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危险的投资-第2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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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称赞为有骨气。女人搬弄是非是犯罪的,男人搬弄是非不但不是犯罪的,反而是见多识广。女人偷东西是犯罪的,男人如果偷啦,当然也是犯罪的,但处罚起来,轻重相差天壤。女人嫉妒吃醋是犯罪的,男人嫉妒吃醋不但不是犯罪的,一旦捉奸捉双,就可一刀二命。女人得了恶疾、不治之症是犯罪的,男人得了恶疾、不治之症,不但不是犯罪的,反而向女人倒打一耙。
呜呼,五千年之久,中国女人就在这种愁云惨雾中,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不特此也,女人还要在历史上担任灭人家、亡人国的主要角色。被丑化了的夏桀帝姒履癸,跟商纣帝子受辛,他们明明是自己砸了锅的,却偏偏怪罪施妹喜、苏妲己。吴王国的国王吴夫差先生,是一个半截英雄,前半截英明盖世,后半截昏了尊头,兴起诬杀伍子胥先生的冤狱,结果兵败自杀。如此明显的兴衰轨迹,职业道德家却硬说都是他太太西施女士搞的。几乎无论是啥,凡是糟了糕的事件,都要由女人分担一部责任或全部责任。
在七出之条时代,臭男人有无限的权威,这权威建立在两大支柱上,一是“学识”,一是“经济”,结合成为生存的独立能力。女人缺少这些,只好在男人的铁蹄之下,用尽心机,乞灵于男人的肉欲。男人喜欢细腰,女人就活活饿死;男人喜欢大胸脯,女人就打针吃药,开膛破乳;男人喜欢纤纤小足,女人就拼命的缠——以致骨折肉烂,构成一半中国人是残废的世界奇观。
然而,前已言之,到了二十世纪,老奶接受了教育,有了经济独立能力,一个个生龙活虎,强而且骄,臭男人开始觉得有点罩不住,只好随波逐流,扬言他本来就是主张男女平等的,但心窝里残存着的大男人沙文主义,仍阴魂不散,不时的蠢蠢欲动。总觉得口号归口号,实践归实践,家里总不能两头马车呀。于是,人格分裂,一方面认为老奶要现代化,学问庞大,仪态万方,既猛赚银子,又光芒四射。一方面又认为丈夫仍是一家之主,仍要老奶保持七出之条时代侍奉丈夫的传统美德。丈夫回到家里,高喊累啦,跷起二郎腿,天塌啦也不理。妻子回到家里,一样累啦,却不能喊累,仍要给丈夫端香茶,拿拖鞋,递纸烟,赶蚊子(假设有蚊子的话),然后下厨房,举案齐眉,喂饱之后,又要洗碗洗筷,打扫清洁,给丈夫放洗澡水,铺床叠被。否则的话,臭男人轻则怨声载道,重则暴跳如雷。经济独立后的老奶,表面上看起来解除了一道枷锁,实际上却换上了两道枷锁。丈夫表面上失去了七出之条,实际上却仍高踞山头,称王称霸。
这种大男人沙文主义的残余幽灵,制造出来的社会问题,正与日俱增。
《女人,危险的投资》第三部分多妻制度
有些正人君子看了美国电影明星的搞法,不禁摇头。我想,如果是为道德堕落,家庭危机摇头,还算师出有名。可惜正人君子之摇,往往是义和团之摇,便离题太远矣。他们曰:“哼,(此一“哼”很重要,用以表示抓住小辫子之意,)中国多妻制,洋人备加讥笑,说我们野蛮啦,说我们腐败啦,而他们三天两天便离婚,可以合法而公开的和很多女人睡觉,仔细想一想,不是多妻制是啥?”要是不仔细想想,多妻制和情人制,倒有点一样,但如果真的仔细想想,恐怕大大的不同。多妻制的精华是臭男人可以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拥有很多很多太太,而情人制则恰巧相反,绝不能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拥有一个以上的太太。一个人结婚次数再多,像亨利八世先生,结了八次婚,不是八位太太并肩进入他的皇宫,而是鱼贯进入他的皇宫。多妻制下的臭男人一辈子只要结一次婚就够啦,他一次就可以娶进八个,比起情人制下的零星进货,乃大手面者也。
