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1421:中國發現世界-第1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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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流也变幻莫测。舰队能在没任何征兆的情况下被颠倒方向。 中国人不得不顶风往回驶以抗拒洋流，于是至少有两艘巨大的宝船失踪了。两个世纪前，在新西兰南岛西南端的峡湾地（Fjordland）的达斯基湾（Dusky Sound）发现了一艘古老木船的残骸。当地人说这是一艘由中国人制造非常古老的木船，而且在库克①船长之前就已经在那儿了。（10）在1831年，一艘悉尼的定期邮轮访问了达斯基湾。有两个从船上下来的水手“看见了一只陌生的动物在矮树丛的边缘栖息而且还在一点一点地咬树叶。它用后腿站立，身体的后部弯曲成一个厚厚的尖尾巴。当这两个水手记录其高度时，它靠在树上，尾部大约有一米半长，他们估计它站立时约有九米高。这两个人在杀死它之前是站在它的上风向，所以才能看到它在悠闲地吃东西。为了比较容易的观察它，他们折下一根大树枝，用其将这个动物反转过来，并把它倾斜向上一直伸到它刚才吃叶子的地方。”（11）所描述的这只动物与中国人在巴塔哥尼亚高原②带上船的大树懒在尺寸、体形和饮食习惯方面都非常的相似。也许是一对从残骸中逃出来的动物，它们幸存了下来并在与它们位于巴塔哥尼亚高原的家乡条件非常相似的地方繁殖，两地的纬度是一样的。在新西兰岛的峡湾里还见到有游泳的海獭，海獭也不是新西兰原有的动物，是中国人把它们留在船上用来赶鱼的。
第四部分：周满的远航澳大利亚 4
再向北，在新西兰北岛的西海岸上，一艘巨大而非常古老的船的部分甲板和船舷在1875年一阵猛烈的暴风雨之后暴露了出来。残骸的发现地靠近旺伽罗阿（Whaingaroa）的讨莱·帕尔马（Torei Palma）河的河口。这个地方以鲁阿普基（Ruapuke Ship）船的名字命名的海滩而闻名。残骸据说铺着有斜纹的木板，其内部的舱壁被大的黄铜钉闩在一起。每一颗钉子都有大约6。3公斤重。然而关于建船的木头是什么木料还有一些争论。那些最初发现的人说那是柚木，但2002年5月，有一片欧洲橡木片在这个区域被发现，因此一些专家认为是一艘欧洲的船在那沉没。 但是，在被帕尔马河水淘空所形成的小港湾里竖着一块巨石，上面刻的文字据当地专家说是泰米尔③文。这一石刻的形状、大小和放置的位置与那些被中国水手在扬子江（Yangtze）口、在栋德拉角④、在印度马拉巴拉①海岸的柯枝、在佛得角群岛中的简尼拉和在刚果河②三角洲的马塔迪瀑布竖立的石刻非常相似。除了字迹之外，鲁阿普基石刻与简尼拉的石刻一样都有呈同心圆状的图案。我已经在中国舰队访问的地方发现了数块石刻，所以我的下一个研究步骤是清楚的。能够确信，英特网上的搜寻能很快又从佛得角群岛到巴塔哥尼亚高原③一线发现几处，分别是位于南美洲东海岸的圣卡塔琳娜岛（Santa Catariana）④、珊瑚岛（Coral Land）、坎佩切⑤（Campeche）和阿罗拉多（Arrorado）岛。每一处石刻都位于汲水处，并能俯视大海，而且和鲁阿普基石刻一样都刻着同心圆。但是这仍然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巧合。毕竟，金字塔就像在被建造在埃及一样被建在南美洲和中美洲。如果我可以在中国找到相似的石刻，证明会更具有确定性。经过另外一次长时间的寻找，找到了3处，是香港的黄竹坑、长洲和蒲台。这些石刻也有着同我已发现者一样的印记。我现在相信同心圆是舰队出发之前做的一个“记号”，表示每支舰队在哪里登陆，哪里汲水。 也许从新西兰发掘出来的最有争议的证据是一口钟，发现于鲁阿普基海滩上那沉船残骸附近，毛利人（Maoris）⑥拿它当煮水的锅用，因为是科伦索（Colenso）主教发现的，所以称为“科伦索钟”。它看上去像是小一号的郑和第六次航海之后所铸的钟，钟下缘铭刻着泰米尔文，接近于沉船残骸附近发现的石刻上的文字，被翻译成“Mohaideen Baksh —船之钟”。