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养品格-第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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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那么还有哪些别的因素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一个特定的人会选择不计付出、满怀同情心和勇气地去采取拯救行动？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科尔比和达蒙请一组“专家候选人”——神学家、哲学家与研究不同政治意识形态、宗教信仰和社会文化背景的历史学家——来定义评判一个“道德模范”的标准，并举荐符合这些标准的人。令人意外的是，专家们在五个评判标准上取得了高度的一致：（1）坚持不懈地信仰道德理想；（2）在理想和达成理想的方式之间取得一致；（3）牺牲个人利益的意愿；（4）鼓舞他人的能力；（5）对于个人的地位有谦逊心理。
使用这五个标准，科尔比和达蒙着手找出并采访了二十三个道德模范人物。从教育经历上看，有的模范人物只读到八年级，而有的则获得了医学学位、法学学位和博士学位。他们这些人里有不同信仰的宗教领袖、商人、物理学家、教师、慈善事业工作者、旅馆主人、记者、律师、非盈利性组织的首脑以及社会运动的领导人。这23个模范中有10个是男人，13个是女人。他们的贡献涵盖的领域有人权、反对贫穷、医疗护理、教育、慈善、环境保护、促进或维护和平以及宗教信仰自由。
科尔比和达蒙发现，这些成就非凡的个体在他们的一生中，逐渐培养了自己的人生目标，而这涉及一次道德的蜕变。多数情况下，明智可信赖的人和同事在培养这一明确目标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所有的案例里，这个目标产生的必然结果是使他们献身于一项事业或道德准则，而这导致了终身毫不妥协的正直和服务精神。
这些研究人员引用了俄国科学家安得烈·萨哈诺夫（AndreiSakharov）作为受这种目标驱使而发生蜕变的深入人心的例子。直到36岁，萨哈诺夫才成为苏维埃共产主义社会的中流砥柱。他发明了氢弹。他不仅被看作是一位有前途的科学家，而且还是一位爱国主义者。他从不曾成为一名捣乱分子。
1957年，继苏联的核武器试验以后他开始关注有放射性的污染物问题并写了备忘录提醒大家注意。几年以后，他自己与尼基塔·赫鲁晓夫取得了联系，设法说服他停止进一步的试验——他得到的回答是不要干预国家的事情。到了1966年，他在公众场合表明了自己不赞同核武器试验的立场，并提醒大家不要重蹈斯大林主义的覆辙。1967年；两个对苏联国家持不同政见的人受到苏联法律的严厉制裁，他出面为他们求情。一年以后他失去了他的科学工作。1970年，他和两个关系密切的同事一起创建了莫斯科人权委员会，以便在全苏联的公众场合为遭到迫害的人们辩护。1973年他请求联合国代表与苏联持不同政见的人进行干预，使他们避免被送入精神病院。1986年，他成了国家媒体严厉攻击的对象，与此同时他从莫斯科被流放到高尔基市。
这是一次成年时期道德成长的旅程——从一个有保障、有成就的科学家到甘愿冒莫大风险去捍卫人权的有德之士。这次旅途不断地给予萨哈诺夫选择的机会，以决定是继续自己选定的道路还是放弃。每一次，都有持相同见解献身于人类自由事业的同事支持他或挑战他，使他最终选择了继续前进。他的道德朝圣之旅表明了品格的成长过程是如何持续了一生的，这一过程并不被童年时候就有的决定性因素、个性或文化所推动，而是在服务于一项有难度的理想事业时做出的自由选择。
作为教师和父母；我们能从中吸取到什么教益呢？首先，要给青少年提供机会思考并为自己设定有价值的目标，这既可以培养他们的品格，又可以给予他们每个年轻人都需要的使命感。其次，我们自己应该成为典范，这样年轻人在他们的生活中就有为崇高理想而奋斗的活生生的成年人作为参考。
第一部分 为什么品格至关重要？第8节 我们民主国家的品格
