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人-第3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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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人，可以说是同一个人，都是黑社会里的大恶棍，皆有毒瘾，有虐待狂，淫荡、凶暴、龌龊、野蛮。他们简直不是人，而是兽。试看作者如何把“兽”的意象加诸柯老雄一角：柯老雄脱去了上衣，光着两个赤黑的粗膀子，膈肢窝下露出两大丛黑毛来，他的裤头带也松开了，裤上的拉链，掉下了一半，他剃着个小平头，一只偌大的头颅后脑刮得光光的，天平上却耸着一撮根根倒竖猪鬃似的硬发。他的脑后见腮，两个牙巴骨，像鲤鱼腮，往外撑开，一对猪眼睛，眼泡子肿起，满布着血丝，乌黑的厚嘴唇，翻翘着，闪着一口金牙齿。一头的汗，一身的汗，还没走近他，我己闻到一阵带鱼腥的狐臭了。柯老雄有“鱼”腥味，有“狐”臭，两个牙已骨像“鲤鱼”腮，倒竖之硬发如“猪”鬃，还长着一对满布血丝的“猪”眼睛。作者显然认为所有动物中，猪最能代表肮脏的肉体，亦即人类之“孽”，这大概就是为什么作者把娟娟的母亲——娟娟的“孽”之来源——安排在猪栏里。柯老雄不但长的样子像野兽，行动举止也龌龊如兽：“嘴里不干不净的吆喝着”，“尖起鼻子便在娟娟的颈脖嗅了一轮，一只手在她胸上摩掌起来”，“伸出舌头便在她腋下舐了几下”，“抓住她的手，便往他腹下摸去”。可怜的娟娟，被这样一个野兽“夹得紧紧的”。尽管她惊惶得“拼命挣扎”，细腰“扭得折成了两截”，哪里有逃脱的可能？（正如我们人类，那里有逃脱“肉”的可能）开始一度惊惶过去后，娟娟“魂魄都好像遭他摄走了一般”，任由柯老雄虐待施暴，不再挣扎抗拒。（显然，兽性或肉性，一方面令人深恶痛恨，一方面却又有惑人魅力，使人迷失心窍，愈堕愈深，终于不能自拔。）娟娟逐渐染上吗啡瘾，就是作者暗示，兽性使灵性麻痹。亦暗示人类自出生到成长，逐渐麻醉于肉性，终于完全丧失敏锐灵性。然而，生为“万物之灵”的人，岂能甘心于灵性的丧亡？岂能接受如许之“冤孽”？所以，娟娟总是诉冤一般，哼着一些凄酸的哭调，“声音空空洞洞的，好像寡妇哭丧一般”。但她显然是个“被虐狂”患者，继续承受柯老雄的淫笑叱喝，肉体凌虐，而发着“一声声病猫似的哀吟”。可是，当我们认为她已无药可救，堕陷得不可自拔，她却突然“像一只发了狂的野猫在尖叫着”，用一只黑铁熨斗，猛锤柯老雄头颅，把他天灵盖敲开，脑浆洒得一地。娟娟之凶杀柯老雄，可以说是她对自身“冤孽”之报复。这“冤孽”，当然，一方面是情节里表明的源自母亲的疯癫症和源自父亲的乱伦罪，另一方面则是作者所暗示的来自人类原始祖先的天谴。值得注意的一点，即娟娟杀死柯老雄的方式，是敲开他的天灵盖。作者用“天灵盖”三字，取代“脑壳”，绝对不是偶然的。我已说过，在作者心目中，人的兽性或肉性，就是人类祖先留传给我们的“孽”。而柯老雄这个角色，就是兽性的象征。所以杀死柯老雄就是歼灭兽性肉性，而歼灭了兽性肉性就有希望重获天性灵性。如此，娟娟猛锤柯老雄那长着“一撮猪鬃似的硬发”的“天灵”“盖”，因为如果不先把这长满兽毛的“盖子”敲开，就根本没有希望达获“天灵”。而娟娟，杀死了柯老雄后，的确好像达获了“天灵”：总司令和林三郎去新竹疯人院看她时，觉得“奇怪得很，她的笑容却没有了从前那股凄凉意味，反而带着一丝疯傻的憨稚”。娟娟身上的罪孽，仿佛由于敲开了柯老雄的天灵盖，而获得净化。她似乎突然拾回久已失去的“童真”（innocence），变回婴儿一般的洁净。可是，当然，她是“完全疯掉了”。到底她逃避不了母亲遗传给她的“孽”。但谁能逃避人类原始祖先遗传下来的“孽”？人既受圃于肉体桎梏，灵魂永远得不到自由解放。无怪乎娟娟，虽然好像敲开了天灵盖，最后还必须戴着手铐！