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1421:中國發現世界-第2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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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日本工匠最精美的作品都为之失色。尺寸比例协调的金字塔，及其简洁光滑表面的石头、隐蔽的楼梯，内部地下室和宏伟的面具和项链，都是具有巨大的建筑、工程和艺术才能的人民的作品。沿着帕卡勒金字塔向下走，我进入了一个充满玛雅装饰艺术品的博物馆，这些大多是象征性的植物和动物—尖爪子的美洲虎和蛇，带着羽毛和鳞片的鸟，它们生动逼真地像要从展览地跳出来一样。它是令人震惊的艺术财富中最杰出的。最后，经过很多年在破坏性的暴风中在海上航行后，中国人遇到了与他们一样古老一样美好的文明。他们发现了与他们的一样美的玉制珠宝，乔卢拉制造品甚至比中国江西景德镇最好的瓷器还要精细。终于，他们可以用自己带来的丝织品和青花瓷器交换这些精美的艺术品。
第四部分：周满的远航中美洲的定居点 1
当我到达墨西哥西部的群山中的乌鲁阿潘（Uruapan）时，我发现那儿有着非常明显的受中国影响的痕迹。它距离太平洋大约两百英里。该镇得名于西班牙修道士胡安·德·圣·米盖勒（Fra Juan de San Miguel），1533年当他到达时，该地丰富的植物资源使其留下极深的印象，遂将该乌鲁阿潘地区命名为“永恒的春天”。至今，它依然因所产的鳄梨和水果，以及受到旅游者们喜欢的美丽的漆盒和托盘而名闻天下。 漆制品，在墨西哥被称为“maque”，在中国称为“漆器”，涂漆是一种极不寻常、复杂、耗时的装饰方法。野生漆树生长于中国，中国被认为是漆的最初发源地，后来也有人大量栽种。至少在3000年前，中国人就认识到漆脂具有防护的特性。他们将之推行到整个东南亚；中国和日本的涂漆过程基本上是相同的。最早留存的中国漆器可以追溯到商朝（约公元前1523～公元前1028年），那时中国开始将漆用于日用器皿、家具和艺术品上，并用来保护刻写文字的竹简。使第一批到达南加利福尼亚和墨西哥的欧洲人惊讶的是，他们发现漆饰方法在恰帕斯（Chiapas）①、格雷罗（Guerrero）②、米乔阿肯（Michoac噉）③以及向北远至加利福尼亚海湾的锡纳罗亚（Sinaloa）④等地区非常盛行。（1）乌鲁阿潘被认为是漆器艺术的中心，但是太平洋地区的墨西哥人是如何得知的呢？它是独立发展的，还是中国人将之传播到此的呢？ 漆独一无二的特点是它需要在适当的湿度和温度的空气中变干。暖湿空气使漆液变成像瓷釉一样坚硬而厚实的固体。漆的密度和干燥的程度随着空气的温度、湿度和漆的厚度而变化。最好的环境是在潮湿、温暖的太平洋海风吹拂中的乌鲁阿潘。在将漆以惯常用法使用之前，用米粉和漆脂的混合物制成腻子，抹平盒子或是器物的表面缝隙，做好涂漆前的准备。腻子要得到合适的稠度，须将其与米糊相混合，在墨西哥，可以用火山灰。抹平腻子之后，先用沙子打磨盒子，再用一把由人的头发制成的非常好的刷子涂上无数层中的第一层漆。每一层漆均须完全干透，之后则进行砂磨和上光，然后再涂下一层漆。使用磨石砂磨之后，用一块软布将鹿角粉涂上，叫作上光，上光本身就是一种艺术行为过程。一般说来，要重复这一过程达60～70遍。 实际上，上漆过程在中国和墨西哥是相同的，中国的上漆技术在墨西哥被采用后，还根据墨西哥的气候和原料特点做了调整。涂漆之前器物表面的打理工作也是相同的：缝隙用一种称作尼玛卡塔（nimacarta）的混合物加以填涂，器物用沙子打磨，直到完全平整，如此一遍又一遍涂尼玛卡塔、用沙子磨平，每一层干透后，沙磨并用磨石上光。 虽然过程是相同的，但是墨西哥的原料却有所不同。“maque”是一种半液体状的糊，由动物和植物油以及天然的精制陶土组成。主要的动物成分是提取自“阿杰”（aje）昆虫（coccus lacca）的脂肪，这些昆虫是乌鲁阿潘周围的当地居民饲养的。