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02-手术刀就是武器--白求恩传-第2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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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斯开着车经过港口，然后进入了山里。从这儿到马拉加只有一条路可走。它从阿尔梅里亚起沿着弯弯曲曲的海岸线向前延伸，绕过许多很陡的弯兜来兜去；右侧耸立着灰色的悬崖，左侧俯瞰着大海。在我们后面，阿尔梅里亚给遮得看不见了；在我们下面，地中海的激浪冲击着岩石。
走出阿尔梅里亚十英里光景，我的思绪就被一支奇异的队伍打断了。我从车前的玻璃窗诧异地向外瞧着。农民？可不是吗，他们正牵着形影不离的驴子沉重地走着。可是等到走近些，他们就不再仅仅是农民了。
我们看见一个男人向我们走来。他用一根绳子牵着一头驴，拖着脚步，低着头，背着一个用披巾系住的小孩。那驴背上堆得高高的，有一床褥子，一大堆锅盘，一双鞋子，几条毯子，一个水壶。一个男孩拉着驴尾巴。他后面跟着一个怀里抱着婴儿的妇女，而她后面还有一个老头儿拄着一根棍子一拐一拐地走着，一只手牵着另一个孩子。
难民从卡车旁边走过，好像并没有看见它似的。他们疲倦地往前走，脚在坚硬的路面上一步一挪，肩耷拉着，仿佛是给拖着往前走似的，他们嘴张着，举目无神，显得精疲力竭。
再往前去，路上还有一群难民正在拐弯。他们像是跟在柩车后面送殡的人。男人戴着宽边的帽子，蹒跚地走着，妇女穿着传统的黑色棉布外套慢慢跟着走，孩子们只穿着短裤或是衬衫，半裸的身体在太阳里晒着。
第二群难民从我们旁边蹒跚地走过去，我感到一阵像刀戳似的怜悯、愤怒和急躁。我们继续往前行驶，在每一个拐弯的地方都看见更多的难民。起先他们很零散，随后就越来越密集——相隔一百码，五十码，最后就彼此紧挨着：一根细线似的行列沿着公路川流不息地移动着，上面是烈日，底下是大海。
他们当中有的全家在一起走，携带着几件不值钱的东西；有的男女看上去孤零零似的，不由自主地随着别人的步伐行进；还有一些面容显得疲倦而迷惘的孩子由大人们轮流领着。他们好像是从地下钻出来的；他们好像是一群不知道从哪里来，也不知道往哪里去的幽灵。在海浪的声音与悬崖上的回声之间，只听见他们的凉鞋和石子摩擦的●●声，他们费劲呼吸的嘶嘶声，以及发自裂开的嘴唇、并顺着这歪歪倒倒的行列一直传至远处才消失的呻吟声。
他们中间各种年龄的都有，可是他们脸上都带着同样疲倦不堪的神情。他们毫无表情地在我们卡车旁边一个接着一个走过去：一个看上去还不到十六岁的女孩子跨着一头驴，低头对着怀里吃奶的婴儿；一个老太婆，她那衰老的脸半遮在她的黑色披巾里，在两个男人当中很吃力地走着；一个老头瘦得只剩下皮包骨，他的光脚沿路滴着血；一个年轻人肩上捆缚着一堆被褥，他每走一步，肩上的皮条就勒他的皮肉一下；一个妇女捂着肚子，她的张大了的眼睛充满着恐惧——这是一群沉默的、憔悴的、苦痛万分的人和牲口，那些牲口有时不满地吼叫，那些人却像牲口一样不发怨言。
塞斯停住车。我下了车，站在路中央。他们是哪儿来的？他们要往哪儿去？究竟出了什么事情？他们懒洋洋地斜着眼看看我。他们没有力气往前走，可是又不敢多耽搁。他们说，法西斯军就在他们后面。马拉加？对了，他们是从马拉加来的，马拉加已经陷落了。马拉加！全完了！他们到哪儿去？沿着公路走吧。也没有别的路可走了。法西斯军已经到了马拉加，大炮隆隆响着，房子轰倒了，城市遭了殃，能够走动的人都逃出来了。他们劝告我们，回头走吧；什么都没剩下了……他们后面只有更多的难民，再往后就是法西斯军。
