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蒋介石父子身边四十三年 口述:翁元 记录:王丰-第2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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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亲友的密切安排下，汪长诗准备给蒋孝武表现真诚的机会，于是她在从海外过境台北机场时，蒋家亲戚就希望孝武能够去机场接机，这样，汪长诗在孝武给面子的情况下，还可以勉为其难地回到孝武的身边。可是，哪知道孝武对亲友的这个计划，根本是不屑一顾，觉得自己是堂堂“总统”家庭的第三代，别人应该来向我低头才对，哪有堂堂男子汉向女人低头的道理，因而，孝武根本连机场都懒得去。如此一来，汪长诗在机场等不着孝武，一气之下，愤而离开台湾，从此和蒋孝武分道扬镳。
人的情缘，就是这样奇妙，孝武和汪小姐离婚之后，两人反而成了好朋友，汪小姐每年都会固定在寒暑假回台湾，看看她的儿女友松、友兰。
说起孝武的工作经验，应该是在他和汪小姐结婚后，回台湾后的事。
当年轻的孝武回到台湾时，老先生还在世，当时孝文情况不是太好，所以老先生对孝武的期待也就格外殷切。老先生希望这个留学德国的第二个孙子，能够为蒋家第三代争口气，因而把许多希望都寄托在孝武的身上。他一回国，老先生就发布孝武当国民党中央党部的专门委员，这个职位和中央党部的总干事平行，一般大学毕业的青年，如果参加国民党的工作人员招考，即使他的能力、学识、人品再好，即使是考上了，也只能从助理干事做起。可是，老先生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还说这是要给孝武“磨炼磨炼”。
在党部上班的时候，他自己开美制道奇吉普车去办公室，后来，他由党部转到“辅导会”经营的华欣文化事业公司。当筹备主任的时候，那时“辅导会”的主任，也就是他的顶头上司是赵聚钰。赵主任是孝武父亲的老部下，对孝武焉有不关照的道理，自然是要什么有什么。
江南案（据称《蒋经国传》作者江南，因在该书中有意“丑化元首”，遭台湾情报部门特工刺杀身亡），给孝武政治生命一个相当沉重的打击，这也是导致他出国避风头的主因；但也有人认为，蒋孝武出国的另一个原因，是为了在国外比较能够避免外来的一些干扰，让他过一个比较平静的新的婚姻生活。
的确，孝武自从和汪长诗离异以后，他展开了他新生活的第一页。在这第一页的扉页上，他认识了一位台湾籍的小姐蔡惠媚，而这位台籍小姐竟然改变了他的后半生。
认识蔡惠媚之前，孝武的私生活是很受外界关注的，当然这些关注有相当一部分是带着一种异样的眼光在看待他。可是，在他认识了蔡惠媚之后，却奇迹式的，改变了以往不为家人和外界认同的生活方式，在作为和生活步调上，都慢慢做了微妙的转变。可见，爱情的力量即使在这位时人视为“太子”的身上，扮演了多么重要的角色。
蔡惠媚本来是孝武尚未离婚时，他女儿友兰的英文教师。蔡惠媚生长在台中望族，在经济上，她根本没有必要外出赚钱，可是，上天有意让她和孝武借着当家庭教师的机会，两人结合。
孝武为了追求蔡惠媚，据说花了10年的时间，才感动了蔡惠媚本人和蔡家。特别是蔡家本身是台中的大户人家，根本没必要去攀蒋家这门亲戚，而且，台湾人对蒋家基本上是有着十分歧异的看法，加上孝武过去在政坛上的一些风风雨雨，蔡家自然早有所闻，所以，女方家长对这门婚事，基本上最早的兴趣实在不大，要不是孝武苦苦追求，感动了蔡惠媚，恐怕这门婚事永远都不会成功。
