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写在人生边上-第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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挠钪婀郏挥谑猓撼瞬晨耍˙lake）自身以外，〃所谓一花一世界，一沙一天国〃的胸襟，苍蝇倒是具有的。它能够在一堆肉骨头里发现了金银岛，从一撮垃圾飞到别一撮垃圾时，领略到欧亚长途航空的愉快。只要它不认为肉骨头之外无乐土，垃圾之外无五洲，我们尽管让这个小东西嗡嗡的自鸣得意。训诂音韵是顶有用、顶有趣的学问，就只怕学者们的头脑还是清朝朴学时期的遗物，以为此外更无学问，或者以为研究文学不过是文字或其它的考订。朴学者的霸道是可怕的。圣佩韦（Sainte Beuve）在《月曜论文新编》（Nouveaux Lundis）第六册里说，学会了语言，不能欣赏文学，而专做文字学的功夫，好比向小姐求爱不遂，只能找丫头来替。不幸得很，最招惹不得的是丫头，你一抬举她，她就想盖过了千金小姐。有多少丫头不想学花袭人呢？
色盲决不学绘画，文盲却有时谈文学，而且谈得还特别起劲。于是产生了印象主义的又唤作自我表现或创造的文学批评。文艺鉴赏当然离不开印象，但是印象何以就是自我表现，我们想不明白。若照常识讲，印象只能说是被鉴赏的作品的表现，不能说是鉴赏者自我的表现，只能算是作品的给予，不能算是鉴赏者的创造。印象创造派谈起文来，那才是真正热闹。大约就因为缺乏美感，所以文章做得特别花花绿绿；此中有无精神分析派所谓补偿心结，我也不敢妄断。他会怒喊，会狂呼，甚至于会一言不发，昏厥过去这就是领略到了〃无言之美〃的境界。他没有分析谁耐烦呢？他没有判断那太头巾气了。〃灵感〃呀，〃纯粹〃呀，〃真理〃呀，〃人生〃呀，种种名词，尽他滥用。滥用大名词，好像不惜小钱，都表示出作风的豪爽。〃印象〃倒也不少，有一大串陈腐到发臭的比喻。假使他做篇文章论雪莱，你在他的文章里找不出多少雪莱；你只看到一大段描写燃烧的火焰，又一大节摹状呼啸的西风，更一大堆刻划飞行自在的云雀，据说这三个不伦不类的东西就是雪莱。何以故？风不会吹熄了火，火不至于烤熟了云雀，只能算是奇迹罢。所以，你每看到句子像〃他的生命简直是一首美丽的诗〃，你就知道下面准跟着不甚美丽的诗的散文了。这种文艺鉴赏，称为〃创造〃的或〃印象主义〃的批评，还欠贴切。我们不妨小试点铁成金的手段，各改一字。〃创造的〃改为〃捏造的〃，取〃捏〃鼻头做梦和向壁虚〃造〃之意，至于〃印象派〃呢，我们当然还记得四个瞎子摸白象的故事，改为〃摸象派〃，你说怎样？这跟文盲更拍合了。
捏造派根本否认在文艺欣赏时，有什么价值的鉴别。配他老人家脾胃的就算好的，否则都是糟的。文盲是价值盲的一种，在这里表现得更清楚。有一位时髦贵妇对大画家威斯娄（Whistler）说：〃我不知道什么是好东西，我只知道我喜欢什么东西。〃威斯娄鞠躬敬答：〃亲爱的太太，在这一点上太太所见和野兽相同。〃真的，文明人类跟野蛮兽类的区别，就在人类有一个超自我（Trans subjective）的观点。因此，他能够把是非真伪跟一己的利害分开，把善恶好丑跟一己的爱憎分开。他并不和日常生命粘合得难分难解，而尽量企图跳出自己的凡躯俗骨来批判自己。所以，他在实用应付以外，还知道有真理；在教书投稿以外，还知道有学问；在看电影明星照片以外，还知道有崇高的美术；虽然爱惜身命，也明白殉国殉道的可贵。生来是个人，终免不得做几椿傻事错事，吃不该吃的果子，爱不值得爱的东西；但是心上自有权衡，不肯颠倒是非，抹杀好坏来为自己辩护。他了解该做的事未必就是爱做的事。这种自我的分裂、知行的歧出，紧张时产出了悲剧，松散时变成了讽刺。只有禽兽是天生就知行合一的，因为它们不知道有比一己奢欲更高的理想。好容易千辛万苦，从猴子进化到人类，还要把嗜好跟价值浑而为一，变作人面兽心，真有点对不住达尔文。