铭文表明它的拥有者是一位信伊斯兰教的泰米尔人，或许他就来自于印度东南部的泰米尔纳德邦（Tamil Nádu）东海岸的纳格伯蒂纳姆（Nágapattinam）港口某个著名的拥有船的家族。乍一看，这好像是印度人的船到过这儿的证据，而不是中国人到过这儿的证据，但是，当菲律宾共和国潘达南沉船残骸被发现后（参见第十章），证明了当地的船主常会跟着郑和的舰队一起航行，这样不仅可以免除海盗的侵扰，还可以得到很多有价值的贸易机会。一艘泰米尔人的船靠它自己从印度航行到南美洲然后再到新西兰看起来是完全不可能的。 鲁阿普基沉船残骸的一英里半不到的范围内有一棵很大的倒下的树。当一阵狂风把它吹翻过来的时候，一只雕刻精美的暗绿色蛇纹石鸭子从包裹它的树根中露了出来。鸭子很可能是中国人供奉的祭祀品。而相似的祭祀品—一只狮子—在东非被发现，其他类似的东西在昆士兰州（Queensland）①和澳大利亚的北部地区被发现。这类圣物的形制都是中国南方文化的典型器物，也是特有的。虽然他们是中国人访问澳大利亚最清楚不过的证据，但我只能接受的看法是那些东西是中国人的祭祀品而不是中国的宝船曾在这登陆的证据，他们也有可能是中国的商人携带来的。然而把船、祭祀品、钟、石头和雕刻这些证据都集中起来，使我得出这样的结论：鲁阿普基发现的船几乎可以确定是跟着中国人的舰队一起航行的泰米尔人船的残骸。 最后的证据是在距鲁阿普基沉船残骸30英里的怀卡托（Waikato）河的支流河岸上发现的另一件祭祀品。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奥克兰国家博物馆的馆长埃尔登·贝斯特（Eldon Best）于18世纪晚期发现的。这个小的东方雕像是： 在靠近奥克兰的毛库（Mauku）因缘际会被人发现。从欧洲人到来后，发现地周围的土地就一直无人居住，直到二十年以前，仅有一些农夫在此居住，但土地没有被耕种过。然而，在欧洲人到来之前，就有人在此居住，这从旧的居住遗迹可以看出……这件雕像在设计和做工方面无疑是具有东方特色的……有着东方图案中常见的奇异之处，头戴穆斯林头巾状的饰物，身穿宽松的斗篷或是袖子宽大的袍子……总之，当发现的具体情况被考虑到时，这一鼻子扁平、有着鞑靼人（Tarta）长相的雕像便向世人展示了一件有趣的事。（13） 中国人的舰队几乎是每登陆一地都要损失船只，这种损耗率在他们的世界之行中从没中断过。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离开中国时有107艘宝船，只有一小部分船只幸存下来在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3 年）回到中国。正如中国官员所抱怨的，“损失无算”。此样的巨大损失增加了在鲁阿普基和其他在中国的宝船队所行进的路线上发现船只残骸的可能性。 如果在鲁阿普基的船是一艘宝船的残骸的话，那么有关遇难船员的故事一定存在于当地的传说中，就像它们在中美洲和澳大利亚南部靠近沉船残骸的地方的传说中存在那样。当我调查的时候，我发现生活在鲁阿普基附近的毛利人就有这样一个传说。（14）他们把和他们一起居住的陌生人叫作Patupaiarehe，或者叫作“浅肤色的人”，几乎就是一神奇人物。Patupaiarehe这个词的另一个意思是“精灵”。他们穿着白色外衣，和毛利人不同，他们不文身，他们把孩子抱在怀里。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娶了毛利妇女。我相信这个传说是真实的，而那些最早在新西兰定居的非毛利人不是欧洲人，而是中国人。
第四部分：周满的远航大堡礁和香料群岛（图）1
