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号屠场 [美] 库尔特·冯内古特-第1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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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利朝前迈步时，他的两只手在他的“皮手筒”——小个儿乐队指挥的上装里摸索着，指尖儿在暖烘烘的黑暗处翻来翻去，想摸出上装衬里里面是两块什么东西。指尖摸到了衬里的里面，接触到那两块东西，一块像粒豌豆，另一块像小马蹄铁。交通灯变红了，他们的队伍在交通繁忙的转弯处不得不停下来。
　　在转弯处行人的前列是一名外科医生，他成天进行手术。他是地方上的医生，但有军人风度，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服过役。毕利的模样使他大为不快，尤其从看守美国俘虏的卫兵那里得知毕利是美国人，对毕利则更为反感。在他看来，毕利的审美观糟透了，可能毕利遭到了许多可笑的麻烦，以至于穿着如此可笑。
　　外科医生会讲英语．便对毕利说：“我想你把战争看得很滑稽啰。”
　　毕利心不在焉地看着他，一时间不知自己到了什么地方，也不清楚怎么到这儿来的。他却不明白人们以为他在扮演小丑的角色，当然这是命运，命运给他这一身打扮。是命运和想活下去的微弱意志造成他现在这副模样。
　　“你希望我们笑吗？”外科医生问。
　　外科医生想得到某种满足。毕利却给搞糊涂了。毕利想对人友好，如果有可能的话，想对人有所帮助，但是他已到智尽能竭的地步了。他的手指抓着那件小上装衬里的两块东西，决定让外科医生看一看。
　　“你以为我们爱被嘲弄？”外科医生说，“像你这样代表美国，你感到自豪吗？”
　　毕利从他的“皮手筒”里抽出一只手，举到外科医生的鼻子下面。在他的掌心上有一粒两克拉重的钻石和半副假牙，这半副假牙是令人厌恶的小小的人工制品，闪烁着银色、珍珠色和桔红色。
　　毕利微笑着。
　　队伍快步前进，摇摇摆摆地来到德累斯顿的屠场门口，然后走了进去。这屠场已不再那么繁忙了。德国的有蹄类动物几乎已被人们，主要是士兵宰光，吃尽，并被排泄掉了。
　　就这么回事。

　　美国人被带到大门里第五幢房子。这是一座用水门汀砌的方墩墩的平房，前后门都能滑动，它是为存放即将屠宰的猪而修建的窝棚。目前它将充当这一百个远离家乡的美国俘虏的家。屋里有简陋的床铺，有两只大肚子火炉和一个水龙头。屋后是公共厕所，一根圆杆，下面放几只桶，就成了厕所。
　　这幢房子的门上有一个很大的数目字“五”。在美国人进屋以前，唯一能讲英语的一个卫兵吩咐他们记住他们的简单住址，以防万一在这个大城市里走迷了路。他们的住址是五号屠场。



第七章

　　打从发生那件事件的二十五年以后，毕利·皮尔格里姆走上埃廉市的一架包机。他知道它将要坠毁，但他不愿说出来，以免自己被嘲弄。这架飞机预定要把毕利和其他二十八名验光配镜师载往蒙特利尔开会。
　　他的妻子瓦伦西亚在飞机外面，他的岳父莱昂内尔·梅柏尔坐在他旁边，身上束着安全带。
　　莱昂内尔·梅柏尔是一架机器。当然，５４１号大众星生物说宇宙里动植物都是机器。许多地球上的人听说自己是机器觉得受了侮辱，在他们看来却很可笑。
　　飞机外面的那个名叫瓦伦西亚·梅柏尔·皮尔格里姆的机器一面吃棒糖，一面挥手道别。
　　飞机安全起飞，原来注定如此。飞机上响起了男声四重唱，是验光配镜师们唱的，他们称自己是“四只眼的混蛋”。

　　当飞机在上空安全飞翔时，毕利的岳父这机器要求四重唱的队员们唱一只他喜欢听的歌。他们知道他指的是哪一只歌，于是他们唱了，歌词如下：我坐在自己的牢房，满裤子污秽肮脏，我那两个圆玩艺儿在地板上轻轻地跳弹。
　　当她咬我的裤裆，我看见了自己血淋淋的“树桩”。
　　啊，我再也不会去同波兰佬纠缠。
　　毕利的岳父听了直笑个不停，接着又请求四重唱队员唱另一只他非常喜爱的波兰歌。他们唱了一只宾夕法尼亚煤矿歌。歌词的开头是这样的：我和迈克在煤矿挖煤，唉呀呀，我们过得真美。
　　一周领一次饷，唉呀呀，第二天就无活可干。
　　提到波兰人，毕利·皮尔格里姆还有一段小插曲，在毕利到达德累斯顿第三天，他偶然看见一个波兰人在大庭广众中被吊死。
　　那天太阳刚出，毕利和其他几个人恰巧步行去工作，走到绞刑架旁边，在台阶或看台前面有小群人。那个波兰人是个农工，因为同一个德围女人发生性关系而被吊死。
　　就这么回事。

