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第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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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行为勇敢而成为勇敢的。反之，有人之所以变得懦弱或纵情无度，都是由于在
相应的情况和环境中，以这样或那样的行为所养成的。“总的说来，品质是来自
相应的现实活动。所以，一定要十分重视现实活动的性质。品质正是以现实活动
的性质来决定的。从小就养成这样还是那样的习惯不是件小事情；恰恰相反，它
非常重要，比一切都重要”。（《尼各马科伦理学》）
在这部著作中，亚里士多德提出人的最大幸福是理性上的沉思的论断。根据
他的看法，各种具体道德行为虽然也是一种幸福，但不如理性沉思生活的幸福好。
幸福和理性沉思是并存的，人们的理性沉思愈大，其幸福就愈多。具体道德行为
和感情是不可分离的，而且道德行为必须有一种动机作为条件，故其德性并非神
圣的；而理性沉思，其幸福与感情毫无关系，它也不需要动机为条件，除了本身
之外，并无别的需求。
理性“是思辨活动，它在自身之外别无目的追求，它有着本身固有的快乐
（这种快乐加强了这种活动），有着人所可能有的自足、闲暇、孜孜
不倦“（《尼各马科伦理学》）。例如哲学智慧的活动，就是理性沉思，它
是所有美德活动中最愉快的，这种愉快因其纯粹和持久而更可贵。
亚里士多德所以提出将理性沉思作为人们的最大幸福，是因为他认为人是政
治的动物，人和其他动物不同，就在于人是理性的动物，对于人，符合理性的生
活就是最好的和最愉快的，因为理性比任何其他的东西更加是人。禽兽没有理性
沉思，故禽兽无所谓幸福。一个人的行为受理性指导，发挥其理性沉思，就最为
神所爱，所以也就是最大的幸福。
这些论述表现了亚里士多德伦理观中的神秘主义色彩。
4 《政治学》《政治学》全书共8 卷103 章，是一部专门讨论政治问题的著
作。
这是古希腊第一部全面系统地论述政治问题的书，在西方政治思想发展史上
占有重要地位。
在这部著作中，亚里士多德论证了城邦制国家的形成和性质。在他看来，人
类最初由于男和女、主人和奴隶两种关系的结合，组成了家庭。
家庭成为人类满足日常生活需要而建立的社会基本形式。后来人们为了适应
更广泛的生活需要，便由若干家庭联合成一种初级形式，即村社；再由若干村社
组合而成为城邦。城邦是一种社会团体或政治团体，是社会发展进化到高级而完
备的境界。在这种社会团体内，人类的生活可以获得完全自给自足，所以城邦既
是自然的产物，又是社会团体发展的终点。在城邦这个终点，社会本性充分表现
出来。亚里士多德从这个观点出发，提出了人类在本性上“是一个政治动物”的
论断。基于上述理由他得出结论：从时间上说，城邦国家后于个人和家庭；从本
性上说，城邦国家则先于或高于个人和家庭。这是因为个人只是城邦的组成部分，
每个人的需要必须在城邦这个整体中才能得到满足，一个人离开了城邦这个整体，
就不能成为人，不是一只野兽，就是一个神。
既然城邦是由许多家庭组成的，那么就必须研究家庭的组成、财产和管理等
问题。在他看来，主人和奴隶的区别、主人对奴隶的统治和奴役，正像灵魂和躯
体的区别，灵魂对躯体的支配一样，是“合乎自然而有益的”。因为有些人生来
就注定是被统治者，有些人则相反；那种缺乏理智而具有体力的是天然的奴隶，
只有赋予理智而遇事能持远见的人才能成为主人。人类从来就存在着自然的奴隶
和自然的自由人的区别，从而形成了统治和服从的关系，因此奴隶在本性上不属
于自己而属于别人，奴隶只是“会说话的工具”，是奴隶主的“有生命的财产”。
显然，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是为奴隶主的统治作辩护的。