周满幸存下来的船只一回到塔斯曼海（Tasman Sea），便进入逆时针循环的洋流，迫使他们最终回到澳大利亚海岸。让·罗茨航海图上的澳大利亚东南海岸的形状连同坎贝尔岛（Cambell Islands）的方位，与新西兰的西北、西南失事船只，都与顺着从澳大利亚海岸到坎贝尔岛的风、顺洋流航行的船只，然后又因风而绕过新西兰的事实相符。如果继续顺风航行，就会使他们在布里斯班（Brisbane）北部再次到达澳大利亚海岸。假设由于洋流和暴风的缘故，平均速度由4。8海里/小时降到了3。8海里/小时，至少需要10个星期才能完成往返坎贝尔岛的航行。 布里斯班周围海岸在让·罗茨图中已被标示出来，其准确性令人难以置信。这张澳大利亚地图并不是惟一一张由迪耶普学校（Dieppe School）的绘图员画的。所有的图在欧洲人到达澳大利亚之前几个世纪就已画出了。1536年的多芬（Dauphin）地图和那些德利安（Desliens，1551）和德塞利耶海图（Desceliers Map；1553）对澳洲大陆的描述几乎完全相同。二十多年前，布里斯班的拉特罗布图书馆（La Trobe Library）展览了迪耶普（Dieppe）地图中的一张。参观者都很震惊：“看！布里斯班，看！还有斯特拉德布鲁克岛（Stradbroke Island）、莫顿岛（Moreton Island）、派恩河（Pine River）、赫德岛（Heads Island）和弗雷泽岛（Fraser Island），还有冲浪者的天堂—礁湖（lagoon）。”（1）东部澳大利亚海岸绘图的准确性使我相当震惊。为了准确的测量海岸线，中国舰队一定花了很多时间在澳大利亚的今天被称为新南威尔士和昆士兰的东部海岸，一个明显的原因是这个地区丰富的矿藏。 或许由巨大的宝船队带来的最有商业价值的科学家是开采工程师。那时，中国和印度一起拥有世界全部财富的一半。（2）而印度工程师引领了世界的开采技术，他们开采了西非的金矿与铁矿，促使了原材料向东穿过印度洋的流动。印度工程师和冶金家与宝船队一起航行，然而中国在地质学、矿物提炼和加工方面已有几世纪的经验。正如要求的那样，很早时期中国人的记录中已有所描绘（3）：宝船队可能已开采矿石，并将绿宝石和提炼的金属装入船舱中运回中国。但是为了开采他们在航海中发现的矿物，中国人也可能建立了长期的殖民地。 到公元1世纪时，中国科学家已将矿物分为几组。（4）早期科学家能辨别出不同的氯化物、硫化物和硝酸盐，并知道怎样去开采。他们用硫化汞矿物制成红墨水和颜料。将滑石作为过滤器加入纸中，皮革由于硝酸钾的缘故，第一次变干。接着，加入氯化铵，由于硫酸铁化合物的作用，皮革被染色了。 在地理勘测方面，他们是相当有才能的，他们能够通过磁铁测量或是测量由爆炸声引起的波动，甚至通过陆地的位置勘察矿物和金属。他们也知道他们寻找的矿石和矿物经常与其他东西有地质上的联系：软玉（Greenstone）常出现在铜矿周围，它们甚至呈有规律的联系：“上有丹沙者，下有黄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铜金”。①（5）类似的是，铁矿与地表的赤铁矿有联系，硫磺与铁、黄铜矿结合意味着明矾。中国化学家还推断出：一定的植物在特殊的矿物作用下会成长得更加茁壮。当植物生长得接近一定的矿物时，植物就会改变颜色和味道。西布勒（Cybule）葱标志着银，韭菜（shallot）标志着金，生姜与铜和锡。②18世纪，中国人已经明确地知道了一些植物可以真正标志金和其他金属的出现，几个世纪以后，西方的科学家才知晓。（6） 澳大利亚的让·罗茨航海图和失事船只残骸以及那个国家周围发现的中国装饰品都表明：不管是靠机遇还是有计划的，在马队的陪同下，庞大的中国舰队已经发现了一些世界上种类最多，藏量最丰富的矿物层的位置。中国人在马的选择上表现了过度关心，他们最喜爱的是塔吉克斯坦有名的“汗血马”，之所以如此命名，是因为他们认为此马流带血的汗水（皮肤上的红色印记实际上是由皮肤上的寄生虫引起的）。汗血马得到很好的喂养，奔驰在中国的天山山谷中，天山—是马穿过覆盖这一地区的胡桃林奔跑的地方。它们的动作快得让人难以置信，而且它们很强壮，能够穿过厚雪开辟出一条道路来，在最恶劣的天气中生存下来。朱棣统治时期，引进了百万匹汗血马，建立了特殊的“茶马司”，用茶交换牲畜，这样避免了白银外流。 中国骑兵队的几千匹马被装在马船上与宝船队一起出航。这些马用捣成糊的熟米喂养，每匹马每天需要两加仑水。有证据说明是中国人带马上岸的。在当时的澳大利亚马还不被人所知道，但是，在迪耶普学校瓦利亚德（Vallard）航海图中却得到了很详细的描绘。在这里，我必须声明，它
