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时书话-第2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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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惨案经过》、《入殓记》、《各地追悼记》。此外便是悼文、葬仪、
诉状、烈士遗影等等。最难得的是挽联部分，取自上海、重庆、昆明等三个
地方，占了全书近一半的篇幅。这种形式历来在书刊中作为附录，人们习惯
地把它看成一般的应酬文字，然而，这些挽联正是民主力量运用的一种战斗
武器。
一二一运动中的挽词和挽联一部分出自当年民主运动领导人的手笔，这
在他们的著作中也是不易见到的。
宋庆龄写的挽词是“为民前驱”。柳亚子先生写的是：“九龙池迥，蔑
子坡平，更为滇都增痛史。鲁迅湖澄，钱塘江阔，忍从歇浦奠英魂。”于再
烈士是杭州人，殉难在昆明，这次追悼会是在上海举行的。
沈钧儒先生在“献给死者和生者”的联语中写道：“血洒昆明市，心伤
反战年，座谈讵有罪，飞祸竟从天。魑魅食人日，鸱枭毁室篇，防川终必溃，
决胜在民权。”
张澜和梁漱溟写的是：“为反内战而牺牲，真成痛史；试思中国之命运，
能勿忧心？”
黄炎培的挽联通俗动人：“学生在学校里座谈，暴徒在群众中掷弹，是
谁支使那个凶手？最高学府何等尊严，青年生命何等宝贵，请你们扪着自己
良心！”
李公朴写道：“四位民主战士，你们死去，你们永远不会死去。一群专
制魔鬼，他们将来，他们已经没有将来。”此联语书写不久，李先生亦在昆
明以身殉于民主事业。这是敌人欠下的又一笔血债。
民主老人马叙伦写了悼文《悼昆明民主运动死难烈士》，还写了悼诗《挽
歌》，是一首悲壮的七言长句，诗曰：“志士一瞑偿其志，所勉后死毋徒悲，
四子已入光明史，遗血殷红在国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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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如此国家。切莫放过它，刽子手、刽子手，既不许自由，讲什么民主。”
还有一部分挽联出自普通群众，或者工人之手。这样的联语也许文气不
足，也没有引用什么典故，但是一针见血，爱憎分明。这些联语的署名往往
是“一群接线生”、“一群酱业职工”、“一群银钱业从业员”、“一群生
活比战俘还不如的‘自由人’”、“一群女士”等等。例如“上海的一群五
金业同人”的挽联写的是十足的白话，却能讲到问题的实质：“这是什么天
下，教授学生遇此屠杀。竞有如此政府，凶手主犯任其法外。”有的群众更
简练地以四个墨写的大字道出这血腥的罪恶是“党国所赐”。这样的挽词，
挂在烈士追悼会上，怎能不激起人们声讨敌人的怒涛。所以愤怒的青年学生
们就喊出了这样的口号：“今天你们敢打进民主堡垒，明天我们就倾覆法西
斯巢穴。”这是西南联大学生自治会的一副挽联。
《一二·一民主运动纪念集》，1946 年11 月由上海镇华出版社出版，
于再纪念委员会编辑，这个出版社其实是虚拟的，因为镇华是于再烈士的原
名。据知这书是于再的妹妹于庾梅及妹夫顾家干编辑并自费出版的。于再是
中共党员，曾在延安学习过。那次在上海开的追悼会，是以家属名义举行的
家奠，实由地下党领导。这是一次正义的进军，给国民党的打击是沉重的。
《围城》的封面
钱钟书先生的长篇小说《围城》，由于电视剧改编的成功，如今已是众
人纷说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特地赶印了六万册，以应书市的急需。
《围城》的初版本，1947 年5 月上海晨光公司出版。（见图87）作为“晨
光文学丛书”中的一种，封面设计都是统一的，每一种只要更换书名和颜色，
