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 裴注本-第9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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谎幔鼙Ｊ莱旨遥廊Ｂ徽咭病Ｓ谷瓴芰⑸硇屑海袢逭咧蹋牡兰抑裕室孕逍槲谷瓴芄嗣家澹桓椅ピ揭病９耪吲號f有铭，几杖有诫，俯仰察焉，用无过行；况在己名，可不戒之哉！夫物速成则疾亡，晚就则善终。朝华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大雅君子恶速成，戒阙党也。若范匄对秦客而武子击之折其委笄，恶其掩人也。㈠夫人有善鲜不自伐，有能者寡不自矜；伐则掩人，矜则陵人。掩人者人亦掩之，陵人者人亦陵之。故三郤为戮于晋，王叔负罪於周，不惟矜善自伐好争之咎乎？故君子不自称，非以让人，恶其盖人也。夫能屈以为伸，让以为得，弱以为强，鲜不遂矣。夫毁誉，爱恶之原而祸福之机也，是以圣人慎之。孔子曰：“吾之於人，谁毁谁誉；如有所誉，必有所试。”又曰：“子贡方人。赐也贤乎哉，我则不暇。”以圣人之德，犹尚如此，况庸庸之徒而轻毁誉哉？
昔伏波将军马援戒其兄子，言：“闻人之恶，当如闻父母之名；耳可得而闻，口不可得而言也。”斯戒至矣。㈡人或毁己，当退而求之於身。若己有可毁之行，则彼言当矣；若己无可毁之行，则彼言妄矣。当则无怨于彼，妄则无害於身，又何反报焉？且闻人毁己而忿者，恶丑声之加人也，人报者滋甚，不如默而自脩己也。谚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谤莫如自脩。”斯言信矣。若与是非之士，凶险之人，近犹不可，况与对校乎？其害深矣。夫虚伪之人，言不根道，行不顾言，其为浮浅较可识别；而世人惑焉，犹不检之以言行也。近济阴魏讽、山阳曹伟皆以倾邪败没，荧惑当世，挟持奸慝，驱动后生。虽刑於鈇钺，大为蜅戒，然所汙染，固以众矣。可不慎与！㈢
若夫山林之士，夷、叔之伦，甘长饥於首阳，安赴火於绵山，虽可以激贪励俗，然圣人不可为，吾亦不原也。今汝先人世有冠冕，惟仁义为名，守慎为称，孝悌於闺门，务学於师友。吾与时人从事，虽出处不同，然各有所取。颍川郭伯益，好尚通达，敏而有知。其为人弘旷不足，轻贵有余；得其人重之如山，不得其人忽之如草。吾以所知亲之昵之，不原兒子为之。㈣北海徐伟长，不治名高，不求苟得，澹然自守，惟道是务。其有所是非，则讬古人以见其意，当时无所褒贬。吾敬之重之，原兒子师之。东平刘公幹，博学有高才，诚节有大意，然性行不均，少所拘忌，得失足以相补。吾爱之重之，不原兒子慕之。㈤乐安任昭先，淳粹履道，内敏外恕，推逊恭让，处不避洿，怯而义勇，在朝忘身。吾友之善之，原兒子遵之。㈥若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汝其庶几举一隅耳。及其用财先九族，其施舍务周急，其出入存故老，其论议贵无贬，其进仕尚忠节，其取人务实道，其处世戒骄淫，其贫贱慎无戚，其进退念合宜，其行事加九思，如此而已。吾复何忧哉？
㈠国语曰：范文子暮退於朝，武子曰：“何暮也？”对曰：“有秦客廋辞于朝，大夫莫之能对也，吾知三焉。”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也，让父兄也。尔童子而三掩人於朝，吾不在，晋国亡无日也。”击之以杖，折其委笄。臣松之案：对秦客者，范燮也。此云范匄，盖误也。
㈡臣松之以为援之此诫，可谓切至之言，不刊之训也。凡道人过失，盖谓居室之愆，人未之知，则由己而发者也。若乃行事，得失已暴于世，因其善恶，即以为诫，方之于彼，则有愈焉。然援诫称龙伯高之美，言杜季良之恶，致使事彻时主，季良以败。言之伤人，孰大於此？与其所诫，自相违伐。
