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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节

我在蒋介石父子身边四十三年 口述:翁元 记录:王丰-第1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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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先生复苏以后,情况并没有什么大的改善,可是,经过一阵子以后,医官已经允许他可以在六病房四周坐在轮椅上活动,有时候他的体力比较好时,还让他到下面去走几圈。
  有几次,老先生心血来潮,在宋美龄提议下,又找电影股的人去找电影片子,要在六病房放电影。官邸人员立刻照办,为他弄来最新档期的电影,可是,他看了几分钟以后,就说不想看了。其实,给他看电影,也只是希望舒解一下他的心情,让他不要太过烦闷,电影大概只看了几次,后来就没再放过。
  老先生苏醒后不久,宋美龄对“总统”医疗小组的医护人员以及官邸上下的工作人员,多时以来的辛勤努力十分感谢,在六病房时每逢年节都会设庆功宴,向医疗小组成员致谢。有时,老先生都还特地从床上起来,向在场的人员致意,这一点,蒋宋夫妇是做得相当周到也可以说很有人情味。
  


宋美龄导演“健康政治”



  蒋介石卧病期间,外间当然免不了会有一些关于他病情传说的风言风语,为了“辟谣”
  ,宋美龄和官邸人士真是想尽了各种办法。从运用家族的重要活动,向外界“证明"“总统
  ”尚健在,就可以看出宋美龄女士长于外交的手腕。
  我的印象中,老先生在病中,一共对外露了四次脸,而这四次的公开露面,都是由宋美龄一手决策设计,并且是其中的灵魂人物。
  病中的蒋先生第一次在新闻媒体曝光,是在1973年间,他最小的孙子蒋孝勇结婚的时候。
  孝勇的婚礼在士林官邸的礼拜堂凯歌堂举行,那时,老先生还在“荣总”调养,虽然他已经苏醒过来,只是不适合长途走动,所以这次的婚礼并没有惊动他,孝勇夫妇是在行礼之后,按照奉化家乡的习俗,给老先生这位家族长者奉茶。
  当天上午,我们和平常一样,给老先生穿上长袍马褂,坐在六病房的客厅椅子上,由宋美龄代表蒋介石接受孝勇夫妇的奉茶仪式。
  那次的奉茶仪式,宋美龄特别决定选这个主题,对外发布新闻,说明“总统”为最小的孙子主持了婚礼的奉茶仪式,并且对外证明老先生的病情正在康复中。这次的曝光,显得非常自然,实际上也没有造作的地方,当然,官邸在对外的说词上,必须斟酌外界的可能反应和联想。所以,在对外的用字遣词上,都是字斟句酌、小心谨慎。
  然而不可否认的,蒋介石毕竟是有病在身的老人,从他的神色可以看出他的确经历过一番和疾病搏斗的艰辛历程,这个艰辛历程,使得他的双眼眼眶严重下陷,而且脸庞消瘦,有经验的人很容易猜出他的病情。
  第二次曝光是1973年11月间,国民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后,参加全会的10位主席团主席,到“荣总”会客室晋见这位国民党总裁。
  那次的晋见,是由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张宝树带领三中全会10位主席团主席,到“荣总”见老先生,然而,当时老先生的右手肌肉萎缩的情形,已经十分严重,即使坐着的时候右手也会因无法控制而不自觉地垂下来。到底该怎么掩饰右手的缺点?大家都没有想到一个比较妥善的方法。后来,我突然灵机一动,想到何不用透明胶布将老先生萎缩的右手手腕索性“绑”在椅子的把手上,然后再穿上长袍马褂,这样外表就看不出来他的右手有什么问题了。我把这个想法向上面反映,上面马上拍手叫好,于是,就照我的方法,先为老先生穿好他惯常穿的长袍马褂,然后再把他用轮椅推到“荣总”会客室,等他在会客室的沙发上坐定,我们便立刻用透明胶布在他右手手腕上方绕上一圈,直接粘在沙发的右边把手上,把他的右手问题处理完毕,才通知主席团要晋见的人员一一进场。
  虽然那时蒋介石的身体有些清瘦,但精神看起来还是蛮不错的,医官怕他离开心电图监视的时间太久,会引起危险,在有关方面安排行程时,特别要求尽量把接见的时间压缩,当然,医疗小组的医护人员更是全员戒备,在会场一旁随时待命,只要他稍有情况,就马上采取必要的急救手段。
