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时书话-第3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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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已经复印了几份，还诡秘地使了个眼色：“您当年花几毛钱买的旧书，现
在成了革命文物了。”我深为这位年轻人懂得旧书的价值而欣慰不已。
六十年代初，北京中国书店在国子监设有旧书门市部，进门需要购书证，
实在是个好去处。阿英、唐彛浅？汀Ｄ鞘碧茝｜正在西郊主持写《中国现代
文学史》，只有周末才回城，我则天天上班，只有星期日上午才能去看书，
所以我们常在这一天碰面。阿英同志几乎天天到，竟连星期日亦不漏，有这
种痴劲儿的人，现在见不到了。我在这里买到一本在当时来说可买可不买的
书，那是土纸印的六十四开本的《缪弘遗诗》（见图109）。书很薄，作者
又名不见经传，结果花了四角还是买来了，主要为着前面有李广田的一篇短
序。这是西南联大一位学生的诗集。前些年，碰到李先生的家属，知道他们
正编李先生的文集，一问果然漏收此篇，便借给他们抄补进去。青年朋友刘
君，志在编撰《中国现代新诗目录》，他的腿很勤，跑遍了各地的图书馆，
有好几本书却只见其目，《缪弘遗诗》和闻一多作序的《三盘鼓》即是。我
借给他这两本书复印，他高兴得跳起来。我受到他情绪的感染，俨然以为自
己真的拥有了金矿，飘飘然了许久。
事情还没有讲完，友人王景山教授，为撰写西南联大文艺社团的回忆录，
也来找我借《缪弘遗诗》。我把书寄给他，他回信说——
缪弘和我在当时的西南联大同系、同级，又同是当时联大文艺社社员。捧读这本诗
选，四十年前事，历历在目。这本诗选，当初我们都有的，但后来经过复员、解放，以及
历次运动，大都没有了。现在竟从兄处看到，真可谓有缘矣。但更值得为兄一说的是，今
天上午我已经把诗选拿给扉页署名“少伟”的那个人了。
真有这样的巧事，景山兄说，这位原书的藏主“少伟”也是西南联大同
学、文艺社成员。他是夏衍同志的女婿，已故女作家赵慧琛的胞弟。赵女士
在三十年代演过电影《马路天使》，“文革”中被迫害致死。景山兄等都各
自复印了一份，并将原书还我，说来这已经是1986 年的事了。
我感谢这些找我借书的识者与不识者，他们都给我带来愉快的回忆，也
不枉我多年来在冷摊前耗费的光阴。他们也没人强索我的藏书，因为连我也
感到，他们保存那书也许比我更有理由。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他们这种
尊重别人的感情是美好的。我还遇到过这样的借书人，以为我是图书馆，什
么书都应该有。我说没有某本书，对方冷冷地一笑：“你再找找看么，何必
说得这么肯定。”我想糟了，人家不相信我了。难道人世间还有比不被人家
信任更难过的事吗？
琉璃厂人
北京琉璃厂旧书肆的书贾们，正如当年鲁迅先生所评价的，有商人凡俗
的一面，然而也有儒雅的一面，这是别处的买卖人所没有的。听从前在琉璃
厂卖过旧书的人说，直到抗战以前，还有文人学者、大学教授为了搜集版本
的需要，甚至投资开旧书店，委托伙计们寻觅奇书。伦哲如这样干过，谢国
桢先生也干过。所以贩书者比有的大学教授过目的书还多，实在亦并不奇怪。
由于受到长期的薰染，在他们身上流露出一种书卷气，也是可以理解的。当
年的旧人现在留在中国书店的已经不多了。
讲到儒雅的风度，通学斋书铺的孙殿起最为人乐道。他只念了几年书，
却有《贩书偶记》等专著问世，他的《琉璃厂书肆三记》更是一部内容绝佳
的史料。在他的笔下可见版本的流传、书肆的变迁，以及书贾们的风貌。有
趣的是，在他的笔记里，说什么琉璃厂的书铺设在路南者多，路北者少；营
业兴盛者，厂甸以东又胜过以西。似乎在说这与风水有关。这当然是不足信
的。他介绍福润堂主人王福田，其中还涉及宫廷掌故。王于光绪二十九年开
