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号屠场 [美] 库尔特·冯内古特-第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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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怕？”
“我的眼睛有毛病吗？”
“没有，没有，”毕利说，他又要打瞌睡。“你的眼睛是好的，只是看书时需要戴眼镜。”他吩咐她穿过过道去选购大小适合的眼镜框。
她走了以后，毕利拉开窗帘，依然看不见外面的情形，视线被百叶窗挡住了，于是他咔嗒咔嗒地把百叶窗扯起来。明亮的阳光射了进来。几千辆汽车闪闪发光，停在外面广阔的铺着柏油的停车场上。毕利的办公宦设在市郊商业区之内。
在窗子外面是毕利自己的高级小轿车。他看见保险杠上贴有标语。一条是“参观奥赛柏尔峡谷”，另一条是“拥护你的警察局”，第三条是“揭发厄尔·沃伦”。关于警察局和厄尔·沃伦的两条标语出自毕利的岳父之手，他是“约翰·伯切会”会员。汽车执照上的日期是一九六七年，这意味着毕利·皮尔格里姆已四十四岁了。他自问道：“这些岁月到哪儿去啦？”
毕利回头看他的书桌。桌上有一份《验光配镜业评论》，翻开的那页上是一篇社论，毕利于是微微启动嘴唇念了起来：“一九六八年所发生的事情将支配欧洲配镜师的命运至少五十年！有鉴于此，比利时眼镜商全国联合会秘书吉恩·少里尔特敦促成立‘欧洲验光配镜业协会’。他说，如果本职业不能取得社会地位的话，到一九七一年将势必降为眼镜商。”
毕利·皮尔格里姆十分费力地考虑这件事。
警报器响起来了，吓得他魂不附体，他随时感到第三次世界大战会爆发。警报器正报告此时是正午时分。警报器安在消防站上面的小圆屋顶里面，与毕利办公室仅一街之隔。
毕利双目紧闭起米。当他睁开眼睛的时候，他又回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他的头倚在这位受了伤的犹太教士的肩上。一个德国人踢毕利的脚，把他叫醒，说是赶路的时候到了。
美国人，包括毕利在内，在外面的大路上呆呆地列队。
在场的有一个摄影师，一个带着莱卡照相机的德国随军记者，他拍摄了毕利和韦锐的脚。两天以后，这张照片被作为使人开心的新闻，被许多报纸刊登了出来。德国人想借此说明，尽管人人都夸美国富有，但它的军队的装备多么差劲。
然而，摄影师还想得到更加生动的材料，即一张实际抓俘虏的照片。于是卫兵为他表演了一个。他们把毕利推到灌木林里。当他走出灌木林时，他露出一脸憨厚的神情，他们端着机枪威胁他，好像此刻正俘虏了他似的。
这时的毕利走出灌木林脸上露出来的微笑，至少同蒙娜·丽莎的微笑一样奇特，因为他同时存在于两个不同的时间里：徒步走在德国的国土上，在一九四四年；和驾驶着他的高级小轿车，在一九六七年。德国人已逐渐在他的眼前消失。一九六七年变得明亮而清晰，不受其它任何时间的干扰。毕利正驾车前往狮子俱乐部参加午宴。此时是炎热的八月天气，但毕利的车里装有空调设备。
他开到埃廉市黑人区的中央看到红色信号灯便刹了车。住在这儿的人非常讨厌交通信号，以致在一个月以前烧毁了许多信号灯。
这是他们的一切，而他们又把它毁了。这街道使他想起了战时看到的一些城镇。路旁镶边石和人行道被压坏了，显然国民警卫队的坦克和半履带式车辆来过这儿。
在一家破败的食品杂货店的墙上用粉红色的油漆写着几个大字：“亲兄弟”。
有人轻轻叩了一下毕利的车窗，一个黑人在车子旁边。他想要讲话。信号灯的颜色变了，毕利不管他，继续开车。
毕利穿过一个情景更加荒凉的地方。这一带好像是遭到燃烧弹毁灭了的德累斯顿，也像月亮的表面。毕利小时候曾经住过的那座房子就在这儿什么地方，现在已经荡然无存了。一个新埃廉市政中心，还有艺术馆、皮斯海湖和高层公寓很快就要在这儿建立起来。这是城市的更新规划。