昆虫在雨季被收集起来，活的放进开水里，直到它们的身体释放出一种浮在表面的硬的、蜡状的物质。当水凉下来后，这些物质被收集起来，用水清洗之后，再加热去除其中的水分。它凉下来时像厚厚的黄油块。第二种成分，是“启亚”（chia）植物油，用来稀释“阿杰”混合物。这种油提取自鼠尾草（墨西哥的土产）的种子。“启亚”油有着很高的甘油成分，干燥时可以快速从空气中吸收氧气，形成一层坚硬且富有弹性的表层。第三种成分是很好的白云岩，称作“特普楚塔”（teputzuta），乃一种矿土，是“maque”混合物中的主要部分。 墨西哥和中国使用的装饰技术和颜料也惊人的相似，都是在深黑的背景中用漂亮的红颜料刻出图案。在这两个国家，传统的颜料都是黑色的，用动物的骨骼或是玉米杆烧制而成。如今，在墨西哥南部各州，使用的漆装饰技术与中国和日本的是相同的。图案是以一根尖锐的仙人掌刺塞进火鸡毛管中作为工具刻出来的。羽毛上的软毛用来将雕刻时落下的粘土或是漆的碎屑刷去。接着用对比明显的颜料填满那些精雕出来的线条，一次一种颜色，每次填塞之后都进行足够的晾干、刷净和磨光。最终，经过美丽装饰的盘子或是箱子，乌鲁阿潘产的或是中国产的，已是非常相似，对于那些不是此中行家的人来说，已不能够将其区分出来。 光从理论上想，这一精致且耗时的过程可以在中国和墨西哥—相距数千里之遥的两个国家—同时发生似乎是不太可能的事，但上漆并不是墨西哥和中国的漆艺作品中惟一一致的地方。两个国家在获得他们作品中的染料时使用的方法也是一样的不简单和非同寻常的。茜红，靛蓝，猩红，贝壳紫是他们生产五颜六色的颜料的染色原料，但是需要先通过复杂的程序来提取和确定它们。此外，我再次指出，如此的相似实在不可能只是巧合。 茜草染料—茜草属（Rubiacae）灌木的根茎是源自中国的一种红色染料。制作染料先要将茜草根茎挖起、烘干，清洁后磨成粉，然后将磨碎的粉末整夜浸泡后，将其在150℃的水中再浸泡一小会儿。织物在被放进染盆中煮沸之前，首先用硫酸铝溶液加以处理、定色，然后用混合有草木灰的水清洗。在墨西哥，植物的根茎选自茜草科植物的亲缘植物—“莱勒本茜草”（Rubia relbunium）和“尼提德茜草”（R。 nitidum），小型亚热带灌木，南至阿根廷均可发现。新大陆处理布料的方法是用草酸铝和单宁酸。
第四部分：周满的远航中美洲的定居点 2
亮丽的靛蓝，在整个东南亚通行数千年，是所有的天然染料中最古老的，它的获得需要使用最复杂的技术，提取该颜料的植物需要非常精心的种植。刚刚剪下的叶子，整个的或是只有地面上的那部分，得放进热水中浸泡9～14个小时，这期间，叶子会发酵，散发出不好闻的味道。 混合的液体看起来是透明的，但是纱线或是布放在里面浸泡后遇空气氧化后就会变成鲜艳的蓝色。除使用草木灰和石灰作为溶解的催化剂之外，这一染布过程在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之前几乎是相同的。从橡树叶子上刮下的小虫子中提炼出来的朱砂红染料，在东南亚使用的非常广泛。那些虫子先得放在醋盆中淹死，使它们先染上红褐色，当它们被压碎后，可以产生出一种染料，溶在酒精中，用明矾或是尿定色。另一种出现于东南亚的红色染料是紫胶（虫脂酸laccai acid），从野生或是家养的“克尔梅斯”（curmese）或是寄生在不同的树上的紫胶虫子。虫子的肢翼被摘下来，在太阳下晒干，然后放入热苏打溶液中浸泡，再把其中的水分蒸发掉，剩余的残渣制成块。无论是马欢还是尼科洛·达·康提都提到在古里有售。（2） 新大陆相应的使用了另一种有鳞的虫子（Cochineal）—胭脂虫，它寄生在仙人掌类植物上。这种虫子将自己包裹在一层白膜之内，当它被压碎后，可以产生出比“克尔梅斯”（curmes）和亚洲紫胶十倍多的鲜艳的猩红颜料。在西班牙侵入中美洲后，他们将胭脂虫出口到中东和亚洲。至于中国，胭脂虫颜料（洋红）是和皇室相联系的。真正的墨西哥胭脂虫到达南亚是在哥伦布开始航行之前。