痛恨文学的人，更不必说：眼中有钉，安得不盲。不过，眼睛虽出毛病，鼻子想极敏锐；因为他们常说，厌恶文人的气息。〃与以足者去其角，付之翼者夺其齿〃；对于造物的公平，我们只有无休息的颂赞。
论文人
文人是可嘉奖的，因为他虚心，知道上进，并不拿身分，并不安本分。真的，文人对于自己，有时比旁人对于他还看得轻贱；他只恨自己是个文人，并且不惜费话、费力、费时、费纸来证明他不愿意做文人，不满意做文人。在这个年头儿，这还算不得识时物的俊杰么？
所谓文人也者，照理应该指一切投稿、著书、写文章的人说。但是，在事实上，文人一个名词的应用只限于诗歌、散文、小说、戏曲之类的作者，古人所谓〃词章家〃、〃无用文人〃、〃一为文人，便无足观〃的就是。至于不事虚文，精通实学的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等专家，尽管也洋洋洒洒发表着大文章，断乎不屑以无用文人自居虽然还够不上武人的资格。不以文人自居呢，也许出于自知之明；因为白纸上写黑字，未必就算得文章。讲到有用，大概可分两种。第一种是废物利用，譬如牛粪可当柴烧，又象陶侃所谓竹头木屑皆有用。第二种是必需日用，譬如我们对于牙刷、毛厕之类，也大有王子猷看竹〃不可一日无此君〃之想。天下事物用途如此之多，偏有文人们还顶着无用的徽号，对着竹头、木屑、牙刷、毛厕，自叹不如，你说可怜不可怜？对于有用人物，我们不妨也给予一个名目，以便和文人分别。譬如说，称他们为〃用人〃。〃用人〃二字，是〃有用人物〃的缩写，洽对得过文人两字。这样简洁混成的名词，不该让老妈子、小丫头、包车夫们专有。并且，这个名词还有两个好处。第一，它充满了民主的平等精神，专家顾问跟听差仆役们共顶一个头衔，站在一条线上。第二，它不违背中国全盘西化的原则：美国有位总统听说自称为〃国民公仆〃，就是大家使唤得的用人；罗马教皇自谦为〃奴才的奴才〃或〃用人的用人〃（Servus servorum）；法国大革命时，党人都赶着仆人叫〃用人兄弟〃（Ｆｒèｒｅｓ ｓｅｒｖａｎｔｓ）；总统等于君，教皇（Pope）等于父（Papa），在欧美都和用人连带称呼，中国当然效法。
用人瞧不起文人，自古以然，并非今天朝报的新闻。例如《汉高祖本记》载帝不好文学，《陆贾列传》更借高祖自己的话来说明：〃乃公马上得天下，安事诗书？〃直捷痛快，名言至理，不愧是开国皇帝的圣旨。从古到今反对文学的人，千言万语，归根还不过是这两句话。〃居马上〃那两句，在抗战时期读来，更觉得亲切有味。柏拉图的《理想国》里排斥诗人文人，哪有这样斩截雄壮的口气？柏拉图富有诗情，汉高祖曾发诗兴，吟过《大风歌》，他们两位尚且鄙弃词章，更何况那些庸俗得健全的灵长动物。戈蒂埃（Theophile Gautier）在《奇人志》（Les Grotesques）里曾说，商人财主，常害奇病，名曰〃畏诗症〃（Po sophobie）。病原如是：财主偶尔打开儿子的书桌抽屉，看见一堆写满了字的白纸，既非簿记，又非账目，每行第一字大写，末一字不到底，细加研究，知是诗稿，因此怒冲脑顶，气破胸脯，深恨家门不幸，出此不肖逆子，神经顿成变态。其时此症不但来源奇特，并且富有传染性；每到这个年头儿，竟能跟夏天的霍乱、冬天的感冒同样流行。药方呢，听说也有一个：把古今中外诗文集都付之一炬，化灰吞服。据云只要如法炮制，自然胸中气消，眼中钉拔，而且从此国强民泰，政治修明，武运昌盛！至于当代名人与此相同的弘论，则早已在销行极广的大刊物上发表，人人熟读，不必赘述。