蒋经国对孝武的这档婚姻，非常重视，而且这是蒋家头一次和台湾籍人士结姻亲，自然更为重视，何况孝武有离婚纪录，蒋经国怕孝武再有失足纪录的话，势必引起社会更为负面的批评。所以，父子两人为此曾经做了一番深谈。当蒋经国明白儿子这次是真心要和蔡小姐在一起后，他才要孝武以蒋经国本人的名义，把蔡惠媚的父母请到七海官邸来，由蒋经国出面在官邸客厅准备茶点，招待了蔡家二老，并且借着茶叙的时间，由蒋经国、蒋方良夫妇，亲口和蔡家二老把亲事定下来，但是为了尽量减少外界干扰，婚礼决定在孝武“驻节”的新加坡举行。
孝武在新加坡举行的婚礼，由于蒋经国是不可能出台的，其他的蒋家亲人也不可能前往，所以，蒋经国特地命令蒋孝勇代表全家，到新加坡去参加孝武的婚礼。
从整个人生经历来看，如果说蒋孝武的性格不是那么倔强，而且不发生江南命案，他是不可能就此从政坛上销声匿迹的。他的个性让他在政治上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局限，更不幸的，在他结束“出使”海外生涯时候，却突然在一次健康检查中，无故暴卒。他的死不但让类似江南命案的案子变成悬案，而且也留下了许多的疑点，为后人带来更大的臆测空间。
蒋孝武死后，蒋家变成一门四寡，这个家族真是多灾多难。
“地下总统”蒋孝勇
长安东路时代，我们奉派到蒋经国官邸去担任便衣卫士的工作，上面给我们的任务分配是一个人负责带蒋孝武，一个人负责带蒋孝勇。通常，带孝勇的那个同仁是比较辛苦的，除了他的年龄比较小，不好带之外，孝勇的调皮捣蛋是一个重要原因。
孝勇小时候，像是一只猴子，不但玩刀玩枪天不怕地不怕，而且特别喜欢爬树，早上给他穿的是一套新衣裳，下午已经玩得全身是泥，没有一个地方是干净的。更绝的是，孝勇只要出去玩，身上总是到处是伤。而从小，孝武和孝勇就是每天打打闹闹的，只要见面就会打架，这两兄弟从小打到大，真是一对小冤家。
所以，负责带他的同仁，不但要经常注意他的衣着整洁，而且还要保护他的人身安全，不能有一点受伤害的情况，否则谁也担待不了这个责任。然而偏偏这些小孩既不能打也不能骂，所以，一旦他们调皮起来，任谁也管不了他们，只有任由他们胡闹。
一直到孝勇读军校时，他还是校方心目中最棘手的人物。
在读军校时，孝勇最怕的人还是教育班长。如果孝勇在学校偷着抽烟，被教育班长当场抓到的话，教育班长是不会理会他是老“总统”的孙子这样的身分，照样给他严厉的处罚，硬是叫他连烟带灰一起吞到肚里去。可是，他对军校的校长和高层首长却不看在眼里，毕竟，这些人都是他父祖辈的部下，他一方面是有恃无恐，一方面，这些学校首长拍他的马屁犹恐不及，怎么可能对他有什么太严苛的举动？
后来，孝勇在一次训练中，跌伤了脚踝，所以只好办理退学手续。从军校退学后，孝勇又插班进入台湾大学就读。
因为蒋孝勇最懂得讨好他的父亲蒋经国，在表面上，他也是蒋经国最听话、最乖的儿子，他不像孝武那样倔强好胜，也不像孝文那样孟浪冲动，他是蒋经国的子女中，在个性上最像蒋经国的一个，但是，蒋孝勇背后究竟在做些什么，蒋经国是从来也不清楚真相的。
1975年，也就是老先生过世以后不久，因为蒋经国的政务实在愈来愈繁忙，他自己的身体日渐虚耗，而且蒋经国慢慢发现自己染有遗传性的糖尿病，虽有专职医生负责，为他诊治，长期下来渐难控制，如果他的体力再不更有效益地运用，那将无异饮鸩止渴。所以，他开始打算把一部分权力，尤其是私人的权力与工作，放一部分给儿子去分忧解劳。
然而，蒋经国几经考虑，在他三个儿子当中，已经卧病的孝文不用说；孝武个性上比较倔强好胜，而且，性情上也不像孝勇那样内敛，也就是所谓的“持盈保泰”，孝武不懂这一套，所以，如果赋予孝武重任的话，很可能会因为一时急躁，而前功尽弃。
最后，蒋经国还是选择了蒋孝勇作为他的代言人。当然，他也清楚，以当时台湾的未来走向，台湾没有充分的客观环境，继续走强人政治的道路。所以，他其实很早就有自觉，孝字辈的蒋家后代，是不可能在台湾的政治舞台上有所作为的。可是，蒋经国毕竟是一个跨越现代与传统的过渡型的政治人物，他不可能像现代民主制度要求的政治人物，是“传贤不传子”的、是用民主程序决定一切的，他已经习惯了在台湾这块地方呼风唤雨的感觉，如果有朝一日他失去了现在拥有的一切，他实在无法想像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尽管如此，蒋经国还是希望给孝武和孝勇有更多的机会去比较他们的长处。只有这样，才能比较客观地决定谁是真正有资格继承他“法统”的儿子。