（3） 最具决定性的染料是取自海蜗牛的皇家紫（泰尔红紫），它是旧大陆使用的最著名的染料，其价格之昂贵，只有富人们才能用得起，紫色的长袍也成为高等身份的同义语。拜占庭的统治者们都是养育在紫色的房间，着紫色的长袍。在新大陆，贝壳紫生产于米乔阿肯地区—环绕乌鲁阿潘的地区—直至远离此处的厄瓜多尔，并且在太平洋沿岸广泛使用。早在1898年，提取贝壳紫的这种方法，就成为前哥伦布时代海外贸易的合适的目标。 在许多地区，都可能出现了运用这些物质①作为染料的步骤，将它们染于织物的措施如此之复杂，要说这儿是独立发展起来的，那看起来是不可思议的，更不用说是多次出现这样的情况……因此，当我们发现在不同的地区使用同样几种染料和媒染剂时，我们必须考虑到历史联系的可能性，甚至更进一步，特别是根据其他的零零碎碎的相同之处，这样的接触应该不但应该重复多次，而且非常紧密。（4） 如果说这些染色过程是偶然的、独立的发现，这是令人难以相信的；因此必须予以假定两种文明有着共同的来源。（5） 但是，在墨西哥和中国之间的联系并不仅仅有自然染料、漆艺作品、母鸡和植物链。乌鲁阿潘上游的帕兹库阿洛（Patzcuaro）湖，被铜矿资源丰富的群山环绕着，至今，像桑克瑞斯托巴尔（San Christobal）这样的湖边小镇都在向蜂拥而至的游人出售铜制品，它们的博物馆内都展满了文物。在米乔阿肯，就和中国一样，金属在开采后都进行冶炼，储存在不同的仓库里，并根据它们的质量和金属的类型以及是否用来作为宗教祭物或是供物而进行分类记载。 《佛罗伦萨药典》（Florentine Codex）—埃尔玛蒂诺·德沙哈衮修士（Fra Ernardino de Sahagun）写于1569年的伟大作品，（6）描述了在西班牙征服之前墨西哥的文明—说明了把氧气吹进金属以去除杂质的过程，这一先进的过程在哥伦布征服美洲前尚未应用。米乔阿肯人使用的金属是铜、金、银和金属合金。他们对于铸钟尤其擅长，铸钟使用的金属占他们所冶炼金属的60％。一口钟的共鸣取决于所使用的金属合金的成分；和在亚洲一样，为了获得合适的共鸣，金属的比例必须仔细地计算。用同样合金铸成的钟在佛教盛行的地区是重要的象征物，到泰国、缅甸、中国和印度的游客至今仍为这类钟所发出的甜美的音符而吸引，我就曾在中国的一些寺院中度过那些令人沉醉的下午。 金属斧（Hachuelas）—葬礼上的新月形供物—在墨西哥的坟墓中也有大量的发现。斧（Hachuelas）常被置于死者的口中，就像中国在死者的口中置放玉石一样。那弯曲的、新月似的外形是喇嘛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通用的象征物。明成祖朱棣努力通过邀请西藏的哈立麻来访问他并给予其极高的荣誉来促使喇嘛教在明朝的发展。月状的仪礼小刀象征性的用来切断与尘世生活的关联，至今仍可在中国的寺庙和坟墓中看到。宦官船长是穆斯林信徒，但郑和舰队上的船员几乎全是佛教徒，受佛教影响，他们认为应对世界万物怀有同情心。 在中美洲和中国的文化中，镜子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中国，认为镜子可以帮助灵魂转化到另一个世界，到达神的住所，与祖先的灵魂相遇。中国的青铜镜大部分是圆的，表达了道教的宇宙轮回观点。在中国和日本，镜子的背面刻上含有宗教信仰意味的动物和植物的图案。作为一个习惯，人们均携带一个有装饰的圆形青铜镜来防止妖邪的侵犯。在米乔阿肯，叫作“罗德拉斯”（rodelas）的金属圆盘用于典礼、仪式中。像钟一样，用金、银、铜和合金制成，数量很大，在背面装饰有自然和宇宙的象征物。 研究的结果，使我确信中国人到过乌鲁阿潘，在那儿用母鸡交换过别的商品，并且他们已经在那儿停留过几个月或是几年，将漆艺作品的知识和染色技术传给了墨西哥人。我假定的结论是—在舰队从此处海岸经过时，部分船只或是私人商船被留下来建立聚居区—似乎这种说法更为可行。在那亚里特（Nayarit）的口述历史中，有支持以上结论的材料，在瓜达拉哈拉（Guadalajara）的西北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