㈢世语曰：黄初中，孙权通章表。伟以白衣登江上，与权交书求赂，欲以交结京师，故诛之。
㈣伯益名奕，郭嘉之子。
㈤臣松之以为文舒复拟则文渊，显言人之失。魏讽、曹伟，事陷恶逆，著以为诫，差无可尤。至若郭伯益、刘公幹，虽其人皆往，善恶有定；然既友之於昔，不宜复毁之於今，而乃形于翰墨，永传后叶，於旧交则违久要之义，於子孙则扬人前世之恶。於夫鄙怀，深所不取。善乎东方之诫子也，以首阳为拙，柳下为工，寄旨古人，无伤当时。方之马、王，不亦远哉！
㈥昭先名嘏。别传曰：嘏，乐安博昌人。世为著姓，夙智性成，故乡人为之语曰：“蒋氏翁，任氏童。”父旐，字子旟，以至行称。汉末，黄巾贼起，天下饥荒，人民相食。寇到博昌，闻旐姓字，乃相谓曰：“宿闻任子旟，天下贤人也。今虽作贼，那可入其乡邪？”遂相帅而去。由是声闻远近，州郡并招举孝廉，历酸枣、祝阿令。嘏八岁丧母，号泣不绝声，自然之哀，同於成人，故幼以至性见称。年十四始学，疑不再问，三年中诵五经，皆究其义，兼包群言，无不综览，於时学者号之神童。遂遇荒乱，家贫卖鱼，会官税鱼，鱼贵数倍，嘏取直如常。又与人共买生口，各雇八匹。后生口家来赎，时价直六十匹。共买者欲随时价取赎，嘏自取本价八匹。共买者惭，亦还取本价。比居者擅耕嘏地数十亩种之，人以语嘏，嘏曰：“我自以借之耳。”耕者闻之，惭谢还地。及邑中争讼，皆诣嘏质之，然后意厌。其子弟有不顺者，父兄窃数之曰：“汝所行，岂可令任君知邪！”其礼教所化，率皆如此。会太祖创业，召海内至德，嘏应其举，为临菑侯庶子、相国东曹属、尚书郎。文帝时，为黄门侍郎。每纳忠言，辄手书怀本，自在禁省，归书不封。帝嘉其淑慎，累迁东郡、赵郡、河东太守，所在化行，有遗风余教。嘏为人淳粹凯悌，虚己若不足，恭敬如有畏。其脩身履义，皆沈默潜行，不显其美，故时人少得称之。著书三十八篇，凡四万余言。嘏卒后，故吏东郡程威、赵国刘固、河东上官崇等，录其事行及所著书奏之。诏下秘书，以贯群言。
青龙四年，诏“欲得有才智文章，谋虑渊深，料远若近，视昧而察，筹不虚运，策弗徒发，端一小心，清脩密静，乾乾不解，志尚在公者，无限年齿，勿拘贵贱，卿校已上各举一人”。太尉司马宣王以昶应选。正始中，转在徐州，封武观亭侯，迁征南将军，假节都督荆、豫诸军事。昶以为国有常众，战无常胜；地有常险，守无常势。今屯宛，去襄阳三百余里，诸军散屯，船在宣池，有急不足相赴，乃表徙治新野，习水军于二州，广农垦殖，仓谷盈积。
嘉平初，太傅司马宣王既诛曹爽，乃奏博问大臣得失。昶陈治略五事：其一，欲崇道笃学，抑绝浮华，使国子入太学而脩庠序；其二，欲用考试，考试犹准绳也，未有舍准绳而意正曲直，废黜陟而空论能否也；其三，欲令居官者久於其职，有治绩则就增位赐爵；其四，欲约官实禄，励以廉耻，不使与百姓争利；其五，欲绝侈靡，务崇节俭，令衣服有章，上下有叙，储谷畜帛，反民於朴。诏书褒赞。因使撰百官考课事，昶以为唐虞虽有黜陟之文，而考课之法不垂。周制冢宰之职，大计群吏之治而诛赏，又无校比之制。由此言之，圣主明於任贤，略举黜陟之体，以委达官之长，而总其统纪，故能否可得而知也。其大指如此。
二年，昶奏：“孙权流放良臣，適庶分争，可乘衅而制吴、蜀；白帝、夷陵之间，黔、巫、秭归、房陵皆在江北，民夷与新城郡接，可袭取也。”乃遣新城太守州泰袭巫、秭归、房陵，荆州刺史王基诣夷陵，昶诣江陵，两岸引竹为桥，渡水击之。贼奔南岸，凿七道并来攻。於是昶使积弩同时俱发，贼大将施绩夜遁入江陵城，追斩数百级。昶欲引致平地与合战，乃先遣五军案大道发还，使贼望见以喜之，以所获铠马甲首，驰环城以怒之，设伏兵以待之。绩果追军，与战，克之。绩遁走，斩其将锺离茂、许旻，收其甲首旗鼓珍宝器仗，振旅而还。王基、州泰皆有功。於是迁昶征南大将军、仪同三司，进封京陵侯。毌丘俭、文钦作乱，引兵拒俭、钦有功，封二子亭侯、关内侯，进位骠骑将军。诸葛诞反，昶据夹石以逼江陵，持施绩、全熙使不得东。诞既诛，诏曰：“昔孙膑佐赵，直凑大梁。西兵骤进，亦所以成东征之势也。”增邑千户，并前四千七百户，迁司空，持节、都督如故。甘露四年薨，谥曰穆侯。子浑嗣，咸熙中为越骑校尉。㈠