设书店，“多残缺不完之书，故其牌匾曰配书处。其营业以售于清宫大内居
多数，并得有入内腰牌”。卖旧书的带着腰牌进宫内送书，这也是一幅不经
见的清末风俗画。孙氏介绍正文斋的谭锡庆，也无所避讳：“所藏多古本精
钞家刻之书，惟往往鱼目混珠，略有失神必受其骗；盖仿旧钞本为其特长也。”
还有不设门面的个人经营者，那更得有专长或路数，比别人加倍地付出劳动。
如河北衡水人彭文麟常跑外省，1931 年在山西某县古玩店，“见架上书，有
残本《永乐大典》签条一纸，遂令铺伙取下，凡十余册，廉价得之。”又有
河北冀县人魏进考，也是个体经营者，“所交多属参众两议院议员。某年国
会解散，所有外欠诸债，未收回，而其售出之书，皆取诸同业者，至期无以
应，别无善策，遂服毒自尽，享年二十二岁。进考自幼与余同学三年，小余
三岁，聪颖过人，专工书法，真草隶篆四体皆佳，其摹仿诸名家手笔，俱能
逼真，惟其生不遇时，惜哉！”这是一个手无寸铁的贩书者的悲歌，是民国
初年大人物欺凌小人物致死的实录。孙殿起逝于1958 年，那时我虽然已经进
京八年了，却无缘一见，实为憾事。
然而，我认识了从十几岁便跟孙先生学徒的雷君梦水，他是孙先生的外
甥。他腿勤手勤，腿勤是指他常跑西郊的燕京、清华两所大学，结交了如邓
之诚、朱自清这样的学人；手勤是指他凡是过目未见的书，他都用笔记在小
本子上，养成过目不忘的能耐。他也没有念过几年书，现已出版《古书经眼
录》、《书林琐记》等专著。如今他退休在家，仍钻研古籍。他虽卖书，也
自备一点心爱的书在手边。出于洁身自爱，也是为了避嫌，购来的每本书上
或贴有单据，或留有购书日期、定价和单据号码。这种处世之道亦带有一点
儒雅之风。
松筠阁的刘氏，也是光绪二十几年开设的老店了，我见过属于第二代的
主人刘殿文先生，外号“杂志大王”。满头白发，待人和气，每次都要把顾
客送到门口，点头鞠躬道别。第三代的刘广振君，也是个奇才。对建国前的
各种杂志，能够倒背如流。有一天他拿出二十年代保定育德中学的一本校刊，
上面刊有孙树勋写的小说和剧本，那是作家孙犁的少年习作。所以多年来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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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他的女儿也在琉璃厂卖书，条件变了，似乎看不到多少父辈们的风流了。
去年赠我一册《郑板桥外集》的郑君，也是一位贩书而懂书的人。这本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资料专集乃是他在贩书之余整理编就的，退休之后仍
不忘访书看书，闲居中近又编就一部清人笔记《寄龛四志》，尚待出版。原
书作者孙德祖，绍兴人，周作人颇推崇此书。林辰所藏的新文学版本，有的
即得自郑君的书摊。林先生要找鲁迅作序的淑姿的《信》，郑君从杭州同行
处觅得一册，赠给了林先生。他也赠我一册《白采的诗》，是中国新文学早
期的绝版书，坚不受值，堪称君子之风。他贩书之余喜作卡片，我借他自制
的文艺期刊卡片看过，用他自己的话说，都是在别人下班回家之后，他在店
里多留一两个小时写就的。其中不少坊间所漏收的条目，连刊物的开本、页
码，以及售出的时间、售价也记录在案，甚至标明“罕见”、“极罕见”的
字样。
还有一位刘君，懂外文，我从他手中买到过增田涉译、鲁迅著《中国小
说史略》一册，还有一些民初的石印唱本。即使见到他而无书可买，听他谈
谈中国新文学书林掌故也很有趣。有一次他跟我说，头年清理外文书，见到
一本徐志摩签名送给陆小曼的书，当时放在了一边。待清理完了大批书以后，
再找这个签名本，怎么也找不到了。又一次，我从他手中买到美国作家斯坦
培克写的中译本《苏联行》。我翻到插图照片中的一幅莫斯科市女警察的照
片，他开发票时说：“郭沫若写的访问苏联那本书，也谈到苏联的女警
察。。。”我当然不记得这细节，至少证明他看过郭老的书。如今他也退休
