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时书话-第2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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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后盖了“乌巾山舍”的印。（见图94）我将这一手迹摄影呈他过目，1986
年6 月28 日俞老回信称——
示悉，复制品甚佳，得读谢谢，仍奉还，乞收。事在三十年代前。乌巾山，一作乌牛，
地在德清东门外。先曾祖故居，所谓“乌巾山下先人屋”者是，后遂刻一章为纪念。不幸
于六六之变一旦失之，只留此“印蜕”耳，似亦可珍也。
钱玄同先生曾在北京大学教过书，俞老对疑古先生一向执弟子礼，直到
晚年仍保持着尊师美德。所谓“六六之变”，当指“文革”之乱，那是个可
怕的毁灭文化的时代。
俞先生晚年的书简都是写在横格信笺上的，有时还利用废弃的印刷品背
面的空白处，重检这些信笺，也重见了一位长者的彬彬有礼和俭朴的作风。
想到前几年，我最后一次去拜访先生，他把用钢笔写在稿纸上的旧体诗《1981
年3 月23 日寅刻口占示内子卯时灯下之书》送给我，并说：“这是我早就写
好留给你的。”署名后还盖了闲章“性喜涂抹”，我说，应该用毛笔、宣纸
写才雅。现在，即使是俞先生的墨迹片纸也已变成了珍贵的纪念。
巴金谈书
1988 年10 月，我在上海参加了一个学术交流会。会后我去看了巴金先
生。
上午九点钟，我敲开了巴老家的铁门。室内静悄悄的，巴老一个人坐在
高背木椅上，面前一张小茶几，旁边立着一根手杖。我轻轻地走到他面前，
发现他依然是雪样的白发，和霭的面容；依然是一身洁净的蓝布制服，温文
儒雅。
这是个阴天，屋外飘着雨丝。
“我以为你已经走了。”参加会的朋友，有的去看过巴金，老人知道我
到了上海。
“不会的。走以前我一定要来看您一次。”
“这一回你买不到旧书了吧？”
“一本也没有买到。昨天是星期日，我到南市的文庙去了一趟，那里不
是有个旧书市吗？书摊很多，差不多全是1949 年以后出版的书，旧书当中只
看到您的一本《雪》，是文化生活出版社1948 年11 月的第12 版。很破旧了，
我没有买。不贵，只要五角钱。”
“那很便宜么！”巴金说。
“我已经收藏了《雪》的初版本，就是那个绿封面的，假托在美国印的
那一本。我的那一本还是毛边书，书品不错呢。”
“那不错。这本书解放后我没有重印过。”
过去我曾经建议巴老应该写一篇自己买旧书的故事，读者一定很想知道
当年他在巴黎的塞纳河畔怎样逛旧书摊，也想知道他在上海搜集旧书的情
形。巴老显然很有兴趣，但是当时他说精力不够，以后有机会时再写吧。这
一次，我又问他有关逛旧书摊的事，巴老说——
“过去我常跑四马路（现在的福州路），那里书店多，旧书摊也不少。
还有个外文旧书店。常熟路也有几家个人经营的小店和书摊，我的很多外文
书就是从那儿买来的。解放前，那附近住的外国人不少，他们临回国时就把
书卖掉，其中有不少稀见的版本。”
我联想到巴老的外文藏书全部捐赠给北京图书馆，于是补充说：“王子
野最近翻译的《邓肯自传》的续编《没有讲完的故事》（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出版），用的就是您的藏书。他是从您送给北京图书馆的那批藏书
中找出来的。您的藏书真起作用了。”
“不止这一本，还有一本也是用了我的藏书，那是一位美国作家谈写作
的书。”
“您从什么时候就不跑旧书店了？”
“大概是六十年代初吧，因为忙啊，那时连新华书店也没法去了。现在
更失去了跑书店的自由。走不动了。”
我想到巴老在抗战期间走了许多地方，成都、昆明、重庆、桂林、贵阳
等地，是不是在各地都收藏了一些书？
“我在昆明、桂林、贵阳没有什么藏书，在重庆的时候书也不多。那是
战争时期。抗战胜利后，只要碰到有熟人复员回上海，我就随时托人捎一点