因为多妻,所以产生宦官;因为一妻,所以产生情人。都是臭男人兽欲冲天的干法,教柏杨先生都有点不好意思。正人君子要想维持多妻,花了不少心思,皇帝的妻子最多,既怕她们跑掉,又怕她们跟别的男人上床,日夜战兢,放心不下。幸亏皇帝的权力也最大,乃把她们锁在一个院子里,风雨不透。不要说男人影子啦,就是男人味也闻不到,而且用的是以女人伺候女人政策,真是牢固可靠,万无一失。问题在于,有些较为笨重的工作,女人体力干不了的,或者和外界接触,女人有许多不方便的。不知道哪个家伙,大概是被称为周公的姬旦先生吧,竟发明了宦官这门学问。男人虽是男人,生殖器却是割掉了的,该一类朋友,有男人的用场,而无男人的危险,真是绝大的贡献。故当皇帝的一直乐此不疲,为中国五千年优秀的传统文化之一。呜呼,“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我想活生生把男人的生殖器割掉,恐怕不算是仁,也不算是义也。可是这种割掉生殖器的宫廷制度,五千年来,包括所谓圣人朱熹先生和王阳明先生在内,却没有一个觉得它不对劲,真是怪哉怪哉。以中国圣人之多,道貌岸然之众,又专门喜欢责人无已时,而对皇帝割人的生殖器,竟视若无睹,教人大惑不解。我想不外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虽然有人觉得不对劲,但因该事和皇帝的绿帽子有关,便不得不自动自发,闭口无言。如果皇帝听了他的建议,废除宦官,找一批年轻力壮小伙子代他看守美女如云,恐怕绿帽缤纷,杀气四起,届时真得服巴拉松矣。历史上任何一个吃冷猪肉的朋友,虽名震天下,可是遇到皇帝割生殖器,就只好假装没看见。
第二个原因是,五千年来,君焉臣焉,贤焉圣焉,都在昏昏噩噩混日子,可能根本没有一个人想到活生生割掉生殖器是不道德的。中国文化中缺少的似乎就是这种敢想敢讲的灵性。皇帝有权杀人,他就是“是”,不要说割掉几个男人生殖器没啥了不起,就是杀掉千人万人的脑袋,也理所当然。积威之下,人味全失,而奴性入骨,只要你给我官做,你干啥我都赞成。
多妻制因有绿帽恐怖,所以产生了宦官,除了宦官之外,帮闲的圣崽还发明了些哲学焉、理论焉的玩艺,把女人结结实实关在内院,除了“三尺之童”外,别无男人的影踪。幸亏十世纪之后,宦官是皇帝的专利品,大概当皇帝的也知道把人的生殖器活生生割掉,残暴不仁,是狗娘养干的勾当。可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又不肯把它取消。想了又想,乃拿出“么鸡吃烧饼学”精神,只准他的么鸡吃烧饼,不准别的么鸡吃烧饼。也就是,皇帝防太太,可用割掉男人生殖器之法;其他小民防太太,则不准遵割炮制。如果大家都遵割炮制的话,男人中恐怕一半都要被动手术。呜呼,东夷之国也,西夷之国也,有阉猪的,有阉羊的,有阉牛的。只有中国,连人都阉起来,而且堂而皇之的阉,被阉的家伙一旦时来运转,像魏忠贤先生,像李莲英先生,简直把国家人民都当成玩具,玩了个够,你说中国传统文化中,真的不缺少一点东西乎?
洋大人因为只有一个太太,容易看守,用不着像中国这样出奇制胜。前已言之,中国皇帝固天生的超级嫖客,其实洋皇帝也差不多。女人如何,我不知焉,我只知道臭男人一旦衣食无缺,再有一点钱,或再有一点权,就会不安于室,脑筋里的怪念头就会纷纷上市,如果该臭男人是一个皇帝国王,法律既不怕,道德也不在乎,舆论更当成个屁,他自然更花样翻新,除了皇后王后一人之外,必须另有一两位“情人”,才算过瘾。洋皇帝中没有情人的,似乎还没有听说过。中国皇帝对女人,采取的是一把抓主义,若李隆基先生和虢国夫人有一手,那一手也不明显,不过小民想像,她每天进宫,和色狼鬼混,还能混出啥名堂?乃姑妄猜之,大家也觉得猜得不错,而他们自己固未公开乱搞也。