亚里士多德批判了柏拉图的“理想”城邦的观点。指出柏拉图主张城邦成为
一个完全公有的划一的整体，实际上是不能施行的。他还指出柏拉图为了实现城
邦的划一消除私心，主张实行财产公有和共妻共子的制度，也是荒谬的。他说，
财产公有既不能消除人们的私心，也无法解除人类的罪恶，相反只会引起人们的
相互争吵和纠纷，实行妻子公有不仅不能达到整个城邦的和睦，反而会使人情消
失，父不爱子，子不敬父，兄弟无相爱，各种伤天害理的罪恶也会发生。
在这部著作中，亚里士多德提出了理想政体和由“中等阶级”统治
的治国方案。他首先解释了什么是“政体”，认为“政体”这个词的意义同
“公务团体”的意义相同，而公务团体就是每个城邦“最高统治权的执行者”，
它可以是一个人、少数人或多数人。这种执行者的统治如是旨在照顾全邦的共同
利益，则由他或他们所掌握的公务团体就是正宗政体；反之，如果执行者所掌握
的公务团体只顾自己或少数人或平民群众的私利，那就是变态政体。他指出正宗
政体有三种：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共和政体。这三种好的政体中，以君主政体
为最好。同这三种政体相应的变态政体是僭主政体、寡头政体、民主政体。这三
种坏的政体中以僭主政体为最坏。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一般国家在实践上所能达到的那种政体形式，就是由
“中等阶级”进行统治。在任何国家中，总有三种成分：一个阶级十分富有，一
个阶级十分贫穷，第三个阶级则居中间。富者、贫者统治都不好，只有中等阶级
为基础组成的政体为最好，因为从伦理道德来看，“中庸适度”乃是最好的，是
一种美德，这种道德原则适用于城邦国家，因此拥有适度财产乃是最好的，而且
这个阶级能够恪守中庸的道德原则，顺从理性。另外，中等阶级人数多，是比较
稳定的公民阶级，它没有野心，还可以充当贫富两个敌对阶级的“仲裁者”，它
的政体可以避免党派之争，至少党派纠纷可能少。不难看出，亚里士多德这种由
中等阶级进行统治的治国方案，是企图调和敌对阶级之间的矛盾，以维持行将崩
溃的城邦奴隶制，当然这不过是一种幻想。
亚里士多德还探讨了各种政体更替的原因和治理的办法。他指出，一般城邦
在建立政体时，都以偏于自己的正义和平等为原则。邦内持有不同观念的党派，
就企图推翻这种政权。如民主政体的建国观念认为，凡人们有一方面的平等就应
该在各方面都绝对平等，既然大家都是自由人，就应该一切都归于平等。寡头政
体的建国观念认为，人们要是在某一方面不平等，就应该在任何方面都不平等，
富人就应该在财产方面占绝对优势。从这些观念出发，平民便以他们应有的平等
地位为依据，要求分享一切权利；而寡头们则要求在一切方面都必须逾越于他人，
于是这两个派别在同一城邦内，倘若所赋予的政治权利不符合自己的愿望时，就
各自起来煽动变革。另外，一切政体都可能由于外来势力的破坏，或被倾覆或引
起变革。这就是各种政体发生变革的一般原因。亚里士多德还列举了历史上大量
事实，详尽地分析了各种政体发生变革的具体原因。维持各种政体的方法和途径，
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禁绝一切违法行为，一切政体都应订立法制并安排它的经济
体系，执政者不能假借公职，谋求私利；任何政体都应求得大多数公民的拥护，
才能稳定，各种政体的措施不能趋于极端，不要忘记“中庸之道”，应保持各势
力的平衡；按照各政体的精神教育人民，使他们的生活符合本政体的要求，这样
才能达到长治久安的效果。
亚里士多德拟定了理想城邦的轮廓和教育宗旨及方法。他对于理想城邦的人
口、疆域、位置、民族禀性、社会结构，直到邦内中心城市的规划都提出了具体
方案。对于城邦的教育，诸如对公民、青年、儿童教育的宗旨、原则、课程和方
法都作了详细的规定。
5 《物理学》
《物理学》全书共8 卷66章，是论述自然及其运动的学说。书中也探讨了许
多重要的哲学范畴。