文学必须毁灭，而文人却不妨奖励奖励他们不要作文人。蒲伯（Pope）出口成章（Lisp in numbers）；白居易生识之无，此类不可救药的先天文人毕竟是少数。至于一般文人，老实说，对于文学并不爱好，并无擅长。他们弄文学，仿佛旧小说里的良家女子做娼妓，据说是出于不甚得已，无可奈何。只要有机会让他们跳出火坑，此等可造之才无不废书投笔，改行从良。文学是倒霉晦气的事业，出息最少，邻近着饥寒，附带了疾病。我们只听说有文丐；像理丐、工丐、法丐、商丐等名目是从来没有的。至傻极笨的人，若非无路可走，断不肯搞什么诗歌小说。因此不仅旁人鄙夷文学和文学家，就是文人自己也填满了自悲心结，对于文学，全然缺乏信仰和爱敬。譬如十足文人的扬雄在《法言》里就说：〃雕虫篆刻，壮夫不为。〃可见他宁做壮丁，不做文人。因此，我们看见一个特殊现象：一切学者无不威风凛凛，神气活现，对于自己所学科目，带吹带唱，具有十二分信念；只有文人们怀着鬼胎，赔了笑脸，抱愧无穷，即使偶尔吹牛，谈谈〃国难文学〃、〃宣传武器〃等等，也好像水浸湿的皮鼓，敲擂不响。歌德不作爱国诗歌，遭人唾骂，因在《语录》（Gespraceche mit Eckermann）里大发牢骚，说不是军士，未到前线，怎能坐在书房里呐喊做战歌。（Kriegslieder schreiben und in Zimmer siteenl）。少数文人在善造英雄的时势底下，能谈战略，能做政论，能上条陈，再不然能自认导师，劝告民众。这样多才多艺的人，是不该在文学里埋没的。只要有机会让他们变换，他们可以立刻抛弃文艺，别干营生。
雪莱在《诗的辩护》里说文人是〃人类的立法者〃（legislator），卡莱尔在《英雄崇拜论》里说文人算得上〃英雄〃。那些特殊材料的文人只想充当英雄，希望变成立法者或其他。竟自称是英雄或立法者，不免夸大狂；想做立法者和英雄呢，那就是有志上进了。有志上进是该嘉奖的。有志上进，表示对于现实地位的不满足和羞耻。知耻近乎勇。勇是该鼓励的，何况在这个时期？
要而言之：我们应当毁灭文学而奖励文人奖励他们不做文人，不搞文学。
再版后记
五十年是千年历史上短暂的一瞬，是匆促人生里悠长的岁月。这本关于人生的小册子，在它年已半百时再版，无疑标志着历史的〃公平清楚〃以及人生的〃意味深永〃。
《写在人生边上》是钱钟书先生的第一个集子，由杨绛女士（即赠书页所说〃季康〃）编定，上海开明书店一九四一年初版，一九八二年福建人民出版公司纳入《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一九八八年台北书林出版公司又收载《钱钟书作品集》。但是，其总印数不过几千册，在国内第一流图书馆，收存者也寥寥无几，更不必说读者、研究者对它可望而不可得。
筹办此书再版的过程，我们遇到的最大难题是钱钟书先生本人。他不爱自己的少作，更不愿改头换面来重写，也怀疑它有再版的价值。经我们反复说明了读者的实际需求、特别是几个印本的误漏情况之后，先生无可奈何地表示：第一不再为此书重写序跋或进行改动；第二全部稿费赠与使用计算机为这本书制字、排版和印刷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计算机室的同志们，以助其事业的发展。
本书以钱先生修改过的一九八二年版为基础，由杨润时、乐贵明负责校核。
当我们以此书奉献于读者和研究者时，恰逢钱钟书先生八十华诞，我们也以此表示对这位作家的学者敬礼。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一九九零年五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