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第8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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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钟头又20分钟，他的演说已将近结束了。就在这个时候，他的演说突然被打断了。坐在前排的财政大臣约翰·西蒙爵士递给他一份文件，那是坐在贵族席上的哈利法克斯勋爵传过来的。
不论尊贵的议员诸君对墨索里尼先生有什么看法，＇ 张伯伦这时正在说＇ 我相信人人部会欢迎他这种……维护和平的表示。
首相停了下来，看了一下文件，然后笑了。
事情还没有完，我还有几句话要告诉下院。我现在得到希特勒先生的通知，他请我明天早晨到慕尼黑去同他会面。他也邀请了墨索里尼先生和达拉第先生。墨索里尼先生已经接受了邀请，我毫不怀疑达拉第先生也将接受。我也没有必要说我的答复将如何了……确实已没有必要了。这所古老的议事堂，这个巴力门＇ 议会＇ 之母，以它悠久的历史上没有前例的狂热掌声来回答首相的＇411＇ 演说。欢呼狂叫响成一片，议事日程单扔得满场乱飞，许多人热泪纵横，在这番狂乱激动之中，大家听到一个超乎一切的声音，它表达了所有人的深切感情：“为我们的首相感谢上帝！”
捷克公使、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国父的儿子扬·马萨里克从外交官席上皇卜采，看到这一幅景象，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后来，他到唐宁街拜会了首相和外交大臣，想探明他那将作出全部牺牲的国家是否会被邀参加慕尼黑会议。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回答说，它不会被邀请，希特勒不会赞成。马萨里克，眼睁睁地盯着这两个敬神畏天的英国绅士，费了好大的力气才克制住了自己的感情。
“如果你们在牺牲了我的国家后能够维持住世界和平的话，”他最后说，“我将是第一个向你们欢呼的人。但是要是不能如此，那么，两位先生，愿上帝拯救你们的灵魂！”
那些密谋分子，那些将军和文官，哈尔德将军、冯·维茨勒本将军、沙赫特、吉斯维乌斯、科尔特以及其他的人们，他们在这决定命运的一天中午前不久还曾相信＇ 如维茨勒本所说＇ 时机已经到来，现在他们又怎么样呢？可以用他们自己的话来作简单的答案。不过，这些话都是事情过了很久，一切已成陈迹以后才说出来的，这时他们急于要向世人表白，他们多么反对希特勒和多么反对他那使德国在经过一场长期的流血的战争后归于完全毁灭的蠢剧。
全是尼维尔·张伯伦不好！他们都这样说。由于他同意参加慕尼黑会议，因而逼得他们在最后一分钟取消了他们推翻希特勒和纳粹政权的计划！1946年2 月25日，在进行了很久的纽伦堡审判临近尾声的时候，哈尔德将军受到了美国检察当局方面一位纽约青年律师山姆·哈里斯上尉的单独盘问。
＇ 哈尔德说＇ 原来的计划是，本着避免流血的精神，用军队占领总理府，占领为党员和希特勒的积极支持者所把持的政府各官署，特别是各部，然后就在德国全国人民面前审判这一集团……到了这一天＇9月28日＇ ，维茨勒本在中午到我的办公室来看我。我们讨论了这个问题。他请我给他下执行的命令。我们讨论了其他的细节——诸如他需要多少时间等等。在讨论过程中，得到了英国首相和法国总理同意到希特勒这里来作进一步谈判的消息。维茨勒本当时在场。我因此收回了执行的命令，因为，由于发生了这一情况，采取行动的全部基础已经消失了……
我们坚决相信，我们是会成功的，但是不料来了个张伯伦先生，战争的危险一下子就扭转了……需要使用武力的时机避免掉了……只能等待新的机会到来……“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你是说，要是张伯伦不到慕尼黑来＇412＇ 的话，你们的计划就会执行，而希恃勒早就会被推翻？”哈里斯上尉问他。“我只能说计划会执行，”哈尔德回答说，“我不知道，它是否会成功。”