在这部著作中，亚里士多德对于“自然”作了两种解释。他指出，事物自身
内部，都有一种它之所以运动和静止的根源，这种根源就是自然，因此“自然乃
是以它为基本属性的东西之所以被推动或处于静止的一个根源或原因。正是借着
它，而不是借着一个附随的属性，该物才有运动和静止”。（《物理学》）这是
第一种解释。自然是本身具有一个运动的根源的东西的形状或形式，即自然是一
种形式的东西。这是第二种解释。
在这部著作中，亚里士多德论证了事物存在和变化的原因。他首先阐明了考
察事物原因的重要意义，指出要想了解事物是什么，就必须认识事物的原因。接
着他分析了原因的四种涵义：（1 ）为一件东西所从出、并且又继续存在着的东
西；（2 ）形式或原型，亦即表述出本质的定义，以及它的“种”；（3 ）变化
或停止的最初源泉；（4 ）在目的这个意义之下的原因，或一件事之所以被产生
的“缘由”，例如健康乃是散步的原因。在他看来，后三种原因常常合而为一：
因为那个“是什么”和“所追求的那个东西”乃是同一个东西，而运动的最初的
源泉与这些东西也是同类的。
接着他阐述了关于事物产生的必然性和目的性的关系问题。他对于必然性作
了专门论述，并在强调事物发展的必然性的同时，也看到了在必然性中会出现偶
然性的问题。但是他又认为事物必然性受事物的目的所支配。有智力的人的活动
是为了一定的目的，人工技艺产品是为了一个目的，自然也是如此。他进一步分
析说，事物的目的产生于自然本身，因为自然就意味着两个东西：质料和形式，
而后者是一切事物所追求的目的。这就是说事物为什么是这个样子，而不是那个
样子，是它未形成之前就预先安排好的。这是错误的目的论。
在这部著作中，亚里士多德详细地考察了事物的运动及其形式。他指出，只
有认识运动的意义，才能了解自然的意义。运动不是存在于事物之外，而是存在
于事物之中。运动表现有以下几种形式：在实体方面，是实有和缺乏；在性质方
面，是白和黑；在数量方面，是完全和不完全；在位移方面，是向上或向下。他
还从潜能和现实的关系上给运动下定义：潜在的东西的实现或完成就是运动。他
把运动分为直线运动和圆周运动。所谓直线运动就是上下左右的运动，它是有限
的，而圆周运动是无限的，属于天体运动。
关于时间与空间问题，亚里士多德在这部著作中也进行详尽的讨论。他用时
间的永恒性来论证运动的无限性。在空间问题上他反对德谟克利特关于虚空的学
说，他从时间和空间的连续性批驳芝诺否认运动的四种证明。
6 《诗学》《诗学》全书共26章，是亚里士多德的一部重要的美学著作。
写作这部著作的目的是探讨诗的种类、每一类的特定效果和它的组
成部分。诗可分为史诗、悲剧、喜剧、颂神诗、乐曲等，可见亚里士多德所
说的诗是泛指艺术及各种形式。对这些他用“表象”来说明。表象是一种创造活
动，不只在机械式的重现一幅原件，只尽可能忠实的重现，而且“重现”是指模
仿。他认为，表象是人类自孩提以来就有的自然本能。人类一开始就比其他动物
拥有更强的模仿能力。诗人及艺术家不但能表现外在事物的样子，而且能表现事
物之可能的样子。模仿的手段、模仿对象和方式不同，又使它们相互区别开来。
由于亚里士多德在这部著作中着重探讨了模仿这一艺术的共同特征，因而模仿成
了贯穿全书的基本思想和内容。
亚里士多德之所以如此强调和重视诗的模仿问题，这除了和艺术本身性质有
关之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批驳柏拉图的美学思想。我们知道，柏拉图从理念
论出发，把世界分成理念世界和现实世界，认为现实世界是理念世界的“模本”
或“影子”，所以现实世界是不真实的；而艺术家模仿现实世界只是“模本的模
本”、“影子的影子”，“和真实隔着三层”，因此更加不真实。他攻击荷马史
诗，提出了两大“罪状”，其一就是“模仿”，认为模仿给人们的不是真理。与
柏拉图相反，亚里士多德极力推崇艺术的模仿，并对模仿在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