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在宋代的城市-第1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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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这说明学飞禽鸣叫已成一保留节目，至少是得到皇家充分首肯。也许学飞禽鸣叫可以表达百鸟朝凤之意？
东京就有这样一个例子：一人称薛翁的，效学飞禽鸣叫维妙维肖，主动承担了皇家园林艮岳中的百鸟调教。薛翁学着飞禽的鸣叫，召唤飞禽，一直把这些飞禽调教到了一望徽宗仪仗就飞翔群集的地步，这显然是得益于薛翁模仿飞禽首领鸣叫呼唤的口技之功。
这种口技的产生不是偶然的，而是由于宋代城市已具有了培育口技的丰厚土壤。以临安为例，在霍山行祠庙东大教场内，市民经常举行“赌赛叫”比赛，参赛鸟种应有尽有：鹅黄百舌、白鹩子、白金翅、白画眉、白角全眉、白青头、芦花角全、芦花画眉、鹅黄相思、紫、绣眼、金肚钿瓮、秦吉了、倒挂儿、留春莺……
因为有了这样多的鸟儿和鸟鸣的世界，飞禽口技才越发显得生动，使市民更加执着地去追求其中的妙处，以至在南宋出现了能为百鸟语的人，被誉为“百舌人”，可见口技本领非同小可。
在学飞禽鸣叫方面已出现了杰出的代表人物，这是一种娱乐方式获得社会承认的必备条件。又像胡福等二人，作为“百禽鸣”的口技艺人，在诸伎艺中单独出列，意味着口技虽属小技，但其神奇妙化已不容忽视。为了使鸟鸣口技，发声更加尖脆多变，市民还制作了用竹、木、牙、骨制作的哨子，放在人的喉咙吹。这种哨子还可以辅助发音，能作人言。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详细介绍了这种号为“嗓叫子”的发音器具。
宋代口技艺人
这种作为近代人工喉雏型的“嗓叫子”，无疑会使口技表演如虎添翼，所以在反映宋代市民生活的小说《水浒传》中，出现了“铁叫子”乐和的形象，显示出了口技的蓬勃生命力……口技还带动了相近伎艺的发展，如临安市民成立的专事“吟叫”的律华社，这就是由口技演化或者说受口技影响的姊妹艺术社团，在他们中间涌现出一大批著名的吟叫艺人：姜阿得、钟胜、吴百四、潘善寿、苏阿黑、余庆等等。他们可谓口技的嫡系。像东京文八娘，就是这类吟叫艺人中间的成就骄人者，她以“叫果子”在东京艺坛上称雄一时。作为口技的“叫果子”难度相当之大，因为宋代水果生产是很丰富的，仅荔枝，著名者竟达三十多种：如蓝家红、陈紫、江绿、方红、游家紫、小陈紫、宋公、周家红、何家红、法石白、绿核、园丁香、虎皮、牛心、玳瑁红、琉黄、朱柿、蒲桃、蚶壳、龙牙、水荔、蜜荔、丁香、大丁香、双髻小荔、真珠荔、十八娘荔、将军荔、钗头颗、粉红、中元红、火山、一品红、状元红等。将如此众多的水果品名，组织在一起，然后用市民们能听得清的叫卖声表述出来，要字正腔圆，使人百听不厌，而且要整天不间歇地去唱叫，这就需要仰仗深厚的口技功力了。如元杂剧《百花亭》就归纳了这类的水果“唱叫”：
这果是家园制造、道地收来也。有福建府甜津津香喷喷红馥馥带浆儿新剥的圆眼荔枝，也有平江路酸溜溜凉阴阴美甘甘连叶儿整下的黄橙绿桔，也有松阳县软柔柔白璞璞蜜煎煎带粉儿压扁的凝霜柿饼，也有婺州府脆松松鲜润润明晃晃拌糖儿捏就的龙缠枣头，也有蜜和成糖制就细切的新建姜丝，也有日晒皱风吹乾去壳的高邮菱米，也有黑的黑红的红魏郡收来的指顶大瓜子，也有酸不酸甜不甜宣城贩到的得法软梨条……