  第三次曝光,是在蒋孝武夫妇带着年方周岁的蒋友松,去士林官邸探望蒋老先生夫妇。那次的家族活动,在宋美龄应允下,决定发布一张蒋家的全家家族照,再一次“证实”老先生还好好地活在人间,一扫当时有关老先生已不在人世的不实传言。
  那张照片画面上显示,老先生手上抱着他最小的曾孙友松,一家人和乐融融的样子。实际上,友松只有在拍照的时候,才象征性地放在老先生手腕上,真正在他手上的时间大概只有几分钟不到的时间。
  第四次的曝光,是时势所迫的曝光,但也是别无选择的一次纯政治性曝光。
  时间是1975年初,那时美国驻台“大使”马康卫,即将离职回美国,他其实早在一两年前,就已经几次向台湾当局提出晋见“蒋总统”的请求,但是,以前几次不是老先生正在昏迷状态,就是病情尚未明朗,不便接见,而美国方面已经根据种种迹象,猜测台湾的政治强人蒋介石应该已罹染重病,因为老先生已经有好长一段时期没有到“总统府”上班,而且,在许多老先生一向不轻易缺席的场合却看不见老先生的踪影,可见,老先生有病是个事实,不是空穴来风。面对马康卫离职返美前的最后一次晋见请求,宋美龄左思右想,权衡见与不见的利弊得失,最后和她的心腹商量的结果,还是决定接见。因为,见比不见更好,只有见,才可以免去不必要的误解和臆测,何况,这时日本和台湾刚刚“断交”,大陆已经进入联合国,如果我们再对美国有失礼动作,很可能对彼此的“邦谊”有负面影响。
  然而,为了让马康卫晋见蒋“总统”的过程显得天衣无缝,士林官邸确实费了一番巧思。
  在马康卫来晋见“总统”前夕,士林官邸内务科和有关部门的人已经做好相关的准备,然而,宋美龄对接见计划是胸有成竹的,因为,她有很好的英语语言基础,而且,在美国早一辈的外交圈子里,她的能力和人际关系也是一流的,所以,她没有要求台湾当局任何一位“外交”人员作陪,她认为只要她陪伴“总统”接见马康卫,就已足堪应付大局。
  可是,她惟一比较不放心的还是老先生的身体,是不是能够撑持一段时间?因为接见马康卫,不可能像见国民党主席团主席,见个十几分钟,敷衍一下,毕竟主席团主席都是老先生的部属,即使不见也没有什么大不了。可是,若是对美国“大使”也是这么敷衍十几分钟,恐怕还比不见来得更为失礼。
  便是这个原因,医疗小组的医官对此又有不同的意见,他们还是强调蒋“总统”是不宜离开心电图的监视太久的,否则没人可以保证他不会有任何令人措手不及的意外发生,何况,他已经有几次心跳突然停止的情况,尤其令人忧心的,便是他的每次心跳停止间隔时间已有日渐缩短的迹象,假如情况进一步恶化的话,谁能把握老先生不会因为一时兴奋或是冲动,而使心脏受到致命的刺激?
  然而,尽管医疗小组的医生们如此悲观,蒋介石和宋美龄的意思还是不改变接见马康卫的决心,为了国民党的前途,必须冒一次险。
  接见照计划进行:那天下午,马康卫准时依约前来,蒋介石早在马康卫来之前,就已经端坐在士林官邸的客厅等候,医疗小组则在后侧隐秘处严阵以待,我们副官则在料理完杂务之后,退据在客厅后方等候差遣。
  我清楚地看见老先生和夫人的表情和谈话过程,只是我并不懂英语,所以,听不清他们的交
  谈内容,可是,他们的交谈状况,我却清楚在目。
  老先生的表情那天有一点僵化,脸上表情不太自然,偶尔会讲几句中国话,但任何和他有过交谈经验的人或者从未交谈过的人,都可以发觉,他的舌头出了一些问题,似乎有些硬化的感觉,而且谈话时还会喘着大气,这正证明了老先生的病是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了。
  然而,幸好还有宋美龄一旁协助,让马康卫“了解”老先生的意思,并且适时地掩饰老先生的口齿不清和词不达意。
  几次重要接见安排下来,让医疗小组召集人王师揆胆子都快吓破了,每次宋美龄告诉他老先生哪天要见某某,他总是极力反对,后来他和我们闲谈谈起:“你们不知道我每次要担多少心,但又不得不接受上级的指示,没有办法制止,心情真是非常复杂。”
  除了这四次主要的对外曝光,老先生的病情新闻便从来不曾在任何正式媒体上面出现,这是当时国民党控制言论的一个非常代表性的例证。当时有不少人总认为“总统”的病情要是轻易外泄,好像会对台湾未来造成什么致命影响似的。其实那时蒋经国基本上已经掌控了整个台湾未来大局,就算老先生去世,其实已经不具任何实质上的影响,只会在心理上,形成对国民党权力中心的短暂压力,这则是不争事实。
  


