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1421:中國發現世界-第3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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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7年的确是一个不寻常的温暖年，因此哥伦布的表述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像这样的一次航行将会把他带到格陵兰岛海岸。当时的出现是出人意料的。接着请列位注意。　　　


第五部分：周闻的远航北极探险　4

　　　　　哥伦布在教皇皮攸斯二世（Pope　Pius　II）所写的《任大事经》（History　of　Remarkable　Things　that　Happened　in　my　Time）一书的页边上亲笔总结了他的航行，他写道：“有人从东方的中国到达到这里（冰岛）的（10）。”　　　　　现在我从教皇和哥伦布那里得到了零散的证据，证明中国人到达了格陵兰岛和冰岛，另外还有1424年的文兰地图所提供的文献证据，地图上格陵兰南部海岸线令人吃惊的精确。此外，伟大的中国明史专家李约瑟（Needham）教授说那里分散地存在着超过20处的有关中国人的记录，这些表明了他们的确到过北极（11）。　　　　　当绕过格陵兰岛的北角时，中国人离北极的南端正好是180英里，因为1422年它所处的位置，是取决于北极星所处的纬度90°（自《武备志》），在今天正好位于其位置的南部。要到达极地，中国人只需向北再航行180英里—不到两天的航程。难道北冰洋海水在这180英里中没有冰冻吗？一份北冰洋7月的水流（2000年）温度表表明格陵兰岛北角外一条相当紊乱的舌状水流—或许是海湾流水的支流最后微弱的残留吧—向北伸展越过北角直到北极。关于中国人的断言完全可能是真的，即他们确实比欧洲人早5个世纪到达北极。乘着潜艇，顺着一系列的冰间湖在北极附近巡弋，我惊奇于中国人的成就。他们在庆祝宴上吃掉了最后一批狗，喝光了瓶中剩余的米酒，最后返航中国。　　　　　从北部这一高纬度地区开始的返航路线又解开了另一个谜，1507年出版的瓦尔德塞米勒（Waldseemüller）地图展现了从西边的白海（White　Sea）到东边的楚克其半岛（Chukchi）和白令海峡（Bering　Strait—西伯利亚和阿拉斯加间的海峡）这一段西伯利亚（Siberia）北部海岸。整个海岸有河流、岛屿，明确可辨。如果不是中国人，谁会观测这么大的海岸线？除非中国人到过这里，否则如何能绘出这张海图，如何能展示出继之3个世纪也没有被欧洲官方发现的土地？　而且俄罗斯对西伯利亚的首次考察也在两个世纪之后，而首张俄罗斯地图直到19世纪才出现。　　　　　惟一合乎逻辑的解释，是当周闻舰队穿过白令海峡开辟回国的路线时观测的。如前所述，《异域图志》（The　Illustrated　Record　of　Strange　Countries）中有哥萨克（Cossack）的舞蹈和爱斯基摩人（Eskimos）狩猎特色画图。爱斯基摩人可能是阿留申群岛（Aleutian）上的土人，他们被中国人所知晓；但是哥萨克的画像就不能用这种方式来解释。在15世纪上半叶没有任何中国人到过莫斯科（Muscovy）的记录，那么要是没有到过北极，他们又是如何画出地图的呢？此时中国海军将领周闻，也已完成了一个划时代的航海发现。这至少等同或者超过洪保和周满的辉煌航行。在永乐十九年至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1～1423年）那令人神往的年代，杨庆领导着另一个巨大的船队，开始了新的航程。我现在把注意力转向了他。他可能没有其他人航行得远，同其他人一样大部分时间都待在海上，但是他在航行中的成就同其他伟大的海军将领的成就相比一点也不逊色。


