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人生-第2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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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地寻访当地的小吃和苏帮菜，并且下厨做。我就当嘉宾做了这么一期节目。做完之后，我不知道制片人是从这个嘉宾身上的什么地方发现了这个人可以当主持人，可是他们又不敢跟我说。因为那个时候是十年前，电视还没有现在这么开放、这么多元，主持人长得都特别正常，他们要找一个反常的人，怕观众不答应领导也不答应，也怕伤了我的自尊心，所以他们就不告诉我。然后就跟我说，请我来再当嘉宾，我就又去《半边天》当嘉宾。第二个星期他们又给我打电话，“你再来当嘉宾。”我心说这个组挺懒，他们不换嘉宾。第三个星期又打电话说，“你再来当嘉宾。”一个月之后还找我当嘉宾，我都糊涂了。那个制片人就出来了，说：“我们没让你当嘉宾，我们想让你当主持人。我们不敢跟观众说，也不敢跟你说。现在看来，观众习惯了，也接受了，你就来当主持人得了。”（不断的掌声和笑声）　　　　
　　　　（大屏幕出现张越早期的节目资料，娃娃头加粉色衬衣，真是不敢恭维。配合着后面的故事，大家完全忍不住了……）　　　　
　　　　朱军：你千万别以为是你刚才说得精彩，主要是后面那个图像更精彩。　　　　
　　　　张越：出什么事了？这已经不是我刚刚做主持人时候的样子，这已经好多了。刚出来的时候，你们简直就没看过。（大笑）　　　　
　　　　朱军：描述一下。　　　　
　　　　张越：挺好的。　　　　
　　　　曹可凡：什么叫“挺好的”？（掌声）　　　　
　　　　张越：那个时候我是个学校的老师，大学刚毕业，非常的朴实。每天一下课我就去当主持人，反正我是从课堂直接就到电视台的演播室坐那儿开始说话。我不知道应该化妆，我也不知道应该换衣服。我穿着一个大T恤衫，每天披头散发、鼻青脸肿的就去了，到那儿就讲，满脑袋都是粉笔面。做完节目下来，我们制片人很正式地跟我谈了一次：“您不是去菜市场买菜，您是中央电视台的出镜的主持人。请您穿一件正式的衣服。”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正式的衣服，我一辈子都是穿着大毛衣和T恤衫过来的。在我的概念中，正式的衣服就是晚礼服。我没有啊，就四处找人借，谁有礼服给来一件。我有一个邻居从国外带回来一件，拖地的黑纱长裙，全是镂空的，丝的花边露着窟窿眼。我一看这不成，我得穿这件衣服，但是不能这么穿，里头还得套上一件。我也想了，我总不能套上秋衣秋裤吧，我找了一件最好看的红衣服穿在里头就进了演播室。那时候的编导也没见过市面，这模样的人就让进去了，还让录了节目。录完之后，我们领导审。我记得那个制片人张口结舌，想了半天，就跟我说了三个字：“戏过了。”我觉得我很认真，为什么说戏过了？（台下笑翻天）


《艺术人生》　第三部分张越曹可凡（2）

　　　　曹可凡：你很严肃地开了一次玩笑。　　　　
　　　　朱军：真正当了主持人以后，觉得这是个什么样的职业？　　　　
　　　　张越：他们说的跟我想说的差不多。我觉得就是一个最幸运和最不幸的职业。　　　　
　　　　曹可凡：其实很长一段时间都不知道主持人这个职业究竟是干吗的。经过了很多年，我才知道我应该做什么。去年我开了一档我自己喜欢的栏目《可凡倾听》，我想用这样一个节目留下一个时代的声音，用这样一个节目拼贴出历史的一个图像。这就是我当了多年主持人以后的想法。　　　　
　　　　朱军：听说《可凡倾听》一期节目的经费只有六千块钱。　　　　
　　　　曹可凡：比您说的多一点，七千块钱。　　　　
　　　　朱军：七千块钱。以前不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出差可以坐飞机，可以住星级宾馆，而现在做了这个节目之后，出差只能坐火车，只能住招待所。　　　　