品格影响社会的每个领域。在1999年11月的一次旅行中，我和一位在从商30多年后转而做大学人事工作的妇女进行了对话。她曾经先后在五个公司工作过。当我告诉她我的工作是品格教育时，她告诉我从她的个人经验出发，她看到了品格是怎样深深地影响商业的：
如果你在做生意的时候没有品格，那么你就不会有团队精神。品格将影响你对待你的同事和顾客的态度。如果没有品格，你会腐化堕落。人们只会关心他们自己。
两年以后，随着国内公司丑闻的层出不穷，她的话似乎得到了验证。做假账，操控股市，以及导致安然、世界通信和其他企业巨头腐败的内部交易的出现，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我们已经失守的道德阵地。引起这一系列丑闻的节节攀升的贪婪反映了企业文化的变化，而政府撤消了许多关于腐败的强制审查的政策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结果是使得国内富人和其他人之间的差距迅速扩大；而这一差距削弱了家庭的作用并改变了我们民主社会的道德观念。
这一转变在凯文·菲利普斯（KevinPhillips）出版于2002年的书《财富和民主》凯文·菲利普斯：《财富和民主》（纽约：百老汇书店，2002年）。里有详细的记载。菲利普斯并不是作为一个左翼分子来写这本书的；事实上，他一辈子都是一个共和党人。他说，越来越多的财富集中在一小部分美国人的手里，其影响远远超过了历史上发生过的任何其他事情。这不但造成了直接的经济后果，还具有深刻的政治影响，因为金钱不断地被这一小部分人用来扩大政治影响力并因此而确定成公众政策。
1999年，对于60％的美国人来说人均收入（税后）比1977年还低。与此同时，在1982年到1999年之间，400个美国最富有的人的平均净资产从23亿美元上升到26亿美元。在西方国家中，美国的收入不平等状况位居首位。
1990年，首席执行官们赚取的收入是一般工人的85倍。到2000年，他们的所得是一般工人工资的531倍。1981年，美国收入最高的10位首席执行官的平均工资水平是350万美元；到2000年这个数字已经飙升到154亿美元。
从1980年到1999年，500个规模最大的公司的资产和利润增至三倍。在这段时期，这些公司使大约500万美国人失业。
在所有的美国人里有不到一半的美国人没有任何的养老金计划；更别说社会保障金了。美国工人工作的时间是最长的——跟一般的欧洲工人相比每年多工作350个小时——然而他们的医疗保险、产假、带薪假期以及通知被辞退的时间是所有西方国家里最少最短的。
在过去的20多年时间里，国内税收署（InternalRevenueService）用更多的时间和预算来审查工人们，包括工作中的穷人们，却不是去审查那些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而后者往往采用避税计划。
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美国有近22％的孩子生活在贫困当中，而在英国只有10％，比利时则只有4％。
简而言之，就像菲利普斯和其他经济、政治分析师所指出的，我们的国家正迅速地把国民财富经过重新分配后装进已经非常富裕和有权势的人的腰包。然而过去情况并非常常如此。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处于中层的60％的美国人享有经济增长收益中的绝大部分。但是我们目前的经济状况却恰恰相反。菲利普斯认为，一个民主社会不可能长期忍受这种财富的不均衡，以及由此引起的政治和社会政策的腐败后果——要想继续做一个民主国家必须对公众利益做出反应。
经济的品格如何影响国民的品格？首先，正如近两个世纪前法国作家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deTocqueville）观察指出的，上层的贪婪和腐败往往会助长所有阶层的贪婪和腐败。人们会这样认为：“如果那些家伙只想到他们自己，并破坏法规去攫取他们所能得到的一切，那么如果我不那么做，我就是个傻瓜。”
再说，有将近30％的人口处于贫困线上或接近于贫困。在美国贫穷和接近于贫穷的主要原因既不是找不到工作，也不是福利的匮乏，更不是家里以女性为主。尽管所有这些因素都起了作用；但贫穷的主要原因却是上百万的工人所获得的工资不足以维持他们的生活。