　　毕利料定飞机快要坠毁，于是闭起眼睛，进行时间旅行，回到一九四四年。他又同“三个火枪手”回到卢森堡的森林里。罗兰·韦锐摇撼着他，把他的头朝树上直撞。“你们丢下我向前走吧。”毕利·皮尔格里姆说。
　　当飞机撞在佛蒙特的休格布什山顶时，机上的四重唱队员还在唱着“等到太阳照耀，纳利。”除了毕利和副驾驶员幸存外，其他人全都蒙难。
　　就这么回事。

　　第一批走到飞机坠毁地点的是一些年轻的奥地利滑雪教练，他们是从下面的滑雪胜地来的。他们一面从一具尸体走到另一具尸体，一面用德语交谈。他们戴着黑面罩，眼睛前面开了两个洞，还插了根红羽毛。他们看起来像奇形怪状的黑面木偶。他们是为了取笑而装扮黑人的白人。
　　毕利已经被摔得脑骨折了，但神智仍然清楚，就是不知道现在在哪儿。他的嘴唇翕动着，其中一个黑面木偶把耳朵贴近他的嘴唇，以便听到他的可能是临终前的遗言。
　　毕利认为这个黑面木偶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有关系，于是低声告诉他他的地址：“五号屠场。”
　　毕利被放在一只半底雪橇上，往休格布什山脚下运去。黑面木偶用一根根绳子控制住雪橇，以有节奏的呼叫来协同动作，一路选择便于滑行的地方向下滑。接近山脚时，大伙儿乘了供游览的架空滑车，沿着一排吊架滑行。毕利张眼望望这群年轻人，他们身着色彩鲜艳的弹力衣，脚穿大皮靴，眼戴护目镜，一个个坐在滑车的黄色椅子上，摇摇晃晃地穿空而行，帽子上的雪飞扬开去。他以为他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令人惊异的一个新方面的组成部分呢。他感觉良好，一切都很顺利。
　　他被送进一家私立小医院。一个著名的脑科医生从波士顿赶来给他动了三个小时手术。毕利手术后昏迷了两天，做了无数的梦，有一些是真事，时间旅行也是真事。
　　其中的一件真事，是他住在屠宰场的第一个夜晚，他和可怜的老埃德加·德比在已经空荡荡的牲畜栏之间一条肮脏的狭道上推着一辆空的两轮手推车。他们去公共食堂为大家取晚餐。一个名叫魏纳·格鲁克的十六岁德国少年看守他俩。手推车的车轴上满是死牲畜的肥油油污。
　　就这么回事。

　　太阳刚落，城市映在落日的余晖里。余晖在富有田园风光的空处形成了一座座低矮的悬岩，正对着空空如也的牲畜围栏。轰炸机可能要飞来，全市的灯火熄灭了。毕利没捞得上看见德累斯顿的一盏盏电灯闪亮起来的夜景，这是任何城市在日落以后所作的最愉快的一件事儿。
　　有一条能反映德累斯顿灯光的宽阔河流，名叫易北河。如果不是实行灯光管制，它会使那些一闪一闪的灯光变得非常美丽。
　　小卫兵魂纳·格鲁克是德累斯顿城里的一个男孩。他以前从没来过这个屠宰场，所以不了解厨房在哪儿。他像毕利一样，身材高而体质弱，也许可以成为毕利的小弟弟。事实上，他们是远房堂兄弟，不过他们永远不会发现他们的这种关系。
　　格鲁克背的是一支重得难以想象的老式步枪，是早该进博物馆的货色，单发子弹射击，八角形枪杆，光滑的枪膛。他装上了刺刀，像一支长长的毛线针，没有血槽。
　　格鲁克把他们领到他以为有厨房的一座楼，他把拉门推到一边，里面没有厨房。有一间化妆室，同淋浴室相接，许多蒸汽从浴室里冒出来。蒸汽里有三十个十几岁赤裸裸的姑娘，她们是从波兰的布雷斯劳来的德国难民。布雷斯劳已经遭到狂轰滥炸。她们也刚到德累斯顿。德累斯顿挤满了难民。
　　当三个傻瓜找到公共食堂（主要为屠宰场工人做午餐）时，除了一个女工外，其他的厨房工人都回家了。她不耐烦地等着他们，她的丈夫已经阵亡。就这么回事。家里没有人了，但她已戴好帽子，穿了外套，也想回她的那个所谓的家。她的两只白手套并排地摆在锌板柜台上。
　　她为美国人准备了两大罐汤，罐子炖在煤气炉上，用小火烧着。她还做了许多黑面包。
　　她问格鲁克说，他参军是不是太年轻了，他回答是的。
　　她问埃德加·德比说，他参军是不是太老了，他说是的。
　　她问毕利·皮尔格里姆想干什么，毕利说不知道。他只是想使身体暖和些。
　　“真正的战士全死光了。”她说。这倒是真话。
　　就这么回事。

