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十六讲-第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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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世儒家学者鉴于土地私有造成的贫富分化，对已经消失的农村公社充满向往、羡慕之情。何休《春秋公羊传何氏解诂》、韩婴《韩诗外传》对公社有许多理想化描述，它除了组织生产之外，还保留着“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助”的集体主义互助习尚，“患难相救，有无相贷，饮食相召，嫁娶相谋”。这种田园牧歌式的美景，多半出于儒家学者对农村公社与井田制度的理想主义回忆。

　　这种理想主义与秦汉以来的小农经济形成鲜明的对照。小农经济是以土地私有为前提的，必然伴随土地买卖、兼并，以及贫富两极分化。首先发难的是儒家公羊学大师董仲舒。他对“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深为不满，认为这是商鞅废除井田制度留下的后遗症。解决这一社会问题的药方，就是恢复井田制度。鉴于井田制度一时难以恢复，他提出一个折中主义的方案——“限田”，目的在于“塞兼并之路”，使得富有者占田不能超过一定数量，贫穷者不至于没有土地。在土地可以买卖的时代，“限田”不过是儒家的平均主义理想而已，根本无法操作，化作泡影是必然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王莽的带有农业社会主义色彩的改革，重弹董仲舒的老调，再次显示了儒家那种脱离实际的理想主义政治的致命伤。他颁布的“王田令”，是以赞美早已退出历史舞台的公社与井田为出发点的，主张取消土地私有制，把私有土地收归国有，然后按照《周礼》的井田制度模式，实行“均田”——平均分配土地。这种看似很“革命”的主张，其实是历史的倒退。把私有土地收归国有，禁止土地买卖，是企图以国家行政手段向经济发号施令，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因此遭到全社会的一致反对。连农民也不买帐，这是为什么？因为农民是小私有者，他们不愿意自己的私有田产成为“国有”。王莽的“托古改制”以彻底失败而告终，并未使后世的政治家引以为戒。

　　有宋一代，小农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伴随而来的兼并盛行，贫富分化加剧。不少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以为是“田制不立”的结果。于是乎，恢复井田制度的议论如沉渣泛起一般，几乎连绵不断。即使被誉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的王安石，对井田制度也百般美化，他在与宋神宗议政时，建议模仿王莽的“王田令”，“令如古井田”。他的“方田均税法”，似乎是这一主张的第一步。看来王安石与王莽是颇有一些共鸣之处的。新儒学大师朱熹也不见得高明，也主张恢复井田制度。他说：“田尽归官，方可给与民”，“而今要行井田，索性火急做”。所谓“田尽归官”，就是实行土地国有；所谓“索性火急做”，就是不要停留于口头议论，要雷厉风行地实施。

　　为什么人们的改革思路始终离不开井田制度，公社的幽灵如此难以摆脱？实在值得深思。

　　到了近代，“三农”问题尖锐化，上述思路再一次以高水平的形式重现。

　　令人尊敬的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针对“三农”问题的症结——地权不均，提出“平均地权”的主张。如果不为尊者讳，实事求是分析的话，其中颇有一些问题。孙中山的“平均地权”是以土地国有代替土地私有为前提的。极而言之，在孙中山思想中，平均地权和土地国有是合二而一的。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表的党义第四条中，就有“主张土地国有”的规定。胡汉民在《民报》第三号，发表党义六条说明，把土地国有与古代的井田制度相比拟。这种解释有没有违背孙中山的原意呢？没有。

　　孙中山曾多次从不同角度阐述他的平均地权思想，对井田制度及王莽改制、王安石变法给予高度评价。他说：

　　——“平均地权者，即井田之遗意也，井田之法既板滞而不可复用，则唯有师其意而已”；

　　——“中国古时最好的土地制度是井田制，井田制的道理和平均地权的用意是一样的”；

　　——“诸君或者不明白民生主义是什么东西。不知道中国几千年以前，便老早有过这项主义了。像周朝所实行的井田制度，汉朝王莽想行的井田方法，宋朝王安石所行的新法，都是民生主义的事实”。