很多侍卫人员和官邸工作人员，都清楚孝勇的脾气和个性，他是一个十足的两面人，甚至有人说他是个笑面虎，人前人后的表现完全不同。
在蒋经国身体状况急剧转危的最后几年时光，蒋孝勇可说是蒋经国最直接的代表，所以有人戏称他是“地下总统”，就是在蒋经国卧病那段时期，别人为他取的绰号。
那时，孝勇每个星期二和星期五，是他向蒋经国报告各种公私杂务的简报时间，因为他可以“上达天听”，所以，很多官场上的人便不得不借着各种机会逢迎巴结，以特别讨蒋孝勇的欢心。
*第十三章：蒋经国是个怎样的人？
蒋孝文在世的时候，有一句名言，我到现在还记得十分清楚：“我做了什么错事，他（指蒋经国）顶多骂一下，可是你们就不一样了，所谓虎毒不食子！”到底，蒋经国是个怎么样的人？这是颇值得人们深入研究的。
蒋经国是个好“演员”
蒋经国性格上，一个明显的特性，就是他的双重性格，这一点可以在他的一些往事的个案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从大陆临撤退前，蒋经国曾对老先生的警卫总队第四队的队员讲过，只要他有一碗稀饭吃，就会让全体队员先吃。可是，撤退到台湾以后，因为警卫总队缩小编制，第四队因而被遣散掉了，有些队员就对经国先生至表不满，认为他食言而肥，不守信用。当然，以当时的处境，国民党政府不可能再像过去在大陆时期，容纳那样多的编制人员。可是，就因为蒋经国在上海讲过那番话，不少第四队的队员对此耿耿于怀，而蒋经国却事后不加兑现，难免引起被遣散队员间的尖锐反弹。
在长安东路时，还有一次特殊事件，是让我们同仁印象深刻的，那就是“戡乱建国总队”的请愿事件。那次的请愿事件，让我们四个守护长安东路官邸的便衣卫士同仁，全部被以处理不当的理由，调职查处。
那次的情况是这样的，我们在长安东路值班，突然来了一群自称是“勘乱建国总队”的人，起先我们也并不清楚他们来的用意是什么，我们同仁就走进官邸，向蒋经国报告，说外面有一些人要求见。他问来者是谁？我们就说是谁，他一听说是“戡乱建国总队”的人，就摇摇手示意不见，并且很直截了当地说：“告诉他们说我不在！”我们也不知道当中有什么玄机，可是主人说不见，我们又岂能再多说什么话，就走出去向在门口等候的人说：“蒋先生不在，你们走吧！”可是谁晓得这些人不相信，就在门口大吵大闹起来，有的人在门口大骂，骂得相当难听，有些话简直不堪入耳。
“哦？不见！过去我们出生入死，现在就不管我们的死活了！”
“避不见面就可以解决问题？不见也要见！他明明说过，他有饭吃，大家都有饭吃的，现在他有饭吃，可是我们没饭吃啊！”
我们看现场愈吵愈乱了，只好找人来支援，总算在大家轮番劝解下，这些人才心有不甘地离开了蒋公馆。
不一会儿，蒋经国把我们叫到他的屋里，他不分青红皂白，劈头就是一顿臭骂：“你们是怎么处理的，这么简单的事情都处理不好？你们全部给我滚蛋！马上滚！”在他一阵连珠炮似的痛骂以后，我们当然只有卷铺盖滚蛋的份，隔天，我们就被调回原来的便衣组里，换另外一批人去服侍蒋经国。
除了这次被蒋经国“扫地出门”的经验，还有一次是在1978年，刚进“七海”不久，蒋经国叫副侍卫长来告诉我们几个副官，说经国先生要我们回慈湖，七海官邸暂时不需要我们。那时我们以为自己又犯了什么错，但也不能去追问啊！只有默默走路回慈湖，不久，蒋经国大概觉得这样做会引起我们心里不平，因为我们自省的确没做错什么事，为什么会叫我们走路呢？他叫他的副侍卫长跑来跟我们讲：“总统要我来和你们讲，上次并不是你们表现得不好，也不是你们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而是总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