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诊断 作者:[加拿大]阿瑟·黑利-第3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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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给那些洗碟机换一个烧热水的系统——或者干脆拆了换新机器。”皮尔逊的声音又提高了。“我已经向所有的人喊了好多年了。”
“我知道。”塔马塞利点点头。“过去的卷宗我都接受下来了，这个问题在我们待办的单子上。问题是我们的基本建设开支太多了。”他思考一下说：“不知道要花多少钱。”
皮尔逊毫无道理地带着气说：“我怎么知道？我又不是管子工。”
“我懂得一点管子工的，也许我可以帮帮忙。”听见这个轻轻的语声，大家都转过头来。原来是窦恩伯格大夫，他的手还是在那里摆弄着烟斗。他进来时很安静，没有人注意。看见哈里·塔马塞利，他问道：“我打搅了吗？”
皮尔逊咕哝着说，“不，没关系。”
窦恩伯格看见约翰·亚历山大正在看着他，就对他说：“刚才我在看你的孩子，年青人，他的情况不大好。”
“有希望吗，大夫？”亚历山大小声问。其他人也转过了身子，表情也缓和了。班尼斯特放下一个玻璃吸量管，也凑了过来。
“恐怕是希望不大。”窦恩伯格缓慢地说，停了一会儿，然后象想起一件事，对皮尔逊说：“我估计，约，给亚历山大夫人作的血敏试验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问题？”
“我的意思是会不会作错。”
皮尔逊摇了摇头。“没有问题，查理。事实是，这个试验是我亲自做的，做得很仔细。”他非常奇怪地问：“为什么你问这个呢？”
“想再核对一下。”窦恩伯格吸了吸烟斗。“今天早晨有一阵子我怀疑这孩子得的是有核红细胞增多症，这只不过是个猜测。”
“那是不大可能的。”皮尔逊很强调地说。
窦恩伯格说：“是的。我也那样想。”
又沉默了一会儿。大家都把眼光转到了亚历山大。戴维·柯尔门觉得自己应该说点什么——随便说点什么来转移一下，让那年青的化验员心里好受一点。他没有思索就对窦恩伯格说：“过去对血敏试验是产生过怀疑的——
那时化验室只用盐水介质和蛋白介质两种方法检查。有时少数阳性反应会被当成阴性的了。现在加上了孔姆斯间接试验，已经相当保险没有错了。”他说完以后才想起是在他来了以后这个化验室才改变的。他并没有意思想打击一下皮尔逊，不由得希望老头子没有注意听他的话。他们两个已经拌了不少的嘴，不要再毫无必要地火上加油吧。
“可是，柯尔门大夫……”亚历山大嘴张得很大，眼睛露出惊慌的样子。
“啊，怎么了？”柯尔门有点莫明其妙了，他说的话怎么会引起这种反应呢？
“我们没有作孔姆斯间接试验。”
尽管柯尔门对亚历山大很关心，他觉得有点不愉快了。由于皮尔逊在场，他很想避免再谈这个问题。现在他被弄得不得不谈了。“唉，作了，你作过了，”他顺口说道。“我记得是我签的孔姆斯试验的申请单子。”
亚历山大用绝望的眼光看着他，眼睛里流露出请求的神色。“可是皮尔逊大夫说没有必要。这个试验是仅仅用盐水和高蛋白作的。”
柯尔门花了几秒钟时间消化这句话。他看见塔马塞利不大明白似的用好奇的眼光看着这一场表演。窦恩伯格马上注意起这些话来了。
皮尔逊显得很不舒服的样子。他带着不安的心情对柯尔门说：“我原打算告诉你的，可是给忘了。”
戴维·柯尔门的脑子马上转过来了。但在没有进一步弄清情况以前，他需要落实一下。“我理解的对吗？”他问亚历山大，“根本就没作孔姆斯间接试验？”
在亚历山大点头的时候，窦恩伯格突然插进来说：“等等！让我先弄清楚。你的意思是说，那母亲——亚历山大夫人——终究还可能有血液敏感问题？”