对毕利·皮尔格里姆说来，这一切还是不错的。
在狮子俱乐部午餐会上讲话的是一位海军陆战队少校。他说，美国人没有选择的余地，只有继续在越南作战，直至取得胜利为止，或者直至使共产党人明白：他们不能够把他们的生活方式强加给弱小的国家。这位少校曾两次因公专程到这儿来过。他讲了许多他亲跟目睹的可怕的和有趣的事情。他赞成轰炸升级，如果北越蛮不讲理的话，就把它炸回到石器时代。
毕利对轰炸北越没表示抗议，对轰炸带来的严重后果也不感到震惊，困为他早已经历过了。他只是同狮子俱乐部的成员会餐。
他是该俱乐部的前任会长①。
【① 作者有意在此混淆过去和现在的界限。】
在毕利的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只相框，框子里镶有一段祈祷文，以示他的生存之道，虽然他对活下去不那么热心。许多病人看了毕利墙上这段祈祷文后告诉毕利说：“它使我们想活下去了。”这段祈祷文是这样写的：上帝赐我以从容沉着去接受我所不能改变的事物；以勇气去改变我所能改变的事物；以智慧常能辨别真伪。
毕利·皮尔格里姆不能改变的事物中还包括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
他这时被介绍给海军陆战队少校。介绍人告诉少校说，毕利是老兵，毕利的儿子是在越南作战的特种部队中土。
少校对毕利说，特种部队正在从事伟业，他应当为自己的儿子感到自豪。
“当然，那是当然啰！”毕利·皮尔格里姆说。
毕利午饭后回家午休。他按照医生的吩咐，每天睡午觉。医生希望这会减少他的病痛：毕利常无缘无故的会黯然泪下。不过，谁也没有看见他哭过，只有医生了解底细。毕利总是暗地里掉泪，但没有夫哭，只是眼睛湿润了。
毕利在埃廉市有一座可爱的具有乔治亚时代风格的住宅。他像克利萨斯①一样富有。他从来没有料到，一百万年都难以料到自己会如此荣华富贵。他还雇了五个配镜师在市广场商店中为他干活，每年净赚六万美元。此外，他拥有郊外５４号公路旁的新“节日旅馆”的五分之一的资本，并拥有卖牛奶蛋糊冻的三个货摊的一半资本，这种冰凉的牛奶蛋糊像冰淇淋一样，给人以清凉的快感，但不像冰淇淋那样冷得使人舌头发麻。
【① 公元前６世纪小亚细亚吕底亚国的极富的国王。】
毕利的屋里没有人。他的女儿巴巴拉快要结婚了，他的女儿和他的妻子已到市中心选购水晶饰品和银器。餐桌上留的一张条子是这么说的：没有仆人。人们对于家务事这种职业不感兴趣了。
家里也没有狗。
以前有一只狗，叫做斯巴特，但已经死了。就这么同事。毕利非常喜爱斯巴特，斯巴特也喜欢他。
毕利走上铺有地毯的楼梯，进了他和妻子的卧室。卧室里糊了印花墙纸。有一张双人床，床旁有一张桌子，桌上摆了一只带有时钟的收音机，还放了电被子的调节器，以及一只开启拴在褥垫弹簧上的微震震荡器的开关。震荡器的商标叫做“魔指”。安放震荡器也是医牛出的主意。
毕利摘下他的带有三焦距透镜的眼镜，脱掉上衣、领带和鞋子，关上百叶窗，拉好窗帘，然后在床罩外面躺下身来，但不能入睡，泪水夺眶而出，浸湿了被子。毕利打开“魔指”的开关，一边让震荡器轻轻摇着，一边饮泣。
门铃响了。毕利下了床，透过窗户向前门台阶望去，看看是否有要人来访。下面有一个跛子。踱子走起路来一颠一簸，像毕利在痉挛症发作时的颠簸一样。痉挛使这个跛子跳舞般的一上一下地跳动，面部表情也随着改变了，仿佛他正在试图模仿各个大名鼎鼎的电影明星似的。
另外一个跛子在街对面揿门铃。他拄着拐杖。他只有一只脚，身子撑在双拐之间，向下陷得很厉害，以至他的耳朵藏到两肩下面了。
毕利知道这些跛子要干什么。他们在征订杂志，而这些杂志从来不会寄来的。因为这些推销员可怜巴巴，所以人们也就订了杂志。毕利两个星期以前，在狮子俱乐部听见一个演讲者谈到这个骗局，那人在“优良事务局”工作。那人说，凡看到跛子在街上征订杂志的人，应报告警察。