我回到卡车上。黑曾把他的照相机准备好了。他从路旁边和卡车顶上照相，我黯然地在一旁看着。我想到马拉加：一个令人震惊的败仗！是怎么搞的呢？但是现在去想那个也没有什么用处了。重要的是，在那陷落了的城市这边某个地方政府军队一定正在整编吧。在某个地方一定会有新的、而且要更苦守的防线吧。在这条公路前面某个地方一定正在进行着战斗，至少有后卫战吧，那么也必定有受伤垂死的人正需要我们从马德里带来的血液。
我们现在把车开得更快。到了路陡峭起来的地方，难民的行列就比原来的密了。随后路就突然拐弯，离开了海岸，慢慢上升，骤然间我们面对着一座小山，山底下是一大片平原。塞斯猛然踩住了煞车，吃惊地哼了一声。卡车颠簸着在一大群难民和牲口的前面停了下来。他们像一座颤动着的墙似的，把整条路全堵住了。妇女尖声叫喊，驴子惊得站了起来，无数张脸向我们挤过来。等我们到达山头，就又有密得像一堵墙的难民在卡车周围走动着。
但是让我们惊讶得说不出话来的是山下的景象。
这片平原一直伸展到视线以外。在这片平原上面，在那本该是公路的地方，现在遍地都是难民，他们的队伍足有二十英里长，像一条巨大的毛虫似的蠕动着，它的无数的脚扬起了一片尘土，在慢慢地、笨重地移动着，从地平线以外的地方起，穿过干旱的平坦的原野，一直到山麓的小丘。
《手术刀就是武器——白求恩传》第二部分第三部 敌人——法西斯主义（10）
我跳到车旁的踏脚板上，用手遮着眼向下眺望平原。什么地方也看不出道路来，它完全被难民遮住了。他们成千上万的人挤在一起，像蜂房里的蜜蜂似的，也像蜜蜂一般使整个平原都充满了一片闹哄哄的话声、喊声、哭声，以及牲口发出的怪声。
我们开始慢慢地下山，塞斯不停地按着喇叭。我在踏脚板上挥手让难民们躲开。他们不理会我的喊叫声和喇叭声；他们一个接一个垂头丧气地从车旁走过，有时撞着车身，随后就在路上散开，落在车后面了。
如果他们是从马拉加来的，他们就至少已经走了五天五夜了。这可能吗？那个腿上生着溃疡的老太太——她能在野外路上走五天五夜还照旧活着吗？可是她居然就在这里，她的外套在尘土里拖曳着，一转眼就被吞没在卡车后面的人堆里了。还有那些孩子……各种年龄的都有，大多数都光脚——他们怎么也能依旧活着呢？孩子太多了！只要你对眼前的路上望一眼，心里就感到一阵说不出的难过。五英里的蠕动的人群，其中有成千上万的孩子！
我们的卡车从掉了队的难民身旁开过去，他们在路旁休息着，男男女女挤在一起，睡在什么也没有地上；我们通过了居民撤退一空的凄惨的村庄；我们从炸弹炕和烧成瓦砾的农舍旁边驶过。随后这沉重地走着的人群就不知不觉地变了，像骤然掺上污泥的泉水似的。我低声咒骂着：怎么回事，民兵！起初只有几个在难民当中，可是再往前一英里就有成百的，随后就有成千的。他们的制服破破烂烂，他们的武器不见了，他们的脸上长满了胡子，他们的眼睛陷了下去，一副吃了败仗的样子。他们跑到难民当中干什么？他们是政治上不负责任的人吗？逃兵吗？我还来不及寻思，这些民兵的后面就来了一队队的骑兵。马和人都精疲力尽。有些骑兵无精打采地走着，脖子上挂着靴子，手里牵着马，妇女或孩子则紧抱着马鞍。他们已经不成为骑兵了：他们也是难民，和其余的人一样，哭丧着脸，不声不响地逃跑。
……那一天西班牙的太阳和法西斯军同样地残酷无情。那份炎热简直成了一个有形的、可恨的敌人。公路现在拐弯，又靠近海边了，我们重新听见了海浪冲击岸边岩石的声音，在难民的嘈杂声中，浪声像是远处传来的鼓声。
现在我们看见更多惊惶和慌乱的现象。我们得绕过坏了的大车和被抛弃的卡车慢慢地行驶，垂死的小毛驴被推到下面的海岸上，那儿精疲力尽的人们摊开身子躺着，他们的肿胀的舌头挂在皱起来的嘴外面。更多的孩子，更多的民兵，更多的撤退一空的村庄。我们因路上有障碍物而暂时停住了车，没想到立刻就被呼吁求怜的难民围住，有的伸手讨点水喝，有的要求搭车到阿尔梅里亚。我把我的水壶从车窗扔了出去，随后我们就继续前进。