洋皇帝则有不同,情妇是光明正大的,犹如中国割掉男人生殖器是光明正大的一样。法国国王路易十五先生的情妇玛丽?珍妮?碧谷女士,不过是一个小小帽子铺老板的女儿,在遇见路易十五先生之前,穷得滴溜乱转,后来天赐良机,一个皮条型大臣杜巴利先生,发现她美貌无双,就把二人牵在一起。一个色中饿鬼,一个钱中饿狼,各取所需,以后的事就不要说啦。换在中国,早用宫车把她载到紫禁城,“封”个什么妃什么嫔什么夫人矣。可是洋大人之国不兴那一套,洋大人兴的乃是情妇制,路易十五先生就命令她和她的荐主杜巴利先生结婚,因而成了杜巴利夫人。他们结婚虽然结婚啦,据古书上说,却并没有发生结婚之事,白天在一起,一到了晚上,杜巴利先生去嫖他的,玛丽女士也去嫖她的,路易十五先生花到她身上的钱,共达一千万金元之多,而她从前固连二十块银币都没见过也。结果被法国革命军捉住,绑到断头台上,喀嚓一声,玉头落地,糟哉。
《女人,危险的投资》第三部分不作非分的要求
在父母和儿女纠纷中,我们并不总是谴责父母,但我们却总是谴责父母所用的管教方法和诱导方法,也总是谴责老一辈对晚一辈婚姻上所抱的那种落伍而不切实际的观念。孩子们违背父母,当然该打,但孩子终是孩子,如果饱经沧桑的父母都顽强得像一个干屎橛,怎能单独责备少不更事的儿女也干屎橛哉?老头老太太一听说儿女叛变,气得两眼发黑。要知道儿女叛变,尤其是女儿叛变母亲,如果不也到了两眼发黑的地步,绝不会付诸行动。凡是做父母的,都必须认清女儿叛变母亲的重大意义,那就是说她已到了走投无路的最后关头。盖有些父母在对儿女的争执中,总是想大获全胜,这种观念,使儿女面临着“屈服”和“叛变”的抉择。
凡是在儿女婚姻上栽了筋斗,闹得父不父,子不子,母不母,女不女,断绝了亲情,搞得满城风雨,那些老头老太太,固然可怜兮兮,但如果仔细研究,往往是他们都有一种十分强烈的个性,宁可玉碎,都不愿瓦全,想用绝对的权威控制儿女。想不到儿女们也具有老头老太太的尊贵遗传,也有十分强烈的个性,也宁可玉碎,都不愿瓦全。等于两个坚硬的火车头,轰然相碰,自然惊天动地。
幸好的是,大多数老头老太太在过了一段时间后,对当初不共戴天的儿女,都能回心转意。这种例子多啦,我有一位朋友,就是和岳父母大人搞得日月无光,山河变色,太太经常思父母而哭泣,我劝她曰:“放心,不出五年,准和好如初。”后来不过三年,就恢复常态,盖父母子女间的关系,是棒打不开的也,时间可以办到连炸弹都办不到的事,何况亲情似海乎。不过,老头老太太一见该混蛋女婿,仍然有气,真是木法度,恐怕仍需要更长时间,和更重要的表现也。
一个人的修养和他的灵性,从他对太太的态度上可以看得出来,俗谚曰:“下等人打老婆,中等人吓老婆,上等人怕老婆。”贩夫走卒,或者类似贩夫走卒的狗屎型人物,一旦勃然大怒,伸手抓住太太头发,先是一阵“干你娘”“龟儿子”,接着就拳打脚踢,太太呼天抢地,儿女口瞪目呆,真是所向无敌。不过下等人打太太的原因,差不多都不可告人,柏杨先生隔壁有一位鱼贩,此公卖鱼的钱还不够他赌的,那一天他在家把太太打得赤脚而逃,大家上前劝架,问他们为的是啥?该鱼贩指其太太被打肿的脸吼曰:“你敢讲,我扼死你。”大家劝了半天,也劝不出啥名堂。后来过了很久,才辗转听说,该鱼贩输得发急,非教太太把一条贴身的珊瑚项链卖掉不可,但那贴身项链是太太祖传,已有一千多年可以查考的历史,她预备女儿出嫁时再传给女儿的。丈夫软讨不行,便拿出修理学手段,以为千言万语不如一顿皮鞭,真是他妈的也。
这并不是说太太神圣不可侵犯,必要时揍她一顿,似乎也情有可原,(有些头脑不清的太太,包括柏杨夫人在内,仗着丈夫天生善良,不敢揍她,竟气焰嚣张,真能气死人。)但一个人如果以打老婆为荣,或打上了瘾,一言不合,就开锣上场,那种人准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要说文化不多,灵性不多,恐怕连驴性都不多乎也。三国时蜀汉帝国有一位狗娘养的刘琰先生,其妻胡女士,美貌佳人,有一次进宫朝拜太后,住了一个多月才回来,这一个多月当然不是滋味,尤其是一想起来皇帝刘禅先生有点不老实,糟啦糟啦,绿帽子压死人啦,就问他太太跟刘禅先生睡过觉没有,太太说没有,没有也不行,乃叫卫士用鞋底猛打她的粉脸,打得她花容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