　　　　曹可凡：前半年的时候，因为经费紧张，所以一般我们都是坐火车。我们找了北京最便宜的一个旅馆，就是在中央电视台附近的水利部招待所，漏水，有的时候还漏电。我们去一趟北京，往往一次要录5到7期，因为要把整个经费扯平。过去的一年，我只有一两个编导，所以这个过程非常的艰苦。一年当中我采访了50多位嘉宾，几乎每一位嘉宾的电话都是我自己打，然后我们的实习生把资料找来，都是我自己把原始资料看完，自己做采访提纲，有时候可以说是做得昏天黑地。　　　　
　　　　张越：我觉得特别不公平，为什么越是这种经费低的栏目的主持人特胖，经费特别高的栏目的主持人却很瘦？　　　　
　　　　曹可凡：后来我研究了一下，这属于内分泌失调。　　　　
　　　　朱军：做医生的给了一个答案。　　　　
　　　　曹可凡：说得俗一点是我喜欢，说得冠冕堂皇一点，我觉得是一种责任。　　　　
　　　　张越：刚开始做的时候，我是无意识的，是瞎做，做着做着我就意识到我有责任。我希望我留下的节目是对这个时代有用处的。特别是，有好多人从来没有机会接受采访，没有人注意过他们。我的那些嘉宾都是第一次上电视，从来没有人听过他们说什么。其实我挺迷恋我这个工作的，但是有时候，我也特别困惑。曹可凡觉得他现在很清楚，很坚定自己应该做什么，我却觉得我越来越糊涂，就是我到底应不应该这么做。　　　　
　　　　朱军：为什么会糊涂？你想说的总是被某种东西左右，还是别的什么？　　　　
　　　　张越：举一个例子，当我做一个选题的时候，如果你告诉我这是一个特好的故事，特好听，讲出来特棒，收视率肯定特高，但是我看到这个故事仅仅是它本身的话，我就会不做，因为我觉得它没有意义，不值得做。我希望在一个单位时间里面，不管是10分钟，还是20分钟，或者就是两分钟，传递尽可能多的信息，而不是尽可能少的信息。可能我把事情复杂化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大家的希望。大家不断地告诉我说，“你把事情搞复杂了，大家看电视只是为了玩一下、休息一下、娱乐一下，你让大家不舒服，很费脑子、很费心，没有人要跟你费这个心。”所以我就在想，也许我做的事情本身违背了电视的规律。如果我努力的事情是违背电视规律的，那怎么解释我正在努力做的这个工作呢？　　　　
　　　　曹可凡：一个人每走一步都会遇到无数的困惑，人生就是这样，你永远是在人生的一个十字路口，往往会等待着下一步。如果你知道人生的每一步都应该怎么走的话，你的人生就走得特别没有意义。我想，其实人生的困惑就是一种意义。　　　　
　　　　朱军：举一个例子，有两档节目同时摆在你面前，一档节目的标签上写着“火火火火火”，另一档节目的标签上就写着“温温温温温”。“火”的背后一定连带着名和利，而“温”的背后一定是寂寞和无奈。你们会选择哪一个？　　　　
　　　　曹可凡：《可凡倾听》这个栏目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答案。它是一个投资非常少、相对边缘化的一个比较安静的栏目。它的播出时间是在星期天的晚上差不多十点左右，并不是收视的黄金档。我采访的对象大都是一些耄耋老人。我统计了一下，去年这一年当中，70岁以上的老人差不多占了采访对象的三分之一。但是我觉得值得，因为很多时候那些所谓火的节目没有一个是值得回味的。我可能做了一个比较温的节目，或者不太被人注意的节目，但是多少年以后，我对它都有很美好的回味，就是这样。　　　　
　　　　张越：你说火的节目会有很多名利和好处，温的节目可能没有，我觉得对一个喜欢自己的节目的人来说，这一切根本不是问题。我做的节目一直在到处跑，很多时候就是在农村，就是在我的嘉宾的炕上。我们一起住，不能洗澡，汽车也不能走，就得背着东西爬山。我不是一个善于运动的人，但是没有问题，如果有需要，我一定可以爬。我觉得问题是，你得让我确认我做的这件事真的有意义。甚至有人告诉我说，在今天这个时代，还要坐在这儿谈意义本身已经特荒唐了。但是我坚定地要求，我做的事情必须是有意义的，必须是真的对观众至少是某一些观众有价值的，真的有所帮助的。如果是这样，我不管它火不火，只要电视台允许，我会愿意做下去。　　　　
　　　　朱军：所以我就在想，我们当今的电视能够深刻吗，它允许你深刻吗？　　　　
　　　　张越：我只能责备自己，我只能认为我做得不够好，没有把两者好好结合起来，没有找到最佳的平衡点。这肯定是我的问题。　　　　