“当然她可能有！”柯尔门这回不管不顾了，他的声音一下提高起来。
“盐水和高蛋白试验在很多情况下是有用的，但不是所有情况都有用。任何在血液学方面合理地跟上现代医学的人都应该懂得这一点。”他斜眼看了皮尔逊一眼，他在那里似乎没有什么反应，然后，又对窦恩伯格说：“所以我才让作孔姆斯间接试验的。”
院长仍然在努力理解医学方面的含义，他问：“你说的这个试验，既然你让作了，怎么又没有作呢？”
柯尔门转过身来冲班尼斯特，眼色很严厉地问：“我签的那张申请单哪里去了——孔姆斯试验的申请单？”技术员犹犹豫豫地没有回答，他又问：
“说呀？”
班尼斯特直发抖。他嘴里嘀嘀咕咕，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在说：“我把它撕了。”
窦恩伯格有点难以置信地说：“你把大夫的申请单给撕了——也不告诉他？”
柯尔门毫不客气地说：“是谁叫你撕的？”
班尼斯特看着地板，勉强回答：“皮尔逊大夫叫我撕的。”
窦恩伯格现在思想转得很快。他对柯尔门说：“这说明那孩子可能得了有核红细胞增多症，事实上，各种迹象都说明这个问题。”
“那你要作换血手术吗？”
窦恩伯格痛心地说：“如果需要换，也应该在出生的时候换。可是尽管这么晚了，也许还可能有救活的机会。”他望着年青的病理医师，似乎只有柯尔门的意见是可以信赖的样子。“可是我想弄牢靠一些。那孩子没有多少力气，经不住折腾了。”
“我们需要给孩子的血作一次孔姆斯直接试验。”柯尔门的反应很快、很中肯。现在都看他和窦恩伯格的了。皮尔逊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似乎给迅速发展的情况弄呆了。柯尔门厉声问班尼斯特：“医院里有没有孔姆斯血清？”
那技术员咽了一口气，说：“没有。”
这是院长权限之内的事了，他很干脆地问：“我们从哪里可以弄到？”
“时间不够了。”柯尔门摇摇头说。“我们得请别的地方作，那些有条件的地方作。”
“大学可以作，他们的化验室比我们的大。”哈里·塔马塞利走到电话机旁，对接线员说：“请给我接大学医院。”他问在场的人：“谁在那里负责？”
窦恩伯格说，“弗兰茨大夫。”
“我找弗兰茨大夫。”培马塞利问：“谁和他接头。”
“我来。”柯尔门拿过电话。别人听着他说：“弗兰茨大夫吗？我是柯尔门大夫，三郡医院病理副主任医师。您能给我们作一个紧急的孔姆斯试验吗？”停了一会儿，柯尔门听着。然后，他说：“好，我们立刻把血样送来。
谢谢你，大夫。再见。”他转过身说：“我们要很快抽血样。”
“我帮您抽，大夫。”这是班尼斯特，手里拿着器械盘子。
柯尔门想拒绝他帮忙，又看见他眼里带着恳求的神气，犹豫了一下，说，“好，跟我来吧。”
在他们走的时候，院长在他们后边喊道：“我叫一辆警车。他们可以把血样送得快一点。”
“请允许我自己把血样送去——和他们一起去。”这是约翰·亚历山大。
“好吧。”院长拿起电话耳机，他很快地对接线员说：“接警察局，”
又冲亚历山大说：“和他们一起去把血样拿到急诊出入口。我让警车在那里等着。”
“好，院长。”亚历山大很快地走了出去。
“我是三郡医院院长。”塔马塞利又在打电话。“我们需要一部警车送一个紧急血样。”他听了一会儿。“是的。我们的人等在急诊出入口，好。”
他挂上电话，说：“我再去看看，让他们都接上头。”他走了出去，室内只剩下皮尔逊和窦恩伯格两个人了。
在过去几分钟的时间里，老产科医生脑子里思绪万端。在漫长的医务生涯当中，查尔斯·窦恩伯格当然经过许多病人死亡的事例。有的时候，他们的死亡几乎好象是命中注定的，可是他总是全力以赴地，有时甚至是拼命地设法抢救，一直到最后，从不放弃一线希望。在一切情况下——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他可以问心无愧地告诉他自己，他的所作所为是光荣的，他对自己的要求是高的，工作是踏实的，他总是要尽他最大的力量的。他知道，有的医生有时就不那么认真。但就他自己来说，他自信和自负的是：我查尔斯·窦恩伯格从来没有由于技术不行或粗心大意而耽误过一个病人。