此外，娟娟的发疯亦暗示，一个人若想毁灭肉性，独拥灵性，必然成为现实世界的失败者。如此，《孤恋花》这篇小说，从作者对“天命”的探索，推演而成类似《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之灵肉对立的故事。事实上，这两篇小说还有许多相似之处，其中之一便是小说的叙述观点。这两篇，都是第一人称写成的。而且第一人称的叙述者，都是故事里较次要的角色。作者惜用他们的眼睛观察小说主角，并用他们的口吻叙述故事。《孤恋花》的叙述者“总司令”，比起《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之叙述者“表少爷”，参与情节动作的程度大得多。而且叙述故事时，纠缠许多自己感情，混含很多主观的意见，远不似“表少爷”那样客观、冷静。这是因为“总司令”，异于“表少爷”，和小说主角关系十分亲密的缘故。“总司令”起先和五宝，后来和娟娟，显然有同性恋爱的关系。作者在小说里并未明说，但到处给予暗示。她属于女同性恋得中的“男性化”型；这从她被称做“总司令”之事实，亦可猜知一二。她“是在男人堆子里混出来的”，“和他们拼惯了”。她厌恶男性；同样一句话，若是“男人嘴里骂出来的，愈更龌龊”。她说：“我知道，男人上了床，什么下流事都干得出来的。”提起五月花那些酒女，她就说“那起小查某”，“那些女孩儿”，好像自己不属于女性似的。但当然，最明显的证据，是她和五宝、娟娟先后同居的事实。以及她服侍她们上床睡觉，把五宝“攥入怀里”“亲了她两下”，搂娟娟肩膀，抚摩她颈项，替她卸奶罩，梳头，等等肌肤接触的亲密动作。还有就是她所叙述的：从前我和五宝两人许下一个心愿：日后攒够了钱，我们买一栋房住在一块儿，成一个家，我们还说去赎一个小清倌人回来养。以及：五宝死得早，我们那桩心愿一直没能实现，漂泊了半辈子，碰到娟娟，我才又起了成家的念头。虽然作者多方给予明示暗示，但这份同性恋爱关系只是被作者用来做小说背景的，与小说的主旨含义并没有必然的关联。也就是说，这个同性恋爱关系，和作者心目中的人类冤孽与罪孽，并不相关。而且，如果真要论起来，她们这种不寻常的恋爱关系，由于除了肉体之外含有更多成分的感情，所以和华三、柯老雄的兽性相对而立，形成作者对人生较肯定的一面。“总司令”这个角色，以及她的同性恋癖，除了叙述故事，供给小说背景外，另又有一个十分特殊的作用，那就是做为一个中间媒介，把五宝和娟娟这两个看来毫不相干而且从未互相见面的人物，十分神秘十分奥妙地拉合在一起。于是，这两个薄命女人，变成一而二，二而一，扑朔迷离，是非难辨。当“总司令”见娟娟像诉冤一般唱着《孤恋花》一曲，她突然想起以前在上海，五宝唱起戏来也有同样悲苦的神情。从前我们一道出堂差，总爱配一出《再生缘》，我去孟丽君，五宝唱苏映雪，她也是爱那样把双眉头蹙成一堆，一段二簧，满腔的怨情都给唱尽了似的。《再生缘》这出京戏，是讲孟丽君女扮男装，考取状元的故事。她考上了状元，经过离奇事故，与她从前乳母的女儿苏映雪相配成婚，最后才二女共嫁皇甫少华（另一王孙公子）。白先勇把这出京戏引入小说里。一方面是影射小说人物的同性恋爱关系，另一方面，我觉得，作者也真的存心取用“再生”二字的字面意义。这，就牵涉到白先勇的另一个使现代人感觉惊诧的“迷信”。他好像真的相信轮回。因果报应之说。他好像真的存心暗示：娟娟就是五宝。五宝灵魂投胎，变成了娟娟。在《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里，作者也暗示过，王雄死后魂兮归来。所以这两篇小说的另一共同点。即都具有神秘不可解的含义。就是这一种的神秘性，使这两篇显得奥妙不可言喻，十分难懂，不能依据理性与知性来做合理的解说。如此，我们从事小说分析工作的人，所能做到的，也只是暂时无条件接受作者的前提，而进行研讨作者究竟用什么样的技巧手腕，从这一个既定之前提，合乎逻辑地把故事导演出来。小说里，从头至尾，没有一言半语，明说五宝和娟娟之间的神秘联系。连“明示”也没有。