这给家庭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几年以前，在我们小小的、人口只有17000的纽约上州，我们的报纸有五个版面是关于工作中的穷人的，包括那些有两份或三份低收入工作的家庭，他们不能支付账单，没有钱给孩子买鞋子，也无力支付孩子们看牙医的费用等。这并不仅仅意味着父母亲和孩子们正在遭受真实的苦难，生活水平低下，而且还意味着他们共同度过的家庭时间也少得可怜。在讨论经济公平的波士顿会议上一名演说者谈到这一问题时说：“提高工资水平是你所能做的对家庭最好的事情。”
并不仅仅是那些低收入家庭受到了不公平经济状况的压迫。许多中产阶层的父母想花更多的时间和孩子在一起，但也由于经济压力而做不到。一个芝加哥的编辑说：“我的兄弟和他的妻子生活非常简朴，由于他们的工资水平严重地缩水，他们不得不加班来使收支相抵。”在一个社会里，我们说我们应该重视家庭生活（在政府发言里，在政治运动中，诸如此类），但是我们却时常采用或继续削弱家庭生活的社会政策。如果我们想认真地塑造青少年的品格，当论及家庭时，我们有必要严肃认真地缩小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
第一部分 为什么品格至关重要？第9节 性和品格
如果我们认真地对待我们孩子的品格，那么我们就有必要认真地看看我们的性文化的道德状况。
一般人，包括父母和孩子，都比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人们更随意地谈到性的话题；对此大多数美国人可能会拍手称好。那些在婚姻生活中有性问题的夫妇很可能会设法做些补救的事情。这是一种有益的转变。但是伴随着开放程度的加大，具有性特征的流行文化和青少年性问题的产生开始在意识形态领域困扰父母和其他人。
作为这个问题的一种反映，电视台脱口秀节目主持人奥普拉·温弗里（OprahWinfrey）和菲尔博士两个人最近倾力打造了一期针对口交问题的节目，根据一项全国性的调查，2001年杂志《十七》和凯泽家庭基金会做的一项调查指出，有55％的高中生说自己有过口交行为，而有过性交行为的只有40％。13岁、14岁，甚至更小的孩子口交比例在上升。据报告说一些男孩子就像过去期待一个晚安吻那样期待他们的女朋友给他们进行口交。一些女孩子说她们已经为许多男孩子做过口交。还有一些口交团体的故事，在过道里、舞厅里以及足球比赛里口交都在进行着。
2000年4月，《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名为《性青少年的面孔日益年轻化》的文章。文中提到，一些向精神病专家咨询过的孩子，通常是女孩子，由于过早的性行为而精神崩溃。艾伦·沃兹曼（AllenWaltzman）博士——一个来自布鲁克林的精神病医生——评论道：“我看到的一些女孩子，有七年级的，八年级的，甚至还有六年级的，她们告诉我她们还是处女……可是她们已经口交过50次或60次。”A·贾雷尔：《性青少年的面孔日益年轻化》，载《纽约时报》（2000年4月2日）。在菲尔博士的节目里，一个年轻女孩子泪流满面地对着镜头说：“别这么做……请别这么做。你的自尊将丧失殆尽。事情对你来说将变得更糟，要糟得多。”
在南部城市的一个溜冰场里，一位父亲停车接自己11岁的女儿。在昏暗的溜冰场中间有四五十个孩子围成一个圈；他们都和他的女儿差不多岁数，甚至还要更年轻一些。父亲走近后，发现圆圈中央是几个男孩子和女孩子，他们正摆出模仿性交的动作。几个男孩子把小女孩们夹在中间。一个男孩子站在一个女孩子的后面，胳膊绕着她，双手放在她的阴部。周围的孩子们都看得入了迷。这位父亲说，当孩子们看到他走近时，有几个逃之夭夭了，但大多数人看起来一点都不难为情。当他向溜冰场经理说明这一切时，经理说还不曾有谁为此而抱怨过什么，这种“肮脏的舞蹈”在他的溜冰场里是不被允许的，他以后将提高溜冰场的亮度。接着他补充说：“但是现在的社会已经不一样了。”凯瑟琳·帕克：《社会上的性问题腐蚀了孩子们》，载《奥兰多看守者报》（1999年4月1日）。
我们不应该责怪孩子们，但是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