　　毕利在佛蒙特昏迷期间看到的另一件真事是：在德累斯顿城被炸毁的前一个月，毕利和其他人的工作是在一个造麦芽糖浆的工厂擦窗户，拖地板，打扫盥洗室．把瓶子装箱并把硬纸板箱封好。
　　糖浆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是孕妇的滋补品。
　　麦芽糖的味道好似加了胡桃酒的蜜水，在厂里做工的人都成天悄悄地用调羹舀糖浆吃，他们不是孕妇，但是他们也需要维生索和矿物质。毕利上工的第一天没有舀了吃，其他许多美国人都吃了。
　　毕利第二天饱了口福。厂里到处藏着调羹，椽子上，抽屉里，水汀后面等处都藏有调羹。这些调羹是偷吃糖浆的人听到有人走近时匆忙藏起来的。舀糖浆吃是犯罪行为。
　　毕利上班的第一天，在水汀的后面打扫时，发现了一只调羹，他身后一桶糖浆在冷却。只有在外面擦窗户的可怜的老埃德加·德比看得见毕利和他拿着的调羹，这是餐桌用的汤匙。毕利把它放进桶里，在里面转了又转，把糖浆搅成一大团，取出来塞进嘴里。
　　片刻后，毕利身体里的每个细胞都无限感激而欢欣地摇撼着他。
　　窗户上发出轻轻的叩击声。里面的一切，德比在窗外全看见了。他也要些糖浆。
　　毕利也给他搅了一团厚厚的糖浆。他打开窗户，把它塞进了可怜的老德比的张大了的嘴里。德比马上感激涕零。毕利关了窗户，把粘糊糊的调羹藏起来，有人来了。



第八章

　　在德累斯顿被炸毁的前两天，有一位很有趣的人物来访问屠宰场里的美国俘虏。此人就是小霍华德·w。坎贝尔，一个当了纳粹的美国人。坎贝尔就是写关于美国战俘恶劣表现的专著作者。
　　他目前不是为了研究俘虏问题而来的。他到屠宰场来是为了替德国的军事组织——“自由美国大队”招募人员。坎贝尔是该组织的创始人和指挥者，该组织只准备在俄国前线作战。
　　坎贝尔相貌平庸，但是穿着奢华，服装都是自己设计的。他头戴一顶白色宽边高顶帽，脚穿饰有卐字和星星的黑色马靴，全身套在长袜似的紧身衣里，黄色条纹从胳肢窝一直通到脚踝。他的肩章是亚伯拉罕·林肯酌侧面剪影，衬托在浅绿色的衬底上，他那宽宽的臂章底色是红的，上面缀有一个蓝色的卐字，一个白圈把卐字圈在里面。

　　他这时正在水门汀造的仓库里解释这个臂章的含义。
　　毕利·皮尔格里姆患了胃灼热病，胃里火烧火燎，因为他上班时整天偷吃麦芽糖浆。胃灼热使他的眼泪直滚，因此他看到的坎贝尔是被泪水的棱镜歪曲了的形象。
　　“蓝色象征美国的天空，”坎贝尔正说着，“白色象征白种人，他们是大陆的拓荒者，他们把沼泽里的水排干，砍伐森林，修桥铺路，红色象征过去慷慨就义的美国爱国者的鲜血。”
　　坎贝尔的听众昏昏欲睡。他们在糖浆厂劳累了一天，然后又在寒风中走了很长的路回来。他们骨瘦如柴，双眼深陷，皮肤上泛起溃烂性小块块。嘴上、喉咙和内脏里也溃烂了。他们在厂里偷吃的麦芽糖只含有少量的维生素和矿物质。
　　坎贝尔现在向这些美国人说，只要他们参加“自由美国大队”，他们就能吃到食物，吃到牛排、马铃薯泥、肉汁和碎肉馅饼。“一旦打败了俄国人，”他继续说，“你们就可以从瑞士遣返回国。”
　　听众里没有反响。
　　“你们迟早得打共产党，”坎贝尔说，“何不趁现在打完算了？”
　　看起来不答理坎贝尔是不行了。可怜的老德比，这个注定要死的中学教员，在此刻，或许是在他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刻，他笨拙地站了起来。本小说里几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