在纽伦堡审讯中和在战后所写的书中显然夸大了自己在历次反希特勒密谋中的作用的沙赫特博士，也认为德国人所以没有实行9 月28日的计划，罪在张伯伦：从历史后来的发展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由维茨勒本和我所策划的第一次政变的尝试是唯一真正能够扭转德国命运的一次尝试。它是唯一及时计划好并准备好了的一次尝试……在1938年秋天，仍然有可能指望把希特勒交什最高法院审判，但是以后历次想推翻他的努力，就都须设法搞掉他的生命才行了……我曾经及时地作好了发动一场政变的一切准备，而且差一点儿就大功告成。历史执意与我作对。外国政治家的干涉是我所不能事前估计在内的事情。
在纽伦堡审讯中在证人席上成为沙赫特最坚决的辩护士的吉斯维乌斯补充说：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竟然发生了。张伯伦和达拉第飞到慕尼黑来了。我们的起事完蛋了。有几个钟头，我一直在设想，不管怎么样，我们还能起事。但是维茨勒本不久就告诉我，部队决不会反叛取得胜利的元首……张伯伦救了希特勒。
是不是他救了希特勒呢？还是说，这只是德国的文官和将军为他们没有及时行动找到的借口呢？
哈尔德在纽伦堡受讯问的时候，向哈里斯上尉解释说，进行“革命行动”要能够成功，有3 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要有清醒而坚决的领导。第二个条件是，人民群众愿意拥护革命的主张，第三个条件是，要正确选择时机。照我们看来，第一个条件所要求的清醒而坚决的领导是存在的。第二个条件我们认为也是具备的。因为……德国人民不要战争，因此，全国人民因为害怕战争是愿意同意革命行动的。第三个条件——正确选择时机——也很好，因为我们原来预料在48小时内就会得到采取军事行动的命令。因此，我们坚决相信，我们是会成功的。
可是，不料来了个张伯伦先生，战争的危险一下子就避免了。
人们大可怀疑哈尔德将军的第一个条件究竟是否像他所说的＇413＇ 那样具备。因为，要是果真有“清醒而坚决的领导”的话，这些将军怎么会犹豫了4 天之久呢？他们手里有着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希特勒和他的政权扫除掉的军事力量：维茨勒本在柏林城内外有整整一个军——第三军；勃洛克道夫一阿尔菲尔德在波茨坦附近有一个精锐的步兵师；霍夫纳在南边还有一个装甲师，此外在首都还有两名高级警官冯·赫尔道夫伯爵和冯·德·舒伦堡伯爵，他们掌握着很大一支装备精良的警察部队可为臂助。据密谋分子自己说，只要哈尔德一声令下，所有这些军官就可以以压倒的兵力应声行动，而被希特勒将挑起战争一事吓得要命的柏林老百姓会——就作者本人亲身体会所能判断而言——自动地起来支持这一政变。
要是张伯伦不同意到慕尼黑来的话，哈尔德和维茨勒本到底会不会行动，是一个永远不能有多少把握来回答的问题。这些将军当时所以想推翻希特勒，只是为了避免一场肯定要失败的战争，而不是为了结束希特勒统治的恐怖与暴政。考虑到他们这个具体态度，那末要是没有慕尼黑会议的话，他们很可能已经采取行动了。然而，到底这个密谋是否确已准备得十分充分，武装部队是否确已枕戈待命，而哈尔德与维茨勒本是否确实差一点儿就要下令行动，迄今为止，我们并没有材料足以证实这一切。我们只有几个密谋参加者的一面之词，他们在战后都急于表白自己多么反对国家社会主义，而且他们所说的和所写的自辩之词往往是相互矛盾而且混淆不清的。”如果，像这些密谋分子所说的那样，他们的计划曾经如箭在弦上的话，那末，张伯伦宣布愿去慕尼黑的消息肯定是拆了他们的台。在人人都能看到希特勒不用战争就能取得重大胜利的时候，这些将军确实很难把他逮捕并且把他当作战争罪犯来审判。