毕利向街上望去，看见一辆崭新的汽车停在半条街以外的地方，有一个人坐在里面。毕利猜对了，他就是雇这些跛子干这种事的人，毕利想起这些跛子和他们的老板时便止不住伤心落泪。他的门铃这时一个劲儿地响着。
他闭起了眼睛，然后又睁开来。他仍然在流泪，不过他已经又同到卢森堡了。他和其他许多俘虏排队步行着。寒风使他泪水汪汪。
毕利自从为了拍照被推进灌木林去以后，一直看见水手守护圣徒的火光——一种电光在他的同伴和他们的捕捉者的头部周围闪耀。在树顶里，也在卢森堡的屋顶上闪闪发光，真是美不胜收。
毕利和其他美国人高举双手向前行进。毕利一瘸一拐、一瘸一拐地走着，没在意碰撞了罗兰·韦锐，便忙不迭地道歉说：对不起。”
韦锐的双眼也是泪水盈眶。他因为脚痛得厉害而哭了，铰链木屐正把他的脚变成血布丁。
在每个岔路口，越来越多的美国人高举双手加入了毕利的队伍。毕利对大家都报以微笑。他们像水一样，顺流而下，最后流到山坳里的一条大马路上。受辱的美国人在山坳里汇成了密西西比河。成千上万的美国人慢慢地向东移动，捏紧拳头，高举过头，一个个垂头丧气，呻吟不息。
毕利和他的一伙人加入了这条耻辱的河流。下午四五点钟光景，太阳钻出了云层。这条路线并不是专门为美国俘虏的。西去的铁路上的火车轰隆隆地向前奔驰，匆忙地把德国后备军送往前线。这些后备军人都饱经风霜，脾气粗暴，而且生气勃勃。他们的牙齿好似钢琴的键盘。
他们身系机枪皮带，口叼雪茄，大吃大喝。他们贪婪地咬嚼香肠，用粗糙的手掌抚摸着像马铃薯捣碎器似的手榴弹。
一个穿着黑军装的士兵独自在坦克顶上享受醉汉英雄的野餐。他向美国人吐唾沫。唾沫飞在罗兰·韦锐的肩上，算是授给韦锐的肩带，一条由鼻涕、香肠、烟汁和荷兰杜松子酒编成的肩带。
这天下午的见闻使毕利深受刺激。出现在他眼前的东西真是五花八门；反坦克混凝土障碍物啦，杀人机器啦，一具具死尸啦，他们的脚板又青又白。
就这么回事。
一瘸一拐的毕利对一间布满机枪弹痕的淡紫色农舍嘻嘻地傻笑。歪斜的农舍门口站了一个德国上校，他身边还站着一个没涂脂抹粉的妓女。
毕利又撞了韦锐的肩膀，韦锐抽抽噎噎地大声说：“走路当心点！当心点！”
他们爬上一个小陡坡，到达顶点时便出了卢森堡国境，到了德国。
边界上安置，电影摄影机，为的是记录这次不平凡的胜利。
当毕利和韦锐走过时，两个穿熊皮衣服的非军事人员正靠在摄影机旁，他们在几小时以前就把电影胶片用光了。
他们当中的一个一会儿把镜头对准毕利的脸，一会儿又瞄向远方。极目处青烟袅袅，那儿战火纷飞，人们正走向死亡。就这么回事。
太阳下山了，毕利一瘸一拐地在铁路调车场上走着。一列列车厢呆在这儿等候出发，它们刚把后备军送到前线，现在准备把战俘运往德国内地去。
手电筒的光柱狂乱地划破夜幕。
德国人把战俘按级别分类，把军曹和军曹放在一起，少校和少校放在一起，如此等等。上校一个班在毕利身旁停下来。其中一个上校得了双侧性肺炎，正发高烧，烧得眼花缭乱，铁路调车场在他眼前团团转。他死死盯住毕利的眼睛，强自镇定下来。
上校不断地咳嗽，他对毕利说：“你是我手下的士兵吗？”这位上校丧失了整整一个团，大约四千五百人，其中许多人的确是孩子。毕利没有回答，于是这个问题落了空。
“你是哪个部队的？”上校问。他咳了又咳。他每吸一次气，他的肺就像油纸口袋一样嘎啦嘎啦作响。
毕利记不起自己属于哪个部队。
“你是四——五○——一？”
“什么四——五○——一？”毕利问。
一阵沉默。上校最后说道：“步兵团。”
“唔。”毕利·皮尔格里姆说。
又是一阵长时间的沉默。上校已病人膏肓，像快溺死的人那样越来越不行了。接着他泪流满面地大声说：“是我，孩子们！是狂暴的鲍勃！”他过去一直希望他的士兵称他为“狂暴的鲍勃。”
听众中除了罗兰·韦锐外，谁也不是他团里的人。韦锐没注意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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