书回来。结果有的箱子丢失了，书也就不见了。那时候土纸印的书价钱很便
宜，也没有想到日后会这么珍贵。”
我向巴老谈起现在有的图书馆不愿意借旧书，甚至连旧书收藏目录也不
公开，巴老当然不以为然，但是他也没有办法好想。说着，他站起来，在书
橱旁边递给我一本香港版的《随想录》精装合订本，并且事先已经签好名。
我一边致谢，一边说这是一本好书，而巴老却幽默地说：“书不好，印书的
纸头好。”
巴老知道我爱书，又打开书橱下面的柜门，从里面取出香港新印的三本
《家》、《春》、《秋》。巴老早已送给我国内版的这三本书了，香港版的
用纸和设计都比较讲究，且是竖排本，我当然很高兴。我想蹲下替巴老取书，
巴老说：“不要紧，我自己来。”他在《家》的扉页上签了名，抬起头同我
商量：“签了头一本，那两本还签吗？”我连忙表示，够了，那两本完全可
以不签了。巴老对香港版的封面设计很满意，特别是肖像照片的运用，似显
未显，色彩也不刺目，含蓄而又典雅。
见我正在收拾这些宝贝，巴老微笑地问我——
“现在，除了唐彛酝猓遣皇蔷褪悄愕木墒槎嗔耍俊�
“我可不敢跟唐先生相提并论，差得多。但是，您这么一问，为了满足
一种虚荣心，我也得继续搜罗旧书。”
我站在巴老的书橱前随便看书，看到巴老当年编的“文学小丛刊”，它
比“文学丛刊”还要巧小精致。我说女作家罗淑的那本《鱼儿坳》，我藏的
那本还像刚出版的新书一样，书品极佳。巴老坐在那儿，不无惋惜地说：“我
保存的那本被出版社借去，撕开了，送到印刷厂去排版。当年初版的《鱼儿
坳》只印了一千册，现在再也找不见了。人们太不知道爱惜书了。”
我又翻到巴金编的《西班牙的血》（见图95），是1949 年的版本，而
且书柜内有复本，恰好是我不存的。我无礼地提出要求：“巴老，这本画集
我没有，您有复本，我要向您讨一册了。”厚道的巴老爽快地答道：“送把
你，送把你。”我还想不到，他又把这书要过去，为我签了名。这是巴老送
我的唯一的一本旧书。我在自我解嘲地冲巴老说：“这有点变相地抄家了！”
那些日子，电视台刚放完电视连续剧《家》、《春》、《秋》，我问巴
老看了没有？巴老回答看了。我又问：“怎么样？您觉得。”明知这是巴老
不好回答的问题，我还是脱口而出了。巴老的妹妹在一旁回答，邮局送报纸
的人说好，他天天接着看。送牛奶的人也说好，可是他又说：“好是真好，
就是死的人太多了。一个大家庭，不是这个死了，就是那个死了，让人心里
不好受。”这当然是现代青年的一种反映，巴老默不作声地听着。
巴老又向我打听罗荪同志的身体近况，谈到不久以前刚接到他的一封
信，只写了几个字。冰心老人倒是常有信来。
我想告辞了，希望巴老什么时候到北京来玩玩。
巴老说：“开会我都请假了。现在我一个月只出两次门。一次去理发，
一次去华东医院检查一下身体。每天早饭以后，还在院子里走两趟。”
我夹着重重的一包书满载而归，巴老照例要送客。他站在屋阶前说：“再
进来坐一坐么。好像离你上次来上海已经有两年了吧？”
看望巴老的当天下午，我终于又跑了一趟福州路，想再碰碰运气。承书
店主人帮忙，我还是买到十几本三十年代出版的新文学书。第二天一早，我
便赶车到苏州，专程去角直镇看了新建的叶圣陶先生的墓地。我在苏州寄给
巴老一封信，向他介绍了他也非常关心的叶先生的墓地和纪念馆，同时告诉
他，我那天从他家出来，到底又去了一趟旧书店，还是买到了旧书，因为我
相信，巴老不希望我从上海空手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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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代初，唐彛壬由虾Ｇň┎痪茫颐蔷拖嗍读恕Ｋ≡诙恼�
自忠路旧段祺瑞执政府的大院里。大门前有两头石狮子，进门往左拐的深处，
有一片红楼就是。我当时住在东四十条西口，同他只有一街之隔。我去请他
写书话的。
唐先生的藏书，我慕名已久，可惜那时候他还无法开箱上架，不得一见。
印象最深的是书斋对面的一间客厅里，满满地摆着一套笨重而堂皇的皮面沙