　　孙中山以明白无误的语言告诉人们，他的平均地权，他的民生主义，只不过是古已有之的井田制度的再版，因为两者“用意是一样的”。令人惊讶的是，他把民生主义与王莽“想行的井田方法”，王安石的“新法”，排在一个行列里。从中人们不难看出某种一脉相承的传统思想：对公社与井田的赞美与怀恋。公社与井田，以及恢复公社与井田的尝试，竟然成为“平均地权”的出发点，实在是耐人寻味的。　






　
老子与《道德经》、道家
　　老子即老聃，姓李名耳，楚国人。他曾经担任周朝的史官——“守藏室之史”，负责管理藏书，因此见闻广博，熟悉典章制度。据说孔子还屈尊向他请教“周礼”，可见他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由于对周朝丧失信心，对世事感到厌倦，便西行出关，到西部山中寻求清静解脱。

　　他应关令尹之请，把他的思想写成《道德经》（即《老子》）。这篇文字简略含义晦涩的文章，充满了神秘的色彩。开篇第一句话就令人费解：“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凡是可以言说出来的道，不是亘古不变的道；凡是可以标注出来的名，不是亘古不变的名。他不但把“道”说得尽善尽美，而且把远古先民的原始生活理想化。他认为，用结绳记事而不是用文字，那种极乐无知的生活远比现在美好。他针对当时社会变革的“有为”，鼓吹“无为”，即无所作为。他认为任何社会进步都会招致祸乱，生产发展会增长人们的贪欲，而贪欲是争斗的根源；文化提高会增长人们的智慧，而智慧是争斗的工具。因此他主张回到没有文明的时代，回到浑浑噩噩的“小国寡民”世界，回到“老死不相往来”的“无为”状态。这显然是一种对现实绝望的复古主义。

　　胡适1954年在台湾大学演讲，认为老子提倡的是“无政府主义”。他说，老子主张“天道”，就是“无为而无不为”。老子认为用不着政府；如其有政府，最好是无为、放任、不干涉，这是一种无政府主义的政治理想；有政府等于没有政府；如果非要有政府不可，就是无为而治。显然，老子对于当时的政府很不满意，所以说了这样的话：“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意思是说，人民之所以饥饿，是因为政府征税太多，所以饥饿；人民之所以难统治，是因为政府太想有所作为，所以难统治。

　　令人惊叹的是，这种消极无为的思想，用一种充满哲学思辨的方式陈述出来，闪烁着炫目的火花。他指出，世上的万事万物都是对立统一的，如正与奇、福与祸、刚与柔、强与弱、多与少、上与下、先与后、实与虚、智与愚、巧与拙。矛盾的双方是对立的，也是可以互相转化的，这就是所谓“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也就是所谓“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西方哲学的热门话题：“世界从何而来？”老子的《道德经》有这样精彩的解答：“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在老子看来，“无”比“有”更加根本，“无”是天下万物的根源，“无”就是他反复论述的“道”。

　　老子说：“有物浑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有一种在天地之前生成的东西，它寂然不动，寥然空虚；它独一无二，自古至今不改变，流行于万物而不倦怠；它产生天下一切，可以做天下一切之母。这就是“道”。被他阐述得如此深奥莫测的“道”，给中国传统文化带来深远影响，因此后人把他创立的学派称为道家。

　　比老子晚200年的庄子，发挥老子的思想，后人并称他们为“老庄”，成为道家的二巨头。庄子，名周，在宋国做过漆园吏，拒绝楚庄王的聘请，过着隐居生活。他把老子的深奥哲理用生动的寓言表述出来，率性、适己、汪洋恣肆。他认为，“道”是宇宙万物之源，世上本无事物，由道派生出天地、帝王，派生出一切事物，以及它们的真伪是非。“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世俗的见解，如儒家、墨家所宣扬的是非，都只是相对的是非，相对的是非不能作为绝对判断的标准。“道”是变幻不定的，分什么彼此，分什么是非？不如浑浑沌沌，一切听其自然。这是一种逃避现实的消极思想，主张无己、无名、无功，甚至忘记自身的存在，达到与天地万物浑然一体的境界，也就是“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无差别境界”。