据宋元文学研究学者翁敏华研究，这“唱叫”是极奇特的，仅就它所用的句型而言，“衬字衬字堆垛，造成一种像连珠炮似的，一泻千里又迂回曲折的语势”。这样的“唱叫”必是辅之以优美的音律，其声其调必是异常动听的：临安一官吏家的小妾，忽感心疼，便常常作市井叫唱果子的歌叫，似乎以此可以疗救心疼之病。这从另一个角度表明，这种口技功力已经神奇到了可以治病的程度，这不由使人想起另一种与口技有关的娱乐伎艺——小说。罗烨《醉翁谈录》曾细致描述了这种小说伎艺人的奇异能力：
说忠臣负屈衔冤，铁心肠也须下泪。讲鬼怪令羽士心寒胆战，论闺怨遣佳人绿惨红愁。说人头厮挺，令羽士快心；言两阵对圆，使雄夫壮志。谈吕相青云得路，遣才人着意群书；演霜林白日升天，教隐士如初学道。噇发迹话，使寒门发愤；讲负心底，令奸汉包羞。讲论处不滞搭、不絮烦；敷演处有规模、有收拾……
倘无模仿象声等口技功夫，是无法完成这样生动的表演的，由此推之，这种由口技派生出来，或与门技有血缘联系的伎艺样式，还有“说诨话”之类。如东京有以说诨话而闻名的张山人、临安的蛮张四郎，他们专以俚俗滑稽为业。洪迈曾说张山人，“其词虽俚，然多颖脱，含讥讽，所至皆畏其口”。这颇有些今日相声的味道，以宋代城市伎艺标准来说，这也是一种很高的“异能”了……
调教虫蚁
在东京嘈杂的市声中，有一种鹰鹘的呼啸声、振翮声，这是从东京的潘楼街南的专营“鹰店”传来的……潘楼为东京最热闹的商业街，“鹰店”周围皆是真珠、匹帛、香药等铺席，紧挨着的“界身”一巷，均为屋宇雄壮、门面广阔的金银彩帛交易之所，“鹰店”在这样规模的商业活动中，仍然能够占有一席之地，这表明，东京市民对鹰的需求量相当之大，而且非常讲究。
鹰是人们射猎习武最为得力的工具。淳化三年（992），西夏向太宗献“海东青”鹰，太宗考虑西夏地控边塞，时出捕猎，又将“海东青”赐还给了西夏。鹰鹘的作用于此可见一斑。具体如“海东青”则又需多说一句，它本产于辽东，力最强，性最猛，空中攫猎，竟能一下将重达20斤的天鹅打落尘埃，所以辽金北方民族极爱驯养。西夏将“海东青”献于太宗，自然是驯化好了的。
从鹰鹘的属性看，它枭悍无比，极难养驯，梅尧臣的诗句可以证明：“野鹘性决裂，所食唯狞飞。小鸟不入眼，拳发强弩机。”故必须对鹰鹘加以调教。据东京大量分布的鹰店可以推知，驯鹰在宋代城市中已是较为流行的了。以著名画家黄荃为例，他家里就养鹰鹘以写神俊，这些供写真用的鹰鹘不可能是黄荃捕捉，只能是从市场上买来的“驯鹰”。由于黄荃豢养了很多只鹰鹘，供给就经常有缺，这些鹰鹘不免去掘鼠填其肠胃，后来黄荃的子孙有不继承先辈画业而专事田猎的，就架着鹰鹘去捕鼠到市场上去卖。
这种现象引起了梅尧臣的兴趣，他专为此写道：
范云荃笔不取次，自养鹰鹘观所宜。
毰毛植立各有态，剜奇剔怪乃肯为。
寻常饲鹰多捕鼠，捕鼠往往驱其儿。
其儿长大好飞走，其孙卖鼠迭又衰。
黄荃喜好鹰鹘，并以此作为自己绘画生涯中的主要描绘对象，甚至子孙相承，饲养鹰鹘并以此维持生活。这表明，当时调教这种非常难以驯化的鹰鹘的现象已经十分普遍——
有地近武林的一族人家，以养鹰鹘为生而闻名。有一中贵人物，曾到他家买一只他养教的鹰鹘，就需花费百余千钱，他家里还有一本题为《嗽》的书，据说是宫中太监送给的。书中全是饲养鹰鹘之语，其中的饲养调教鹰鹘法全可实用。
这一事例透露出：在城市中专业养鹰鹘户已出现，而且经过专业饲养调教的鹰鹘的价格非常高，饲养调教鹰鹘的理论专业书籍也已问世，并在城市中广泛流传，加上专营的“鹰店”遍布京城，这就汇成一个信息：调教鹰鹘在城市中已成时尚。
这种对动物感兴趣并加以调教的现象，在宋代城市中唤为“教虫蚁”。虫蚁，是飞禽走兽、昆虫鳞介之总称。人们之所以对调教虫蚁有浓厚的兴趣，究其原因，就是虫蚁可以领会人的意愿，堪称人类的知音好友。
如吕德卿在盆池中蓄养了一只绿毛龟，每天中午，主人用一根小竹杖去拨水面，这只绿毛龟必应声而出，主人便用小竹杖头插数片生猪肉喂它，绿毛龟吃完便沉入水底。如此这般两年，没有任何差错。谁知吕家稚儿想以此为戏，一天中午击水，待绿毛龟应声浮出水面，稚儿将它置于盆中。第二天中午，再敲小竹杖，却无动静，过了六七天，主人去盆中取出绿毛龟，才知它已死了。龟愠于人之失信，宁可不食，以死表示无声的抗议。至于那有声的，则更感人肺腑了。