完全是“暗示”。而叙述者本人，除了觉得她们两人脸形神情相似，却也不把她们想成是同一个人（或，同一个“魂”）。既然不明说，连叙述本人都不知觉，作者怎么可能把这样一种幽深神秘的含义传达出来？这，就要靠高明的表现技巧了。作者的第一个表现技巧，就是强调过去的五宝和现在的娟娟，两人的相似处，以及两人的经验遭遇之前后重复或互相对应。头一个相似点，当然，她们同是叙述者的同性恋爱对象。而五宝唱戏，娟娟唱歌，神情酷似，都有“那一种悲苦的神情”。“两个人都是三角脸，短下巴，高高的颧骨，眼塘子微微下坑，两个人都长着那么一副飘落的薄命相”。她们都没得到过父母的恩爱，娟娟的身世我们已谈过，五宝则十四岁时被人牙贩子从扬州乡下拐出来，卖到万春楼，她连自己的母亲是谁都不知道。“总司令”从前和五宝同睡一房，半夜替她盖被；现在服侍娟娟上床，也替她盖被。五宝被黑社会老龟公华三缠上，任他百般欺虐，而对叙述者冷笑道：“这是命，阿姐。”娟娟被同样恶毒下流的黑窝主柯老雄缠上，也任他施暴欺虐，而对叙述者凄笑道：“没法子哟，总司令。”五宝的胳臂，被华三的鸦片烟枪子，烙上一排铜钱大的焦火泡子。娟娟的手臂，被柯老雄扎上一排四五个青黑的吗啡针孔。五宝“那双小小的奶子上”，曾经被咬得“青青红红尽是牙齿印”；娟娟“那两只奶头给咬破了，肿了起来，像两只熟烂了的牛血李，在淌着黏液”。作者的第二个表现技巧，是混淆今昔。我们注意到，这篇小说的结构，或描述方法，是让过去在上海发生的事，和现在在台北发生的事，交插相间而并进。今昔之转接，多半时候界线相当分明（分明程度不一）。可是有时界线十分暧昧模糊，于是在叙述者意识中，今昔混淆，现实与回忆杂合一处。这也就是所谓的“意识流”技巧。（其实，娟娟的故事也是用追叙方式，讲述出来的，所以严格说来，也是回忆动作，也是“过去”。我说“今”，“现在”，是和十几年前的往事相对而论。）叙述者的今昔联想，总是以娟娟、五宝二人为中心，所以叙述者虽然不知不觉，下意识里却是常把她前后两个同性恋爱的对象混而为一的。而我们读者，也就随着作者的摆布，感觉这两个女人好像暗合在一起。让我们举几个例，看看作者如何以叙述者今昔交流的意识，制造错觉，使读者产生两人同为一人的印象。叙述者头一次带娟娟回家过夜那个晚上，娟娟被一个日本押客强行灌酒，灌得烂醉，呕吐昏迷。“总司令”服侍她上自己床睡觉，十分体贴，替她盖被，因而联想到“从前五宝同我睡一房的时候”，陪酒喝醉回来的情形，以及被华三打伤回来的情形。她那雪白的胳臂上印着一排铜钱大的焦火泡子，是华三那杆烟枪子烙的。我看她痛得厉害，总是躺在她身边，替她揉搓着，陪她到大天亮。我摸了摸娟娟的额头，冰凉的，一直在冒冷汗。娟娟真的醉狠了，翻腾了一夜，睡得非常不安稳。这段文字的前一半，到“陪她到大天亮”一句，写的是从前的事，即五宝；而后面一半，写的是现在的事，即娟娟。但上下两半，语意甚联贯，好像是同一场景，同一经验，即“总司令”躺在受罪回来的情人身边，陪到大天亮。如此，间隔在这两景，两经验之间的十几年，好像消失，根本不存在，而五宝和娟娟也就像是合为一体似的。又如“总司令”叙述她以前和五宝两人许下一个心愿，日后攒够了钱买房子成家。由此说到五宝的可怜身世，以及自己如何开始对她生出一股母性的疼怜。说了这许多关于五宝的话，后面突然紧接着来一句：“娟娟。这便是我们的家了。”这样的文字连接，思路贯通，如果不是明写着“娟娟”，真会使人以为“总司令”这句话是对五宝说的，以为她们两人终于达成了买屋成家的心愿。又，“总司令”购买金华街这栋公寓，是为了和娟娟同住，可是她买屋的钱，除了自己一生的积蓄，也变卖五宝遗下的翡翠镯子凑上。所以就又好像是她和五宝合买而成家的。如此，在读者印象中，娟娟和五宝，又一次暗中符合。再如中元节发生事故那个晚上，叙述者回想着五宝自杀前被华三虐待的一幕：……她拼命的喊了一声：阿姐——我使足了力气，两拳打在窗上，窗玻璃把我的手割出了血来——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