抓权力比养身体更重要



  赶快回到“总统府”上班,可以说是宋美龄对蒋介石苏醒后,最急切的一种渴望,然而,老先生又何尝不是做如此想?
  蒋介石在苏醒后不久,曾经一度想叫我们为他准备纸笔砚墨,要想练练毛笔字。可是,他自己试了几次,知道自己的右手萎缩得相当严重,已经没力气握笔了。但他还是很努力地练习握笔写字,只是仍有力不从心的感觉。试想一个当年是“一国之尊”的“总统”,曾经批过多少重要文件、下达过多少命令,可是,当年那只指挥千军万马的右手,如今却不听使唤了,他的内心怎能不暗自神伤?
  为要老先生赶快痊愈,然后可以立即销假上班,夫人宋美龄和她四周的亲信,莫不伤透脑筋。他们在照顾老先生的工作上,也费了很大的功夫,像孔二小姐便是最好的例证,孔令伟被赋予的任务之一,是夜里的查勤。
  老先生从昏迷状态苏醒之后,若遇天气比较热的时候,就叫我们副官为他打扇子扇风,但是老先生也体谅我们站着扬风很辛苦,有时候他会叫我们坐着扬。这一坐,反而我们的瞌睡都来了。尤其是入夜以后,六号病房只开了盏小灯泡,昏黄的光线下,隐约见到他躺在病床上,一旁的心电图发出有规律的鸣叫,加上已经忙了整个白天,我们差不多都会在值班时忍不住打起瞌睡来。
  正班的副官通常是和两位值班照顾老先生的护士,一起在老先生病榻旁守候,防止有任何突发情况。护士一般来说,她们是专业人员,晚上若有轮值守夜,白天大致上不会有太重的任务给她们,和我们情况不同,所以她们也极少有打瞌睡的事情发生。
  可是,孔二小姐她可不管这些,反正值班的人不能尽职,就是不对。她晚上经常是一身暗色的西装,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她就身轻如燕地从外面走进六号病房,先在进来的地方探个头看看,到底有没有人在打瞌睡。要是有人敢打瞌睡给她瞧见,她会毫不留情面地给那个睡觉的人一顿狠骂。
  不过她的理由也很有道理:“要是你们睡着了,先生心电图有什么不正常的反应,谁能够及时回报?这是性命交关的事情,岂可如此随便?”
  当年我们多半是40岁以上的中年人了,体力大不如年轻时代那样丰沛,何况我们有时是24小时不眠不休地工作,一天没有多少睡眠时间,所以,值班打瞌睡可以说是人的生理自然反应,其实,我们又何尝不知道本身任务的重要性。
  孔二小姐始终没有为了值班打瞌睡的事责备过我,我还记得有一回,我轮值夜班,守在老先生床榻边,不知不觉中,禁不住白天的疲累,我竟然意识昏沉地打起瞌睡来。隔了一会儿,护士小姐把我唤醒,她说:“翁元!刚刚总经理(指孔令伟孔二小姐)来过,她知道你在打瞌睡,没有把你叫起来,你运气很好!”
  我振作起精神,咬紧牙关,再也不敢打瞌睡了。
  蒋介石自己也对病情十分着急,他时常很焦急地想起床试着走动一下,长期躺在床上,他内心有说不出的苦闷和焦躁。他也巴不得马上回“总统府”上班复职,但是,他的体力和医官的要求,不允许他做这样的事情。有一次,他听蒋经国报告,说高速公路已经通车到桃园的杨梅,他很兴奋地说想去高速公路上兜风转一转,我们只好为他备车,在车队当中,少不了要一辆救护车随护其中,以防特殊情况。
  谁知车队不过到了泰山附近,他觉得非常疲倦,身体受不了,又要求车队立刻折返台北,就这样,我们的车队就在高速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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