㈠案晋书：浑自越骑入晋，累居方任，平吴有功，封一子江陵侯，位至司徒。浑子济，字武子，有隽才令望，为河南尹、太仆。早卒，追赠骠骑将军。浑弟深，冀州刺史。深弟湛，字处冲，汝南太守。湛子承，字安期，东海内史。承子述，字怀祖，尚书令、卫将军。述子坦之，字文度，北中郎将，徐、兗二州刺史。昶诸子中，湛最有德誉，而承亦自为名士，述及坦之并显重於世，为时盛门云。自湛已下事，见晋阳秋也。
王基字伯舆，东莱曲城人也。少孤，与叔父翁居。翁抚养甚笃，基亦以孝称。年十七，郡召为吏，非其好也，遂去，入琅邪界游学。黄初中，察孝廉，除郎中。是时青土初定，刺史王凌特表请基为别驾，后召为秘书郎，凌复请还。顷之，司徒王朗辟基，凌不遣。朗书劾州曰：“凡家臣之良，则升于公辅，公臣之良，则入于王职，是故古者侯伯有贡士之礼。今州取宿卫之臣，留秘阁之吏，所希闻也。”凌犹不遣。凌流称青土，盖亦由基协和之辅也。大将军司马宣王辟基，未至，擢为中书侍郎。
明帝盛脩宫室，百姓劳瘁。基上疏曰：“臣闻古人以水喻民，曰‘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故在民上者，不可以不戒惧。夫民逸则虑易，苦则思难，是以先王居之以约俭，俾不至於生患。昔颜渊云东野子之御，马力尽矣而求进不已，是以知其将败。今事役劳苦，男女离旷，原陛下深察东野之弊，留意舟水之喻，息奔驷於未尽，节力役於未困。昔汉有天下，至孝文时唯有同姓诸侯，而贾谊忧之曰：‘置火积薪之下而寝其上，因谓之安也。’今寇贼未殄，猛将拥兵，检之则无以应敌，久之则难以遗后，当盛明之世，不务以除患，若子孙不竞，社稷之忧也。使贾谊复起，必深切于曩时矣。”
散骑常侍王肃著诸经传解及论定朝仪，改易郑玄旧说，而基据持玄义，常与抗衡。迁安平太守，公事去官。大将军曹爽请为从事中郎，出为安丰太守。郡接吴寇，为政清严有威惠，明设防备，敌不敢犯。加讨寇将军。吴尝大发众集建业，扬声欲入攻扬州，刺史诸葛诞使基策之。基曰：“昔孙权再至合肥，一至江夏，其后全琮出庐江，朱然寇襄阳，皆无功而还。今陆逊等已死，而权年老，内无贤嗣，中无谋主。权自出则惧内衅卒起，痈疽发溃；遣将则旧将已尽，新将未信。此不过欲补定支党，还自保护耳。”后权竟不能出。时曹爽专柄，风化陵迟，基著时要论以切世事。以疾徵还，起家为河南尹，未拜，爽伏诛，基尝为爽官属，随例罢。
其年为尚书，出为荆州刺史，加扬烈将军，随征南王昶击吴。基别袭步协於夷陵，协闭门自守。基示以攻形，而实分兵取雄父邸阁，收米三十余万斛，虏安北将军谭正，纳降数千口。於是移其降民，置夷陵县。赐爵关内侯。基又表城上昶，徙江夏治之，以偪夏口，由是贼不敢轻越江。明制度，整军农，兼脩学校，南方称之。时朝廷议欲伐吴，诏基量进趣之宜。基对曰：“夫兵动而无功，则威名折於外，财用穷於内，故必全而后用也。若不资通川聚粮水战之备，则虽积兵江内，无必渡之势矣。今江陵有沮、漳二水，溉灌膏腴之田以千数。安陆左右，陂池沃衍。若水陆并农，以实军资，然后引兵诣江陵、夷陵，分据夏口，顺沮、漳，资水浮谷而下。贼知官兵有经久之势，则拒天诛者意沮，而向王化者益固。然后率合蛮夷以攻其内，精卒劲兵以讨其外，则夏口以上必拔，而江外之郡不守。如此，吴、蜀之交绝，交绝而吴禽矣。不然，兵出之利，未可必矣。”於是遂止。
司马景王新统政，基书戒之曰：“天下至广，万机至猥，诚不可不矜矜业业，坐而待旦也。夫志正则众邪不生，心静则众事不躁，思虑审定则教令不烦，亲用忠良则远近协服。故知和远在身，定众在心。许允、傅嘏、袁侃、崔赞皆一时正士，有直质而无流心，可与同政事者也。”景王纳其言。
高贵乡公即尊位，进封常乐亭侯。毌丘俭、文钦作乱，以基为行监军、假节，统许昌军，適与景王会於许昌。景王曰：“君筹俭等何如？”基曰：“淮南之逆，非吏民思乱也，俭等诳胁迫惧，畏目下之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