第六部分：杨庆的远航揭开谜底　1

　　　　　当他的同伴已经在确定老人星座和南十字星座的位置，进入北极圈，环绕地球发现新的土地和大洲时，大太监杨庆的船队在休整前已离开北京一个月了，航程始终在印度洋水域，要说同印度洋的国家进行贸易，没有人比中国海员更熟悉了，尤其是利润丰厚的香料贸易，是中国重要的财富来源。而且不单同香料群岛、东南亚国家、印度、海湾的阿拉伯国家进行贸易，也和东非漫长海岸线上的港口、国家进行贸易。　　　　　到了15世纪早期，沿海的阿拉伯港口直接同中国进行贸易，出口黄金、象牙和犀角。东非的统治者声称他们经常搭乘郑和的宝船去紫禁城。当船队在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出海远航时，许多人随船回到了自己的国家，在中国人辉煌航海的最后，沿途有更多的人一起搭乘两支疲惫的返航舰队又到了中国：杨庆在永乐二十年八月（公元1422年9月），带着东非和印度沿海十七国的公使横渡印度洋回国；洪保在永乐二十年九月（公元1422年10月）带回了古里的使节回国。皇帝的外交政策又一次取得了非凡的成功。印度洋变成了中国的一个湖泊。　　　　　由于大多数中国记录已被毁，我也同样在到处寻找杨庆的船队往返印度洋路线的证据。我还是在常用的1502年的坎提诺地图找到了证据所在，我相信它是根据1421～1423年中国人航海的信息而绘制的，葡萄牙历史学家安东尼奥·加尔旺评论有关地图（1428年的世界地图）时说“它叙述了东印度的一切航行，包括东印度导航和好望角往返导航（参见第四章）”（1）。在当时，“东印度”即印度、印度洋、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这份前所未有的声名告诉大家包括好望角、印度洋与东方早在15世纪就被绘在地图上了。此外从葡萄牙国王若昂二世在1487年5月指示人在迪亚斯和达·伽马启航之前已经有一份显示好望角的地图的证据，来自于1487年5月探险家佩鲁·达·科维尼亚（Pero　de　Covilha，约1450～1520年）去探查通往印度的海路的一级命令，也可以获知，早在迪亚斯和达·伽马启航之前，就已经得到好望角地图的进一步证据：　　　　　　　　　　他建议他去求证是否可以越过好望角航海到印度……当时国王送走了两名值得信任的会说阿拉伯语的经历丰富的人，即骑士出身的佩鲁·达·科维利亚（Pero　de　Covilha）　和阿方索·德·派瓦（Alfonso　de　Paiva）……〔未来〕国王曼奴埃尔（Dom　Manuel）给他们一张摘自世界地图（1428年海图）的海图（Carta　de　Marear）……所有这些都很好地说明了他们怎样出发去寻找盛产香料的国家美洛居。（2）　　　　　　　　　　值得回味的是，1487年5月诺望二世发布这些指示时，迪亚斯还没有“发现”好望角。　　　　　到了15世纪，中国已经有了在印度洋和非洲东海岸几百年的航行经验，自唐代（公元　618～907年）以来他们就一直在探访非洲。在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以前有过5次航海经历的马欢和费信写过编年史，在《武备志》中也有详细的航海标向，还列举了到达东非的过程，而且许多中世纪旅行家也记录了有关从东非海岸一直到索法拉南部的商业区中丰富的明代初期青花瓷的情况，由此可见中国贸易影响的程度之深、范围之大。　　　　　当我在皇家海军“纽芬兰”号（HMS　Newfoundland）潜艇上服役时，我沿着从肯尼亚（Kenya）到南非长达几千里的东非海岸旅行过。1958年这一带的大部分地区还没有被破坏，沿岸散布着古老阿拉伯的遗迹、葡萄牙奴隶城和偶尔发出霉味的英国俱乐部，代表日不落帝国的最后一点回忆。有一件小事我还记忆犹新，当时枪支是在非洲狩猎的必要装备，而不是照相机。所以当决定到林波波河（Limpopo）河口猎捕鳄鱼时；我们租来了船上的摩托艇，带了几支来复枪和一箱朗姆酒。在灰色的天空下我们到达了光滑如镜的河口，这一幕我们至今仍记忆犹新，那儿没有鳄鱼，但是有大量丑陋的长鼻大耳的河马在泥水里游动。这真是个狩猎的好时机！但我们很快发现了两件事：第一河马的后部非常坚硬（连子弹都会反弹回来），第二河马不喜欢被当成靶子，有一只河马向我们发起了进攻，我看到船被撞翻，飞到半空，掠过头顶时，推进器急速旋转，呼呼作响。我们与河马都停了下来，虽然有点擦伤，但没有大的损失。从那时起我发现我的兴趣更多在这一带敏感的路上探险古阿拉伯和葡萄牙的沿海贸易奴隶市镇。　　　　　当葡萄牙人首次到达东非时，他们发现桑给巴尔岛（Zanzibar）和奔巴岛（Pemba）（在现在的莫桑比克〔Mozambique〕）（3）的国王和王后们穿戴中国丝绸并住在有中国瓷器装饰的石殿里。更多反映中国人在印度洋活动的证据是来自拉木（Lamu）群岛或者巴准（Bajun）岛，离现在的肯尼亚北海岸旁的桑给巴尔岛东北500里远。巴准的首府派特（Pate）是郑和舰队的主要活动之地，当葡萄牙人到达时，他们发现了“巴准人”（Bajuni），肌肤柔和，容貌姣好。一位耶稣会士的牧师蒙克拉鲁（Father　Monclaro），在1549年写道：　　　　　　　　　　他们生产出非常华美的丝绸，葡萄牙人在它们尚未占领的其他摩尔人（Moorish）①的城市获得巨额利润，因为它们只在派特生产，然后从这里运往别处（4）。