我们超越一辆空的公共汽车，驾驶座上坐着一个民兵。在我们超越的时候，这个民兵把头伸出窗外，挥舞着双手，喊道：“汽油……”塞斯摇摇头，大声回答说：“上前线去！”那公共汽车后面有一个小女孩独自蹲在路旁嚎哭，嘴里衔着大拇指。我看见难民中有一个民兵伸出一只手，把她举到后背上。这个民兵身旁有一个农民，背着一个妇女，好像扛着一袋马铃薯似的。
海岸又离开公路了，我们在两片甘蔗地中间行驶。甘蔗的顶端在微风中轻轻地摇晃。绿色的叶子飘落在路上并在光脚底下被踩过。在另外一辆抛锚的公共汽车旁边有一群民兵摆手叫我们开回去。我们从车窗里还是喊着：“上前线去！”
我们又来到海岸边，这时候太阳正开始西沉。天上一片霞光，火焰似的光芒在地中海海面上颤动着，随后天就骤然黑了。我们感觉到周围的难民加快了脚步。塞斯扭开了卡车的前灯，立刻我们就听见忿怒的喊声：“关灯！”在那些被围困的城市里，孩子们在成长，却不知道人类早就征服了黑暗；在这儿，当年陶醉过游客的景色优美的海岸上，灯火也是一种威胁，只有在黑夜中才有安全。
不开前灯，车是几乎不能行驶了。我们按喇叭，我们大声嚷，可是都没有用处。在一个小时里，我们只走了很短的距离，随后我们就停住了。我们坐在卡车驾驶室里想主意，这时候有一群民兵走了过来，样子很狼狈，可是似乎还保持着纪律。他们向我们要证件看，很仔细地检查了一番，敬了个礼，然后把他们后面的情况报告给我们。他们说，法西斯军正在迅速地向东推进，下一个城是摩特里，大概已经落到敌人手里了，或者不久就要陷落。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前线；阿尔梅里亚这一边的地方根本没有进行任何抵抗。这不是败退——这是崩溃，南方沿海的地区像一个熟了的梅子落到佛朗哥的外国军队手里。
卡车门忽然开了。黑暗中有一个男人用肩膀顶住门，他的张大的眼睛注视着我，怀里抱着一个五岁的孩子。他把孩子举到我们面前，瘦弱得不像样子，并且因为发烧而在浑身发抖。随后他就讲起话来，他说得非常快，一个字接着一个字从他嘴里飞出来，一开始声音发哑，随后就高昂起来，到后来就好像一只孤独的火鹤的哀啼。我用不着翻译；他的话是通用的，用任何语言说都会听得懂的：“我的孩子病得厉害……等不到我把他带到阿尔梅里亚他就会死的……我自己愿意留在后面……我只替他求情……请你们把他带走——把他搁在一个有医院的地方……告诉他们我随后就来……告诉他们这个孩子叫胡昂·勃拉斯，我不久就来找他。”
我接过那孩子，轻轻地把他放到座位上。那西班牙人很激动地抓住我的手，在我胸前面十字。对着那个陌生人，那些从黑夜和骚乱里显露出来的脸，那些在我周围因恐惧而扭动的脸，那些像暴风中的树林一样伸出来的胳臂，那些恳求我的声音，我即使会讲西班牙语，也不能表达由衷之情。
“同志……做做好事……救救我们，”他们喊着，我用不着听懂他们的话就能明白他们的吁求。
“把我们的妇女和孩子带走……法西斯军快追上我们了……”
“可怜我们吧，同志，救救我们，请看在上帝份上……”
“让我们搭你的车走，我们走不动了……”
“同志，孩子啊，救救孩子们……”
我跳到踏脚板上。他们围住我，拉着我的衣服。我心里燃起了满腔愤恨：他们今晚到哪里去了，那些以执行基督教的上帝的意旨为己任的人们，那些给世间带来神的爱和救赎的人们——他们到哪里去了，怎么他们就听不见这些在向上帝求救的众生？人的爱又被赶进什么黑暗的洞穴里去了呢？在这个病态的世界上，怜悯和良心哪里去了？
空话——啐！到处都是像洪水一般滔滔不绝的空话，而这洪水淹没了马拉加公路上这些人间地狱里的人们。假若我有一千双手，每只手里有一千支杀人的枪，每支枪有一千发子弹，每粒子弹都对着一个杀害儿童的刽子手——那我就知道如何来表明我的愤恨了！我要用每只手上的每支枪来宣布这些败类的死亡，我要用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