这样一直到现在的这一次。
现在，在他即将结束他的医务生涯的时候，他似乎要分担一份由于另一个人的无能所造成的悲惨的恶果；而最倒霉的是——这个人竟是他的一个朋友。
“约，”他说。“我想告诉你点事情。”
皮尔逊坐在一个化验台的凳子上，脸色苍白，眼神发散。现在他慢慢地抬起头来。
“这是一个早产儿，约，可是他是正常的，我们本来可以在他出生的时候给他换血的。”窦恩伯格停顿了一下，当他又继续说的时候，他的声音里带上他自己的情绪了。“约，我们是很长时间的朋友了，有时我给你打掩护，我帮着你去跟别人干。可是，这一次，如果这个孩子死了，那么上帝帮助我！
——我要把你带到医管会去，我非把你撕成两半不可！”
二十
“看在基督的面上，他们都干什么呐？怎么还没有个信呀？”
约瑟夫·皮尔逊神经质地用手指头敲打着办公桌。从把亚历山大的婴儿的血样抽出来立即送到大学医院起，到现在已经是一个小时零一刻钟了。现在只剩下这个老病理医师和柯尔门两个人在办公室。
柯尔门沉静地说：“我又给弗兰茨大夫打了电话。他说一有结果马上用电话通知我们。”
皮尔逊呆呆地点点头，又问：“那个年青人——亚历山大在哪儿？”
“警察把他送回来了。他现在在他妻子那儿。”
柯尔门犹豫一下，说：“在我们等信这时候，向保健科了解一下伙房的情况，看看他们给炊事员作的检查工作开始了没有，你看怎么样？”
皮尔逊摇摇头。“等会儿吧——等这事过去之后再说。”他焦躁地说：
“在这件事没有个着落以前，我什么事也考虑不了。”
自从今天早晨化验室里一连串爆炸性的事情发生之后，柯尔门感到自己一直没考虑到皮尔逊的心情，不知道这个老头子心里是什么滋味？对于柯尔门在血敏试验问题上发表的一通言论，皮尔逊没有争辩。他的沉默似乎是默认了他的这位年青的同行起码在这方面比他高明。柯尔门心想：这种滋味大概不大好受。他发现自己头一次对这个老头产生了一点同情心。
皮尔逊停止了敲桌子，使劲给了桌子一巴掌。“看在圣彼得的面上，”
他说，“他们为什么还不打电话来呀？”
“病理科有什么消息吗？”
查尔斯·窦恩伯格刷好了手，在产科旁边的一个小手术室里等着，他在向刚刚走进来的一个护士问话。
那个姑娘摇摇头。“没有，大夫。”
“咱们这里快准备好了吗？”
护士装好两个胶皮热水袋，放在为婴儿准备的小手术台的毯子底下。她回答：“再有几分钟就好了。”
一个实习医生走到窦恩伯格跟前，向：“如果孔姆斯试验结果来不了，您也打算照样作换血手术吗？”
“嗯，”窦恩伯格回答。“我们已经耽误了很久，我不想再耽误了。”
他考虑一下说：“反正，按照那孩子的贫血情况，即使没有试验，也得给他换血。”
护士说：“大夫，那孩子的脐带已经剪短了，您知道吧？”
“是的，谢谢你，我知道。”窦恩伯格对实习医生解释说。“如果我们事先知道要给孩子换血，在孩子出生的时候就把脐带留长一些，这样可以作为一个方便的连接点。很遗憾，我们当时不知道，现在这个病例要换血，所以把脐带给剪了。”
“那您预备怎么办呢？”实习医生问。
“我打算用局部麻醉，紧贴着脐静脉血管上边切下去。”他又转身问那护士：“血温过了吗？”
护士点头说：“温过了，大夫。”
窦恩伯格告诉实习医生说：“检查一下新血是否接近于体温，这很重要，不然会增加休克的危险。”
其实，窦恩伯格脑子里还有另外的考虑：这样给实习医生讲着，可以把他的脑子占住，避免想得太多。在这个时候，窦恩伯格很想回避一些问题。
他在化验室和皮尔逊摊了牌，离开那里以后，受到了焦虑和自责的折磨。这个事故从技术上说，怪不到他头上来，但是这一点似乎无关紧要，问题在于他的病人受到了伤害，他的病人可能由于这次医务上不可原谅的失误而死亡，而这个责任则完全是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