以及右下方的一幅画即可。比如徐志摩的《志摩日记》和老舍的《老牛破车》，
右下方都用了作者的照片，而《围城》由丁聪作画。但是，书中并无说明，
以至多年后连画家也忘记此事。丁聪用十分简练和流利的线条，描画了一对
背对背的男女半身肖像。男主人公手持烟斗，颇具绅士派头。当年丁聪为很
多文艺书刊设计了封面，常作人物半身削像，如骆宾基的小说《混沌》，以
及凤子编的《人世间》等都是。我曾经问过画家何以如此，他说如果人物画
成整身，或再加上环境描写，岂不成了书籍插图？反之则可突出地刻画人物
形象。我为他补充说：“你的封面人物画，给人一种雕塑的趣味。”其实这
也是我四十多年前读他封面人物画的感觉，只是那时我们并不相识。
1948 年9 月《围城》再版（见图88），封面画换过了，亦无说明和介绍。
换上的似乎是一幅绘画或文学插图，看不清画中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画
中一男士坐在桌旁吸雪茄，一女士背向男士伏在柜前面壁凝思。我以为这幅
画不如丁聪的设计单纯、鲜明。直到前几年，我偶然读海外的报刊，见到有
人介绍英国现代画家华尔德·理察·锡克特，所附的插图正好是《围城》再
版本用的那一幅画，标题为《烦恼》。这是一幅油画，它同丁聪的设计有相
通和巧合之处，都是在表现人物之间的矛盾和烦恼，而且主人公都是一对男
女。这是不是就很典型地体现了《围城》的主题，也难说了。
据介绍，华尔德·理察·锡克特（1860—1942）是英国印象主义派画家，
受了法国印象派画家的影响，他也走进“外光派”的行列，即这些画家都喜
欢直接利用室外的自然光来作画。他定居英国，但每年都在巴黎住一段时间，
借以了解世界美术的新潮流。他善于作风景画，主要表现光的效果和某种气
氛。1914 年创作的这幅《烦恼》，是着重描写室内场景和人物心理动态的肖
像画，颇受时人重视。《围城》再版本选用它来作封面，当然是借用它的讽
刺和象征意味，这与书的总体气氛也是吻合的。也许它的内涵比丁聪的设计
丰富些？
我在1949 年3 月出版的《围城》第三版扉页上，又见到DG 创作的一幅
漫画。画面上一博士装男士，一裸女，一条远洋客轮。博士帽、文凭、论文、
洋装书和笔均已腾空而飞。看来这也是为了呼应书的内容而作，不过稍欠含
蓄，美感无多，从读者的角度来考虑类如蛇足了。
1980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重排修订本，排除了先前设计的一切因袭，封
面完全改观，几乎没有任何装饰，更不要说人物图影了。方鸿渐究竟什么样？
孙小姐、苏小姐又究竟什么样？画家也难以执笔，不过这个封面又过于庄重
和古板了，甚至可以说缺少文学书的意味。
《春寒》种种
夏衍同志唯一的一本长篇小说《春寒》，是1947 年11 月由香港人间书
屋印行的。（见图89）我收藏的一本得自北京东安市场的旧书摊。书品极佳，
就像是刚刚印出来的一本新书。淘旧书的人难得碰到这样的好机会。
小说描写抗战初期至皖南事变这一时期，在广东战区的青年们参加救亡
工作的情况。书中写到他们思想上的苦闷，也写到他们的感情生活。小说刚
一出版，同年12 月13 日香港《华商报》便发表了作者夏衍的《关于〈春寒〉
答读者五问》。最主要的一点是，一位读者向小说作者提出：广东的抗日先
锋队组织在当时已相当活跃，是有目共见的，为什么作者在书中只提到他们
的被捕，并没有展开去写他们的活动？作为一种读者意见，按说什么要求都
可以提，但是，作为一种文艺批评来说，这一要求就值得研究了。这让我们
联想起后来对电影《武训传》的某种批评，即批评者不就作品产生的时间环
境而论，也不顾作者创作构思的规律，专门来责难影片何独只写武训而不去
写农民起义的领袖宋景诗？宋景诗当然应该写，可那是另一部影片的任务。
至少这种批评有点求全责备。当时，夏衍同志还是作了解释，在某种程度上
也接受了读者的意见。他是这样回答的：“这本书一开头就决定了以少数外
来的进步知识分子为中心人物，其间几次想多写一些‘抗先’的故事，我所
知的材料就如‘后记’所说，可以另外写一本小说。这本书写于整风运动之