　　　　朱军：如果有一天，你正觉得踌躇满志的时候，突然听到了你的观众对你喊出的一片下课声，你会怎么办？　　　　
　　　　张越：我觉得以我这个人啊，肯定没等到这片下课声响起，我就下课了。（掌声）　　　　
　　　　朱军：可你认为你做的事是为观众好啊？　　　　
　　　　张越：这不能强给啊。（掌声）就是妈、就是老师、就是领导也不能强行塞，更别说一个主持人了。我没有权利把自己的价值观强行塞给观众。我一定下课，而且我坚信我一定会在大家去意已决之前，自己先去意已决的。（笑声）　　　　
　　　　朱军：如果现在让您在这个平台上对观众说句话，想说什么？　　　　
　　　　张越：那我先说。刚当主持人的时候，我最希望观众跟我说“你主持得特棒”。但是现在我想听的真的不是这句话。我要是听见有一个观众跟我说“看完你的节目之后我觉得特别好，心里舒服多了”，我最舒服。我很努力地想要实现这件事，但是确实不知道我做到了没有。我也不知道我应该用什么方式才能够得到真实的反映。　　　　
　　　　曹可凡：我一直说主持人是一棵树，而不是一朵花。我希望这棵树能够越来越繁茂，让所有观众看了节目以后心绪变得更好。我其实一直有一个理想，将来如果下课了，不当主持人了，我去做一个心理工作者，因为在大学期间我最喜欢的是心理学。现在社会上有心理障碍的人特别多，比如大家特别熟悉的张国荣、韩国的李恩珠都是因为忧郁症而去世的。中国有95％的忧郁症患者不愿意治疗。他们可能觉得这并不是病，或者说他们怕自己被列为精神病患者，所以会导致很多悲剧的发生。我们做电视做沟通，能不能在这方面也做一点工作，而且我的父亲是因为忧郁症去世的。（热泪盈眶，台下崔永元眉头紧锁。）我不知道我父亲去世的时候心里想着什么，我想他在离开我的一刹那一定是非常需要这方面的帮助。我的一个愿望就是在将来的某一天能够成立一个基金，给更多需要帮助的忧郁症患者提供帮助。这是我心中最大的理想和愿望。（掌声）　　　　
　　　　张越与曹可凡一起走下台，踩在同一块玻璃上，钢化玻璃忽然粉碎。张越无辜地说：“这不是我们干的吧？”剧务一干人冲上去换玻璃，白岩松也上来帮忙……


《艺术人生》　第三部分崔永元（1）

　　　　崔永元　　　　
　　　　朱军：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嘉宾，有请崔永元。（掌声）请坐。上一次你的节目在我们栏目播出以后，很多观众打来热线电话，同时寄来了很多信，特别关心你的病情。有要给你送药的，有要给你做心理理疗师的，还有说愿意给你当保姆、愿意在身边伺候你的。听到这些的时候，心里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崔永元：我办公室也收到了好多。一类是给我找药，希望我吃了这药能睡着；一类是跟我要药，看有什么药给他，他能睡着。我真是特别感动，因为我觉得非亲非故的，人家给你寄来药想让你睡觉。很多药都没有说明，白岩松也老说他失眠，我想先给他用用看。（笑声）　　　　
　　　　朱军：先试试。　　　　
　　　　崔永元：好事想着朋友。　　　　
　　　　朱军：我觉得大家的出发点都是一样的，就是希望你能好。听到这些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感受？觉得这些人多事，还是觉得很温暖？　　　　
　　　　崔永元：刚才曹可凡一直在让大家重视心理卫生，我也不避讳。我在这儿告诉大家，我得的就是抑郁症，而且是很严重的抑郁症，重度。曹可凡很想知道他父亲离开他的时候心里是怎么想的，我觉得因为我有这样的经历，我可能可以告诉他。一个抑郁症患者想离开人世的时候，他是什么感觉？我告诉你，特别快乐。　　　　
　　　　朱军：快乐？　　　　
　　　　崔永元：对，特别快乐，特别高兴。　　　　
　　　　朱军：不是因为曹可凡你才这么说吧？　　　　
　　　　崔永元：不是。你可以去请教专业的医生，他们都会这样告诉你，所以说这是一种病。因为他跟正常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他觉得走了可能就解脱了，就会觉得特别轻松。这是两年前的事情了。这两年我一直在积极配合医生的治疗，按时地服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