在这一切不能肯定的情况中，有一点是肯定的——在这里必须承认沙赫特博士的看法是对的——那就是，对于想推翻希特勒、迅速结束第三帝国、挽救德国和世界免于战争的德国反对派来说，这样的天赐良机是一去不返了。如果可以一概而论的话，那末可以说，把自己的无能倭过于外国人，正是德国人的弱点。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达拉第和庞纳，对慕尼黑从而也对此后一切灾难＇414＇ 性的结局所负的责任是超乎一切的。但是，他们没有十分认真地看待德国内部有一批将军和文官准备“谋反”的消息，这却是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原谅的。因为这批人中大部分直到当时都还在以他们极大的才干为希特勒尽忠效力，张伯伦等，至少是他们在伦敦和巴黎的某些顾问，也许还会回忆起最近的德国历史上的一些阴暗事实：正是军队，它帮助这个前奥地利下士取得了政权；正是军队，因为希特勒给了它以重新武装的机会而满怀欢喜；军队也显然并不反对国家社会主义制度对个人自由的摧毁；而且，军队对它的自己人施莱彻尔将军之被暗杀，自己的总司令冯。弗立契将军之被卑鄙诬陷以致兔职也都不吭一声；就在最近，军队还支持了对奥地利的并吞，事实上还提供了武装力量助其实现。不论伦敦和巴黎的那些主要的绥靖姑息主义者头上可以加上什么样的罪责，而且尽管这种罪责无疑极大，事实仍然是，德国的将军们自己以及他们的文官共谋者错过了大好时机，没有能毅然采取行动。
慕尼黑的投降：1938年9月29—30日
9 月29日午后12点30分，阿道夫·希特勒在巴伐利亚的这个巴罗克式的城市里，在这个他曾在破破烂烂的小咖啡馆的阴黯后室里开始其卑微的政治生涯的城市里，在这个他曾在大街上遭到啤酒馆政变失败惨剧的城市里，俨然像一个征服者一样，欢迎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政府首脑。
那天一清早，他就到前德奥边境上的库夫施但因去迎接墨索里尼，并且为在会议上采取共同行动而打下了基础。在到慕尼黑的火车上，希特勒怀着好斗的情绪，指着地图向那位意大利的领袖解释，他打算怎样“清算”捷克斯洛伐克。他说，要是那天开始的谈判不能立刻取得结果，他就要诉诸武力。据当时在场的齐亚诺引用希特勒自己的话说，“此外，终有一口我们要并肩对英国和法国作战”。墨索里尼表示同意。
张伯伦并没有像希特勒那样事先去看达拉第，为两个西方民主国家制定一个共同战略，来同两个法西斯独裁者对垒。事实上，我们这些在慕尼黑同英国和法国代表团有接触的人中间，有许多人都越来越看清楚，张伯伦到慕尼黑来的时候，已经打定主意不让任何一个人，当然不让捷克人，甚至也不让法国人，阻碍他同希特勒迅速达成协议。”至于达拉第，他整整一天都像是晕头转向地那样跟着跑，根本不需要提防他，然而业已下定决心的首相还是不放心。＇415＇ 会谈是12点45分在柯尼斯广场的所谓元首府里开始的，这次会谈不过是高潮的尾声，只是办一个正式手续，把希特勒的要求不折不扣地按时交给他而已。据在场负责德、法，英3 种文字翻译工作的那位不知疲劳的译员施密特博士的观察，会谈一开始就有一种“普遍亲善的气氛”，汉德逊大使后来回忆说，“他们在会谈的任何时候都没有发热”。没有人当主席，整个进程都是很随便的。根据战后发现的德国人的记录来看，英国首相和法国总理拼命迎合希特勒。甚至在他作了如下的开幕发言以后，他们还要拼命地迎合他：他在体育馆演说里声明，他无论如何都要在10月1 日进军。他得到答复说，这一行动将具有暴力行动的性质。因此需要使这一行动不具有这种性质。虽然如此，仍然必须立即采取行动。
会议在墨索里尼发言时接触到了实质问题。他是第三个发言的＇ 达拉第被留在最后＇。他说，“为了提供一个实际解决问题的办法”，他带来了一个明确的书面建议。这个建议的来源是很有趣的一件事，而且我相信，张伯伦到死都不知道，从弗朗索瓦一庞赛和汉德逊的回忆录来看，他们两个人也是蒙在鼓里。事实上，在这两位独裁者不得善终以后很久才真相大白。意大利领袖当作他自己的折中方案拿出来骗人的东西原来是前一天在柏林德国外交部由戈林、牛赖特和威兹萨克背着外交部长冯·里宾特洛甫草拟出来的，因为他们3 人不相信他的判断。戈林把它拿去给希特勒看，希特勒说可以。于是马上就由施密特博士赶译成法文，送给意大利大使阿托利科，阿托利科把它全文用电话传到罗马，那位意大利独裁者在要上火车赴慕尼黑之前刚刚收到。这样，所谓“意大利建议”不但成为这次非正式会议上的唯一议程，而且成为后来慕尼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