前，你所指出的无疑的是一个很大的缺点了。”夏衍同志的这一回答，当然
可供我们参考。
1980 年，我写了一篇《夏衍的诗作》，收在拙著《书边草》中。夏公收
到我的赠书后，于1982 年3 月14 日写给我一封信，内容与《春寒》有关，
今摘录如后——
有一篇文章提到我，累你“遍查”了我的著译目录，居然给你查到了我写的诗，但是，
你只查对了一小半，一大半还是“中了我的计”。现在应向你坦白一下了。《春寒》中吴
佩兰流亡途中在船上写的那首“不像诗的”新体诗，的确是我自己写的，但后面萧琛写的
那两首七绝，就不是我的作品，而是“抄”来的了，这两首诗是我的一位同年辈的朋友写
的，我很欢喜，抄在本子上了，后来写到这个地方，“灵机一动”就用上了，——当然后
来出单行本时征得了作者的同意。老实说，我写不出这样的好诗。
这位写诗的朋友是作家钟敬文，但钟先生已不记得了。后来林林同志在桂林
查阅《救亡日报》，终于发现钟先生发表的旧诗中有此两首，复印了一份，
带回北京。钟先生一见方才恍然。他对笔者说：“还是老夏的记忆力好。”
此亦有关《春寒》的一段掌故也。
前几年，我在香港《大公报》上读到了黄蒙田先生的文章，题目是《〈春
寒〉及其他》，谈到他偶然经过坚道而想起当年并无其址的人间书屋，并忆
及《春寒》出版时的某些细节。人间书屋是由几位有理想又不得不日夜为衣
食而奔忙的穷知识分子所经营的，其中就有木刻家新波同志，他又是人间画
会的创办人。黄蒙田先生当时是书屋同人，也是画会成员。他告诉我们，《春
寒》的排印本，“不是原稿也不是剪报，而是别人的手抄本，经过作者修改、
润色和校正最后清样。这手抄本是章道非女士到图书馆借了《大众生活》抄
下来的。她是新波夫人。”这一情景让人联想到当年人间画会和人间书屋青
年同人的奋斗精神，不禁怀念起作为共产党员的新波同志。到今年，新波同
志已经逝世十年了。
十年前，我曾将自存的《春寒》初版本送请夏公签名留念。他用墨水笔
写了如下几行——
韬奋同志在香港办《生活》周刊，曾连载茅盾同志长篇《腐蚀》，哄动一时，《腐蚀》
完稿后韬奋同志命予滥竽充数，乃有此作。三十年后见之，更增惭汗，致此数语，供德明
同志一笑。
夏衍 1979年9月
题语中的《生活》周刊，是《大众生活》之误，所谓三十年后更增惭汗，我
想是谦词。研究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文学的人们，当会作出公允的评价。
悼念朱自清
1988 年是朱自清先生逝世四十周年，收到张守常同志寄赠的由他编辑的
一册哀念集《最完整的人格》（北京出版社），颇为珍视。这是一本有特色
的书，它不是遍收当代人新写的纪念文章，而是专收当时人们写的作品，具
有鲜明的文献价值和时代色彩。
朱先生逝世的时候，正是国统区黎明将至的最黑暗的时期。他的死曾经
震动了整个知识界，人们呼出：“不该死的人死了，该死的为什么不赶快死
掉！”当我重读这本书的时候，还可想到当年的激愤，好像又回到那个斗争
激烈的年代。这本书当然可以作为人们认识和研究朱先生的基本资料，但它
又不是书斋中的一般意义上的文学史料。
朱先生的逝世与悼念闻一多先生的活动，在文艺刊物中的反映有不相上
下的规模。为了悼念朱自清，朱光潜先生在北平的《文学杂志》上编了一个
专辑，在上海则由臧克家先生于《文讯》上编了一个专辑。两个专辑都表现
了编者的政治热情，编辑方法也是出色的，除了文章之外，还有图片、手迹、
书信等。此外，《国文月刊》、《中建》杂志也有专辑，规模稍小。这些都
已经反映在《最完整的人格》中。这些专辑针对朱先生在贫病中的爱国正义
行动，把人们的仇恨和激愤都集中在国民党的身上。
本书的缺憾是未见收有1948 年10 月在上海出版的《文潮》月刊的专辑
（见图90）。这个刊物一向标榜“纯文艺”，又是由官办的正中书局出版，
所以不被人们看重。但是，朱自清逝世专辑是编得不错的。这个刊物的编委
大多数是知名的作家、学者，如洪深、赵景深、冯沅君、李长之、顾仲彝、
谢冰莹、赵清阁、罗洪等人。记得许寿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