了。
还有一位年近八旬的魏君，没有念过几年书，全靠在松筠阁刘掌柜那儿
自学的。写得一手好毛笔字，老掌柜的常让他抄书，卖个好价钱。近年在家
闲居，手抄了一部《道德经》自娱，已请名家启功、吕叔湘等名人题跋，实
在是雅趣不浅。不久前又见他在报上发表贩书杂忆，题目是《忆向达教授》，
记述他从前给向觉明先生送书的情况，并很得意于“货卖识家”。
琉璃厂现在已变成一条色彩斑斓的大街，但那魅人的文化气氛究竟还有
多少？我们在这条大街上，还能结识一些有点凡俗、又有点儒雅的卖旧书的
朋友吗？
闲话藏书（代跋）
给藏书下个定义是很难的，给藏书家下个定义更难。什么人才配称藏书
家？拥有多少书才称得上是藏书，藏什么样的书才能称得起藏书家？
我想这个问题见仁见智，各有各的标准，难求统一，也不必太认真。反
正我不敢妄称自己是藏书家，也从来没有看不起仅有少量存书便自称是藏书
家的人。
偶读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二卷，其
中有关藏书的条目，我以为说的很好，似乎可以把一般藏书者同某些可以专
门称家的人区别开来了。关于藏书家，那上面说：“凭自己的爱好、评价和
鉴赏力而有选择地收藏图书，目的不仅是为了自己参考、阅读或消遣，也是
为了把某个领域的书籍精心地、完善地收藏起来。”以我的条件来论，就不
可能做到“完善地收藏起来”的水平，焉能称“家”？不过如果说这就算定
义的话也难周全，因为这当中的界线不可能划得十分清楚，即使是专门的收
藏家不也是从无到有、逐渐丰富起来的吗？究竟从什么时候算起才能称“家”
呢？
正当的藏书家应该是从获取知识开始而逐渐引起了藏书的兴趣，然后结
合自己的研究课题从一而终地搜集某一方面的书籍。但事实上也有自己并不
从事什么研究，完全出于热爱人类历史文化的动机，甚至出于一种爱护国家
民族利益的考虑而开始藏书。这同样很高尚，也是令人尊敬的。自古以来我
们便有这样的私人藏书家。当然出于私利而藏书的人也不少，如旧时的书贾
也藏书，但只要目的不是毁灭文化，那么在保存和集中书籍这一点上，对于
后代还是有功的。所以对于一切有收藏喜好的人来说，我们都应当鼓励、提
倡，从长远来看，总比整个社会都轻视收藏要好得多。这总是一项有意义的
文化活动吧。
1985 年11 月11 日，新华社在莫斯科发出一条不被人重视的简讯。一位
九十五岁的莫斯科人丘瓦诺夫一生收集各种罕见版本书籍和手稿两万多本，
光手稿就有五千本，其中甚至有世界文豪列夫·托尔斯泰的手稿。短讯说，
这位藏书家从童年起就有收藏书籍的兴趣，有了一定的基础以后，他便立下
了收集各种罕见版本书籍和手稿的志向。可惜记者没有专门去采访这位老
人，否则一定会写出一篇非常有趣的专访，因为他一生的藏书活动，一定会
有很多奇遇，是富有传奇性的。近来他已把部分珍藏献给了苏联国立图书馆。
这是藏书家们的珍藏最理想的去处，中外一理。我赞赏《简明不列颠百科全
书》中“藏书目录”说的“私人藏书是世界上许多大图书馆的基础”，这是
一个铁的事实，如果调查一下我们各大图书馆的馆藏基础，也可以开出一大
批私人藏书家的名单，而且几乎每个人都可以给他们写出一篇内容丰富的藏
书家传记。直到今天，我们不时可以在报上看到一些私人收藏家把藏品捐献
给国家的消息，这也印证了百科全书的说法。我国南唐时代的藏书家鲁宗范
说得更实在：“典籍乃天下公器，世乱藏于家，世治藏于国，其实一也。”
他明确地指出某些个人的私藏，其最终目的也还是替国家保管而已。如果这
话是出于真诚的，我觉得这是很开明的见解，也是很有远见的。“文革”初
起，到处扫“四旧”，线装古籍一钱不值，并且成为罪恶，可是当时在北京
图书馆门前常有不留姓名、地址的公私藏书家，趁着夜深人静把线装书成车
地堆在那里，目的也还是让它有个好去处。说真的，我听到这消息以后，对
那些作出如此决定，以及深夜偷偷地把古籍运来的人们怀有深深的敬意。这
在当时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