　　具体到对于历史的看法，庄子和老子一样，都有一种今不如昔的史观。庄子说：黄帝治理天下，“使民心一”；尧治理天下，“使民心亲”；舜治理天下，“使民心竞”；禹治理天下，“使民心变”，结果导致“天下大骇”。在他看来，夏禹时代显然比不上黄帝时代，也比不上尧舜时代。

　　不过庄子自有他的魅力，道家学说的相对性、神秘性，在他那里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最让人津津乐道的例子是，庄子梦为蝴蝶，醒来后，竟然不知自己是梦为蝴蝶的庄子，还是梦为庄子的蝴蝶？

　　请看庄子的名言：

　　——适来，夫子时也；适去，夫子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该来之时，人们应时而生；该去之时，人们顺理逝去。人们的生死顺时应势，就不会因此而忽喜忽悲。）

　　——天无为以之清，地无为以之宁。（天无所作为才清高，地无所作为才宁静。）

　　——予恶乎知说生之非惑邪？予恶乎知恶死之非弱丧而不知归者邪？……人生天地间，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我哪里懂得贪生不是迷惑呢？我哪里懂得畏死不如后生之视死如归呢？……人生活在天地之间，就像白马飞驰着越过一条缝隙，转瞬即逝。）

　　道家的创始人老子，后来被道教推崇为教主，因此，后世把道家与道教混为一谈。其实，两者之间不啻天壤之别。　






　
刘邦：庶民皇帝，布衣将相
　　项羽和刘邦联手推翻了秦朝，在争夺天下的斗争中，一个以悲剧告终，一个以喜剧收场，正所谓“成者为王，败者为寇”。这两个本没有什么文化的草莽英雄，都在《史记》中留下了诗歌，不过一个抒发的是失败的无奈，另一个抒发的是胜利的豪情。

　　公元前202年，刘邦大举进攻，并约韩信、彭越会师。项羽兵败，退至垓下，落入汉军的包围圈。夜深人静，汉军中高唱楚军士兵家乡的民谣。项羽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无法入眠，起身饮酒，陪伴他的是宠姬虞美人，还有一匹名叫“骓”的骏马。这位末路英雄面对绝境，慷慨悲歌：

　　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

　　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项羽反复高歌自己即兴创作的诗篇，虞美人在旁应和，凄惨的情景令一代英豪潸然泪下。走投无路的项羽，率八百骑兵突围，在乌江自刎。

　　刘邦打败了项羽，又平定了异姓诸侯王的叛乱，建立大汉帝国已成定局。志得意满的他路过家乡沛县，邀请故人、父老、子弟一同联欢。酒酣气益振，刘邦手舞足蹈，敲打乐器，仰天长啸：

　　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刘邦建立的汉朝，最大的贡献就是“汉承秦制”。也就是说，他虽然推翻了秦朝，却继承并维护了秦始皇开创的中央集权的帝国体制。他接受了皇帝称号，皇帝之下设三公九卿，地方行政系统郡、县、乡、亭、里，与秦制完全一样。郡有郡守（后更名为太守）、郡尉等，分别掌管政治、军事、监察之权。县分大小，万户以上设县令，万户以下设县长，下设丞、尉，分别掌管文书、治安之权。基层组织是里，十里为亭，有亭长；十亭为乡，有三老（掌管教化）、啬夫（掌管诉讼、收税）、游徼（掌管治安）。

　　然而，汉高祖刘邦在继承秦的郡县制时，犹豫不决，进两步退一步，在郡县制与封建制之间采取折中主义。他在推行郡县制的同时，部分恢复了封建制，封建了大批异姓诸侯王、同姓诸侯王。

　　这当然是有原因的，从客观上看，当时恢复封建制的呼声一时甚嚣尘上。秦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