沪南长宁军有一位养教“秦吉了”的人，由于这只“秦吉了”被调教得能作人语，有一夷酋便想以50万钱买走。主人和“秦吉了”商量：我太穷了，把你卖了吧。谁知“秦吉了”却说：“我汉禽，不愿入夷中。”不久“秦吉了”就死去了……
由于虫蚁经过调教，可以具备以上所叙的那样的龟、鸟的优良品质，所以宋代市民非常愿意调教虫蚁，以它为伴。如李昉将自己调教的五只飞禽，像朋友一样冠以名称：白鹇叫“佳客”，鹭鸶叫“白雪”，孔雀叫“南客”，鹦鹉叫“陇客”，仙鹤叫“仙客”，这确实为自己的精神生活增添了一派别致的乐趣。总括起来，贵族巨贾，豢养调教得较多的，主要为鸟类，当时流传着许多动人佳话——
熙宁六、七年（1073～1074）间，有一姓段的巨商，养一鹦鹉，在他的调教下，这只鹦鹉不仅能朗诵陇客诗和李白宫词，还能在客人来时，寒暄问安。时隔不久，段生以事入狱，半年方得释。一到家，段生向鹦鹉说：我在狱中半年，朝夕所想的只是你啊。鹦鹉回答：你在狱中数月不堪，不异鹦哥笼闭岁久。这话感动得段生泣不成声，下决心把这鹦鹉放归自由天地。段生特备车马，将鹦鹉携至秦陇，揭开笼子，一边哭，一边祈祝：你可以归巢了，好自随意吧。然而，这只鹦鹉整羽徘徊，似不忍去，后终飞走。它将巢筑于官道陇树之末，凡吴商驱车入秦者，这只鹦鹉必鸣叫着到巢外问：客还见我段二郎否？然后悲哀地祝说：若见到时，请代我说：鹦哥甚忆二郎……段商和他的鹦鹉，简直像一对依依难舍的恋人。这种人禽心意相通的现象是很独特的，它证实了鹦鹉经过调教，是可以达到和人思想共鸣的。也许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宋代城市上流社会是很愿意养教鹦鹉的，例如经常教鹦鹉学念诗句——
等候大家来院里，看教鹦鹉念新诗。
碧窗尽日教鹦鹉，念得君王数首诗。
有的官吏甚至在调教鹦鹉时，还自愿去充当鹦鹉的知音。如贬到新州的蔡确，心情压抑之中误触响板，他调教的鹦鹉以为蔡确又要传侍儿奏乐，便去呼唤。蔡确愈发觉得这只鹦鹉理解他，以至因此患病不起……调教虫蚁是为了使精神得到慰藉，但这只是一个方面的作用，调教虫蚁另一个方面的作用，是为了发挥虫蚁的属性——
隐居杭州孤山不仕的林逋，养教了两只仙鹤。林逋将仙鹤训练得纵之则飞入云霄，盘旋久之则复入笼中。有时客人来林居，而林逋坐小船去西湖诸寺了，一个小童子一面招呼客人坐，一边开笼放出仙鹤，让它去寻唤林逋。过一会儿，林逋必划船归来，十分灵验。
又如蜀人来东京时，有事则用鸽寄书，不到十天，家中便可知其音信。商人坐船过海涉洋，也用鸽子通讯，携鸽至数千里外，纵之还家，以报平安。这在通讯不发达的古代，确实能收到迅速便捷之效。养教鸽子在宋代城市中渐成风气，尤其东南一带，已成习俗。在那晴空中，常常有一群群鸽子，它们色分锦灰褐黑，上下翻翔，又像斑斓的彩练，乘风飘舞……高丽国人也慕名来买这样的鸽子。
显然高丽国人是钟情于鸽子的通讯报信的功能。事实上，宋代驯鸽已不限于给商人通讯报信，还被驯化运用于驻扎在城市的军队的联络中——
如魏公一次去名将曲端的部队视察，曲端向他奉上所率五支军旅的簿子，魏公点了一支，曲端便在廷间打开一笼，纵一鸽飞出，一会儿，魏公点视的军队便随着这只驯鸽赶来。魏公为之愕然，索性都要看看，曲端便将五只驯鸽一齐放开。顷刻间，五支军旅随着这五只驯鸽迅疾集合而来，果然是戈甲焕灿，旗帜鲜明。
曲端之所以能够运用驯鸽带动军旅，就是因为他看中了鸽子有悟会人性的功能。不过并不是所有的调教虫蚁者，都是着眼于运用发挥虫蚁的属性，有不少的调教虫蚁者单纯是为了猎奇——
元佑年间（10861094），释惠洪在万安军并海遇见一位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