发，也是从上海运来的。“文革”当中，主人竟以卖废品的贱价处理了。当
时的气候是上山下乡，吃忆苦饭，这套皮沙发太不合时宜了。所以直到如今，
凡是到过唐府的朋友，一定会发现唐家的沙发很平常，远不如时下刚成家的
小青年们阔气。
后来，他搬到东城无量大人胡同的四合院，记得原来是李健吾先生住过
的房子，对门住的是卞之琳先生。这一回他有了真正的藏书室，书都摆开上
架，我曾穿游其间，看到很多中国新文学的绝版书，大开了眼界。现在，唐
先生早就搬进楼房去居住，藏书又都装箱入柜了，只在卧室兼书斋的房子里
备了几架常用的书。人们爱说，藏书家的乐趣在于随时可以摩挲自己的藏书，
其实又谈何容易呢。
唐先生的“晦庵书话”，我是在抗战胜利后才读到的。虽然在这以前，
我偶尔也买几本五四文学绝版书，但自从读了他的书话，好像他送给我一份
搜集中国新文学版本的“白皮书”，指引我到那个神秘的世界去探索。他的
书话有长有短，以短的居多，有的甚至只有几十个字。他写起来体式不拘，
真是兴之所至，信笔而书，读起来毫不费力。其中有的是从传统的题跋蜕化
而来，有的又以带感情色彩的文字写出心之所爱。我非常赞赏他在《晦庵书
话》序中说的：“书话虽然含有资料的作用，光有资料却不等于书话。”我
受了他的影响，怀着浓厚的兴趣也在书林里徘徊，大半得到的却是一场梦幻。
但，我没有失望。获得时的满足是难以名状的，失落时也含有一种期待的陶
醉。我爱书话，它不是书评，也不是理论文章，似乎更近于谈书的掌故，倘
能引起人们爱书的兴趣就很不错了。
“文革”初期，唐先生大吃一惊，我也如陷深渊。我约他写书话和《长
短录》专栏的事，都成了审查的重点。当时还有人整理材料，为此分别印了
两本备忘录，其间是非，现在不谈也罢。总之，最后是正确战胜了谬误，作
者和编者都是无罪的。然而，自那以后，唐先生再没有重写他那精粹的书话
小品了。现在已经有不少对书话感兴趣的朋友，包括笔者在内也在学习，总
是不能自如。我想，模仿也不是出路，人们不应该忽略唐先生是大手笔写小
文章，其中的奥妙一时也是学不来的。若是真心想学的话，反不如先学他那
种爱书的一片童心。
《晦庵书话》至今是我案头的常备书，时常随便翻翻，不是为了查对什
么资料，而是享受那书香的氛围，就像别人疲倦时听抒情音乐一样。他有若
干则书话不曾发表过，就写在我的藏书上。谈的都是他自己写的书，是我请
他题字留念的，有的也许正是他平时不轻易向人吐露的心语。比如，他在《落
帆集》（1948 年10 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扉页写道（见图96）——
以散文写诗，《落帆集》实为余最初之尝试。有人极喜此书，如方令孺、傅怒庵（雷）
诸位；亦有人劝余多写《劳薪辑》一类杂文，勿作此种个人抒情文字。乐山乐水，各异其
趣。然惟其有《落帆集》，并有《劳薪辑》，始有唐彛淙恕４嗽蛭┯嘧灾印Ｌ茝｜
志。一九七八年六月于北京
又《劳薪辑》（1941 年3 月改进出版社）称——
此书抗战期间印于福建永安，在我的旧著中，是较为难找的一本。德明兄居然收得，
算是翰墨因缘了。1978 年9 月于北京。
又《投影集》（1940 年4 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称——
此书记下了一点生活的足迹，多少也有时代的某些投影吧，我每次翻开它，总有惘然
若失的感觉。一九七八年八月记于北戴河唐彛�
又1947 年4 月上海南国出版社出版的《短长书》，唐彛吹馈�
1940 年，地下党工会系统在上海办出版社，曰北社，由陈公齐、陆象贤主持其事，出
过刊物《北极》二期及《第三国际纲领》等书；为掩护计，又印“杂文丛书”，计木斋之
《消长集》、柯灵之《市楼独唱》、列车之《浪淘沙》及余之《短长书》，凡四种，前三
种曾再版。《短长书》不及再版即遭禁止，而北社亦告结束。各书均为三十六开小本。抗
日战争胜利，徐伯昕巧施妙计，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