第六部分：杨庆的远航揭开谜底　2

　　　　　派特的工匠也善于制作一种漆器，中世纪非洲的另一种不为人知的手工艺—编织篮子的技术同中国南部的一样。　　　　　意大利人类学家希格诺·N·普科尼（Signor　N·Puccioni），在1935年组队去非洲的朱巴河探险，他断定派特（Pate）巴准人完全不同于这个地区的其他居民。肤色相当明亮，略呈橄榄色，你可发现男人们长髯飘飘，妇女把头发从中间分开扎成两条辫子（5）。岛上有一个氏族瓦山伽（Washanga）声称他们的祖先是船只失事后流落到岛上的中国水手。他们的传说还涉及了当地最有权势的统治者麻林地把两头长颈鹿作为礼物送给中国皇帝（6）的故事。这件事确实发生在1416年，即永乐十四年。　　　　　15世纪以来派特变化不大，很多古老的传统一直保持到20世纪60年代岛上开始出没嬉皮士。这些人是伊斯兰教徒，男人们穿着白色长袍称为“罕祖斯”（Khanzus），戴着“科菲亚”（Kofia）帽子，女人们则把自己隐藏在布依·布依（Bui　Bui）黑色披肩帽里。独桅帆船往来于海岸，它们的设计几个世纪不变—一面三桅帆加上足以在多岩石的海岸靠岸的宽大坚实的船身。他们大都把椰子系在船两边，在他们的船头画上木质的“眼”。拉木（Lamu）群岛的船头垂直，非常独特，单桅帆船的速度相当快并能逆风行驶。因为他们带着发臭的鱼饵，所以在未看见他们之前，就能预知帆船的到来。我过去常常让潜艇浮出水面沿途装载飞鱼，这给海军标准的饮食带来一个很受欢迎的变化。　　　　　在派特岛的东边有阿拉伯人的祖先进行贸易的桑伽（Shanga）小镇遗迹，据猜测是因上海而得名。今天，这个城镇几乎已经荒废，仅留下单桅帆船。两个世纪以前，在那里发现了大量的宋（公元960～1280年）到明代早期（公元1368～1430年）的陶瓷工艺，同时还有作为祭品掩埋的宋狮小雕像。甚至巴准人这个名字，或许也有中国的根源：Bjun是中国长袍的方言发音。东非沿海的土著居民都穿着丝袍，长长的丝绸袍子一定相当迷人且出众，足以誉称当地居民。　　　　　中国人早已航行过这些水域，他们肯定在船只和科学知识两方面具有足够能力在印度洋进行准确的考察。　　　　　他们能够精确计算时间，描绘出星辰的移动过程，并在两半球确定精确的纬度，但是他们也能确定经度吗？东非在坎提诺地图上与现代地图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水湾、海湾和河流的纬度都是正确的，从南部的好望角到北部的红海海口的吉布提（Djibouti），长达7000海里。更令人惊奇的是坎提诺图的经度精确到度以内—仅仅30秒的误差，制图者是如何取得这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就的？　　　　　　迄今为止，没有发现中国人和经度计算之间有任何的联系。我们所能说的是早在1502年坎提诺海图传到意大利之前就已经能对经度进行精确计算了。　　　　　不靠时钟而发现经度的历史很长。关键是标记全球都能同时看到的天象发生的准确时间。最古老和最有效的方法之一便是观察日蚀及其消逝的时间。公元一世纪，托勒密在他的《地理学》中记载了希帕科斯（Hipparchos，约公元前190～公元前120年）提出这种方法，并给出公元前330年应用的例子。然而希帕科斯没有解释当地时间是如何发现的，这是因为在月蚀中（7）太阳一定在地平线下。直到1415年两个因逃避奥托曼人（Ottoman）威胁的拜占庭人（Byzantium）带着托勒密的《地理学》到威尼斯时，可能很少有欧洲人知道希帕科斯的方法。但阿拉伯人却毫无疑问曾知道希帕科斯的理论。　　　　　中国人建立的天文台和保留下来的记录表明他们通过太阳阴影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