述,产生相互矛盾悖离之处。这样,一方面把故事讲得扑朔迷离、曲折摇曳,一方面每个讲故事的人自身的性情、品格,与故事中人的关系、感情,也在讲述过程中栩栩而现。这部作品表现风格深受西方文学和电影的影响,可说是金庸小说中结构最巧妙用心的一部,甚至有一个被人传诵多年的“开放性”结尾——主人公胡斐迫于误会,不得不与父亲好友、爱人之父苗人凤决战,最后一刀,砍则杀死对方,不砍则自己送命,在这个节骨眼上,金庸竟此搁笔,留下无限空间任读者想象——一时间整个香港都在议论:“胡斐那一刀,究竟砍还是不砍?”
  而金庸本人对此的说法是:“写到最后,胡斐的矛盾,就变成了我的矛盾,同时苗人凤的痛苦,也成了我的痛苦,这两人如何了断恩怨情仇,连我也决定不了,所以胡斐那刀到底砍不砍下去,我无法知道……”
  对于之前之后写过无数的痛苦矛盾的金庸来说,这样的说法多少是个托辞。假如他想要给胡苗一人一个了断,无论是悲是喜,都应当会是一个读者能够接受的结局。但是他却选择这样一种写法,似乎要告诉读者,人生中总有无数次可能面临两难而又不得不抉择的困境,这个时刻,能做选择权的只有自己——胡斐那一刻面临的问题,更是“我”与“他人”的孰轻孰重的,人生的根本性矛盾之一。所以他把胡斐和苗人凤的命运留给了读者,也就给了读者更深入的思考和回味的余地。
  这个时刻,大家或许还都没有想到,一部奠定金庸“武林盟主”地位,也成为新武侠奠基之作的重大作品就要诞生了。
  它的名字是《射雕英雄传》。
  “宋人议论未定,金兵已然渡河。”
  正当读者们还在为《雪山飞狐》的魅力倾倒之时,金庸在他的“三板斧”之后, 隆重祭出了他的力作——《射雕英雄传》。

  这部书以南宋抗金、蒙古兴起的历史为背景,描绘了一个气势恢弘的江湖世界,“历史”与“传奇”完美结合,拥有最生动精彩的一对主角——郭靖与黄蓉,他们的个性的差异与互补始终是“金迷”念念不忘的话题;拥有最丰富鲜明的江湖人物群像——“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成为武林高手代名词和之后武侠小说竞相效仿的对象,甚至被加以再创造,发展出他们各自的历史和恩怨;甚至连历史上的真实人物铁木真等,也栩栩如生。金庸后来写的许多作品,技巧有过于它,但是,在“创造完整的武林世界”上,《射雕英雄传》应当是奠基者。
  这部百万余字的巨著,以成吉思汗般的雄伟气魄,使此前的一切武侠小说都黯然失色。金庸的武侠大宗师地位,也就此奠定。全城轰动,倪匡说:“在1958年,若是有看小说的人而不看《射雕英雄传》的,简直是笑话。”曼谷的中文报纸为了抢先转载,甚至用地下电台来拍发香港当天的登载内容,这可谓是小说史上的奇闻。
  著名学者夏济安先生,也非常爱看武侠小说,在金庸的武侠小说出世之前,已认为武侠小说许多人爱看,却没有人好好写过,是一门大有发展前途的文学形式。他说,将来要是实在没有其他办法,他一定想法自己动笔写武侠小说。后来在台湾读到《射雕英雄传》,他就写信给朋友说:“真命天子已经出现,我只好到扶桑国去了。”借用《虬髯客传》中虬髯客见李世民的典故,将金庸称为武侠小说的“真命天子”,已是至高的评价和肯定。
  时年为1958年,金庸三十四岁。
  此时,作为武侠小说家的金庸,已经拥有了不可动摇的成就,但是作为报人事业,才刚刚开始。那就是金庸一生传奇的另一半:创办《明报》。
  金庸在长城电影公司,尽管小有所成,但是都未造成大的影响,并不十分得志。当时“长城”在“左”倾思想指导下,拍电影注重思想教育,对于一向注重率性独立的金庸来说,在这样的压力下再次感受到束缚重重,创作意图得不到发挥。据金庸后来接受采访时回忆:“后来,我所编写的剧本好几个不获通过,兴趣自然大减,到了1959年,对电影制作的方针越趋严格,有时整年间也拍不到一两部戏。”
  当时金庸依靠写作武侠小说和翻译等收入,已经有相当积蓄,不愿再受固定机构限制,开始筹划自立门户。权衡之下,“干电影时工作未见顺利,自己又没有能力搞电影公司,相反地,办小型的报纸,需款不多,但给我发挥的机会较大,故转而办报”。
  机缘巧合,此时他在异乡遇到了自己初中同学,当时从事印刷业务的沈宝新。谈论之下,一拍即合,金庸便邀他作合伙人,从此开始他们三十多年的合作生涯。后来金庸回忆:“和我共同创办《明报》的沈宝新先生,是我初中三年级时的同班同学。1938年开始认识,二十一年后的1959年同办《明报》,精诚合作地办了三十几年报纸,到今年已四十九年。在共同办报期间,挑拨离间的人很多,造谣生非的事常有,甚至到现在也还有。但我们互相间从不怀疑,绝无丝毫恶感。前年我因心脏病动大手术,宝新兄在医院中从手术开始到结束,一直等了八个半小时。”人生之可贵者,莫过于得良师益友,金庸与沈宝新这样根深蒂固的友谊,令他们赢得了他们的事业,也成为金庸传奇生涯的一段佳话。
  在经过充分策划与准备之后,1959年5月20日,《明报》注册后在香港正式创刊,刊名请到当时香港著名书法家王植波题写,沿用至今。注册资金十万元,金庸占百分八十,沈宝新占百分二十。
  最初,金庸只是打算办一份以刊行他的武侠小说为主的小说周刊,但在沈宝新建议下,改周刊为日报,而《明报》作为报纸的定位,也走严肃社评政评和轻松通俗文学兼容并包的中间路线。
  而在办报的宗旨上,金庸则明确贯彻了他长期的独立知识分子理想。后来他说:“《明报》的‘明’字,取意于‘明理’、‘明辨是非’、‘明察秋毫’、‘明镜高悬’、‘清明在躬’、‘光明正大’、‘明人不做暗事’等意念,香港传媒界有各种不同的政治倾向,在政治取向上,我们既不特别亲近共产党,也不亲近国民党,而是根据事实作正确报道,根据理性作公正判断和评论。”在《明报》当日的发刊词里,金庸即表明这张报纸要维护“公平与善良”的立场,而半个月后,他在为《明报》撰写的第一篇社评里,又这样说:
  “我们重视人的尊严。主张每一个人应该享有他应得的权利,主张每个人都应该过一种无所恐惧,不受欺压与虐待的生活。
  我们希望世界和平,希望国家与国家之间,人与人之间,大家亲爱而和睦。
  我们希望全世界经济繁荣,贸易发展,自然也希望香港市面兴旺,工商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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